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世纪30年代，天津的文化氛围还是比较浓厚的。除了为现代文坛培养了众多文学新秀的天津《大公报·文艺副刊》和《大公报·文艺》副刊外，天津的《国闻周报》在发表新文学作品方面也同样敢为人先，如沈从文（1902—1988）的中篇小说《边城》，就是通过《国闻周报》走向全国、享誉世界的。

　　《边城》以20世纪30年代川湘交界的边城小镇茶峒为背景，描绘了当地特有的风土人情，讲述了撑摆渡船老人的外孙女、“明慧温柔”的翠翠与船总的儿子恋爱的故事。船总的两个儿子天保与傩送都喜欢天真、淳朴的翠翠。天保采用传统的方法，由父亲托人去说媒，未能得到腼腆的翠翠的回复。当他得知弟弟同样喜欢翠翠的时候，他支持弟弟采用月下山头以歌传情的方式，向女孩子表达心意。为成全弟弟，哥哥随自家货船出了远门，结果掉入茨滩，意外身亡。弟弟产生负罪感，觉得对不起哥哥，伤心地驾船到川东去劳作了。撑了五十年渡船的外祖父，在一个雷雨交加的深夜悄然去世，悲伤的翠翠接替外祖父的工作，继续撑摆渡船并等待傩送回来。

　　1934年1月至4月，《国闻周报》分10次，刊发了小说《边城》。而天津出版的《沈从文年谱》，则说《边城》全文分11次发表于《国闻周报》第11卷第1至4期、第10至16期。上海三联书店2020年出版的《沈从文经典名作》，在介绍《边城》的文字中，也采纳了这种说法。这里忽略了《国闻周报》第11卷第3期，因为《边城》续稿“收到稍迟”，未来得及刊登，故此期空缺。

　　《边城》原是边写边刊发的。1934年1月1日，《国闻周报》首次刊发《边城》时，不无自豪地告诉读者：“沈从文先生在写毕长十余万言的《记丁玲女士》后，又应编者之请写一个中篇，本期开始登载的《边城》，便是以编者的友谊逼出来的。”可见《国闻周报》的编者是很有眼光和见地的，他们在1933年7月至12月，刚刚连载了沈从文的《记丁玲女士》，就又约来了新作《边城》。他们以能够刊发沈从文的小说为荣，以能够得到读者的欣赏为乐，同时，编者与作家之间也已经建立了信任与友谊。同年1月，因沈从文“返湘看望母亲，来回四十天”，回到北平后才续写《边城》，遂使连载中断了一个多月，直至3月12日《国闻周报》第11卷第10期，才又见《边城》刊出。编者说：“沈从文先生前因回籍，《边城》续稿中断，自本期起继续登载。”至4月23日，《边城》全稿刊载完毕。结尾是主人公翠翠心仪并盼望归来的青年傩送，到了冬天还不曾回到茶峒来。作家写道：“这个人也许永远不回来了，也许‘明天’回来！”作家没有给出一个团圆的结局，令读者感到遗憾。《国闻周报》的编者很理解读者的心情，在《编辑后记》中，向读者交代：“沈从文先生的《边城》，至本期已告结束。据沈先生说，这篇文章原拟把翠翠摆在人群中更历些酸辛，但因为家中一读者不大赞成，所以让她用‘等下去’的一个办法打发日子去了。”原来这样的结尾，还是经过沈夫人张兆和的说情才给安排的，倒是给读者留出了想象的空间。

　　小说《边城》对人物心理刻画十分细腻、逼真。如外祖父与外孙女谈找婆家的事，作家写道：

　　翠翠第二天第二次在白塔下菜园地里被外祖父询问到自己主张时，心儿跳着，把头低下不作理会，只顾用手去掐葱。外祖父笑着，心想：“还是等等看，再说下去，这一坪葱会全掐掉了。”同时似乎又觉得其间有点古怪处，不好再说下去，便自己按捺住言语，用一个做作的笑话，把问题引到另外一件事情上去了。

　　未成年女孩子的羞涩，外祖父对外孙女心情的理解，都描写得恰到好处。又如边地俗语的引用，“火是各处可烧的，水是各处可流的，日月是各处可照的，爱情是各处可到的”，为船总的儿子爱上穷人家的女孩子，找到了顺理成章的理由。总之，沈从文对湘西生活的每一个细节都烂熟于心，随手拈来，便成好文章。

　　1934年4月25日，天津《大公报·文艺副刊》发表了沈从文的《〈边城〉题记》，为《国闻周报》刊发完毕的《边城》补上了点睛之笔。他说作品所写的是自己生长的熟悉的地方，反映的是“农人与兵士”的生活，“就我所接触的世界一面，来叙述他们的爱憎与哀乐”。他强调“我的读者应是有理性，而这点理性便基于对中国社会变动有所关心，认识这个民族的过去伟大处与目前堕落处，各在那里很寂寞地从事于民族复兴大业的人”。他说：“我所写到的世界，即或在他们全然是一个陌生的世界，然而他们的宽容，他们向一本书去求取安慰与知识的热忱，却一定使他们能够把这本书很从容读下去的。”后来，他在交流写作经验时，指出“写文章，要能定出人类的爱与憎，最重要的，是写出中国人的美德”，这样才能与他人的作品有所区别。他说《边城》的创作就是在“写中国人的美德”，并“发扬中国人的美德”。

　　当时的《国闻周报》在北平、上海、南京、汉口、开封、武昌、太原、成都等地，通过大公报分馆作为发行渠道，几乎覆盖了大半个中国。小说《边城》通过《国闻周报》，从天津走向全国，并立即引起反响。评论家李健吾从艺术风格与审美的角度，对《边城》给予高度评价与赞赏，称沈从文是“一个渐渐走向自觉的艺术的小说家”，“他能把丑恶的材料提炼成为一篇无瑕的玉石。他有美的感觉，可以从乱石堆发现可能的美丽。这也就是为什么，他的小说具有一种特殊的空气，现今中国任何作家所缺乏的一种舒适的呼吸。” 李健吾称《边城》是一部田园诗般的杰作，“这里一切是谐和……细致，然而绝不琐碎；真实，然而绝不教训；风韵，然而绝不弄姿；美丽，然而绝不做作”，“这是一颗千古不磨的珠玉”。

　　1934年10月，《边城》作为“创作文库”丛书之一，由上海生活书店出版，并于1935年6月、1937年5月两次再版。1943年9月，桂林开明书店又出版了改订本。新中国成立后也出版了多个版本。《边城》还曾被改编成电影，受到观众的喜爱。同时，自1936年起，《边城》就陆续被翻译成英、法、日、德、瑞典等多种语言出版。《边城》不仅被写入中国文学史册，而且在世界文坛，为中国的文学事业赢得了荣誉。

　　沈从文也以他别具一格的等身著作，跻身20世纪杰出作家的行列。他在现代文学史上的代表作《边城》，最初是在天津发表，并走向全国、享誉世界的。这是天津文化史上的光荣，也应该载入天津的文化和文学史册。谨以这篇短文纪念沈从文先生120周年诞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