七个博士中的典型代表 

　　至今让我非常感慨的是，当时南开的校领导非常开通，给薛康等外校学生提供了很多方便，他不仅可以在南开听课、读书、做研究，还可以住宿舍、吃食堂。开放灵活的管理方式为陈先生提出的南开数学所“立足南开，面向全国，放眼世界”的目标提供了基础保障。到薛康博士毕业时，兰州大学还专门派人过来一起参加答辩，办理毕业事宜。薛康在南开理论物理研究室取得了很好的成绩，他在杨-巴克斯特方程及物理应用方面也有很好的成果。 

　　后来东北师大又来了不少学生，我记得一共是七位，其中最突出的就是孙昌璞，他后来是杨先生和南开联合培养的博士。这种培养模式当时在国内还不多见，当时杨先生和南开的领导能坚持这样做，可以说成就了孙昌璞，他现在已经当选了院士。 

　　关于孙昌璞报考南开大学数学所理论物理研究室博士研究生，还有一段故事。陈省身先生创立南开数学所后，极力推动中国的数学研究，组织暑期讲习班，聘请国外数学家来华讲课。1988年，他觉得也可以聘请一些国内学者在暑期讲习班讲课，就聘请了张恭庆、冯克勤和我（后来知道是谷超豪先生建议的）。我们当时都住在吉林大学的一个院子里。 

　　我讲的是自对偶杨-米尔斯场。记得教室不大，人都坐满了，有位青年坐在讲台前的凳子上听讲。后来我知道，他叫孙昌璞。多次接触后，我觉得他功底深厚，有见解，同时他在贝里相位因子方面做了很好的工作。他提出想考南开做博士生，我自然非常高兴。他是东北师大的人才，过了一年之后才进入南开。他极为刻苦，悟性很高，很快成为研究生们争论问题的核心，并有独创精神。有一次他一边骑车一边思考问题，竟骑进了没有井盖的下水道口，住院缝了七针。他对杨—米尔斯场有全面的了解，后来整理成系统的材料，只是由于一些原因未能出版。1990年后，他成为杨先生在南开联合招收的博士生，毕业后杨先生资助他去石溪工作了一年，取得了优秀成果。薛康和孙昌璞是东北师大出身、在理论物理研究室毕业的七个博士中的典型代表，我从他们身上也学习了很多。 

　　好像是上天的安排，后来我才知道薛康和我竟然是同月同日生，而孙昌璞与我一样都属虎。说我是他们的导师，其实我们是互帮互学，师生相长，他们对我的帮助也很大。杨先生对薛康、孙昌璞也很关心，百岁高龄，还在电话中几次问起他们的情况，关怀之情让人感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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