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年10月6日是母校耀华中学95岁华诞。校友会两次通知写稿，先是征文，后又让我代表67届起草贺函。书写之间忽陡生一问：读过书的学堂为何要唤作“母校”？循着此疑，又催发了些许忆想……

　　众所周知，“老三届”在历届毕业生中可能最为特殊。而我和另外三位耀华同学，或许又称得上是“老三届”中最为特殊的。1966年6月，初二即将读完的时候，“文革”开始。由于无课可上，又因了《军垦战歌》《年轻的一代》《西去列车的窗口》的感染，高二4班的张连起，便带了我们初二4班的虞克难（《天津日报》1964年5月29日载袁静所写《一朵小红花》的主人公）、王治疆（原名王天镛，后曾协助张连起完成耀华院士塑像群，二人姓名均镌于塑像群前）和我，于1966年9月23日登上驶向河西走廊西端的列车，成为中国人民解放军生产建设兵团农业建设第11师3团7连（后改为兰州军区生产建设兵团916部队7连）的军垦战士。那时，我们都未毕业，甚至还是少先队员，我还担任着学校少先队的大队劳动委员，6月停课前不久，才刚刚带领初一、初二的少先队员去水上公园种过蓖麻。

　　整整25年后，我从甘肃调回天津，1991年9月23日在天津市广播电视局报到时，已从不满15周岁的初中学生，变为时值不惑的中年人。尽管两年的中学生活过于短暂，却也教给了我很多很多，留下了一幕幕难忘的景象和深刻的记忆，我曾以散文《自由的天空》忆及母校美好的人和事，亦通过《书当快意读易尽》和《劳动课》描述过曾怎样从母校的图书馆和劳动课中受益终生。不过，更令我感念不已的是，在离开耀华以后的半个多世纪里，母校总能给我许多全新的感动、恒久的教诲。

　　当年在校读初中时，从未听说过老校长赵天麟在日寇特务枪口下壮烈牺牲的故事。离开母校40年后，时任校长曲丽敏命我为纪念赵校长而拍摄的纪录片《气贯长虹 光耀中华》撰稿，方对先烈事迹有所了解，母校便给了我新的教育与感动。赵天麟校长1934年到耀华工作，短短四年后，便用生命写就一篇天津版《最后一课》。法国作家都德的短篇名作《最后一课》曾被多国选入课本，整个世界都为主人公的爱国情怀点赞。但，那个叫做韩麦尔的法语教师毕竟没有因捍卫法语舍命流血，而我们的赵校长却为抵制奴化教育英勇献身──津版《最后一课》实为中外教育史罕见。所以，那部纪录片在电视台播出后，又作为校庆80周年纪念品制作光盘时，我为盒封写过这样的简介：“这是一个世所难见的故事──因不学日语为日方暗杀！主人公以满腔热血书写了国内外教育史上堪称罕见的一首爱国主义英雄诗篇。”更令我感动的是，1941年毕业于耀华的梁思礼院士，每次回到母校都要向赵天麟校长的铜像献花，梁院士生前接受采访时曾坦言：“南开中学遭到破坏后，当时耀华中学校长赵天麟为了接收我们这些失学的学子入校，开办‘抗日特班’，被日军卑鄙暗杀。所以，我现在每次回到耀华，总要向赵天麟校长铜像鞠躬，怀念这位爱国烈士。”

　　母校给我又一次的新感动，是继开办“抗日特班”70多年后所办的12个“抗震特班”。2011年秋，母校命我再拍一部记录500多名藏族学生在耀华就读一年的电视片《民族大爱谱华章》。接到任务后，我立即赶赴学校，经对领导和师生的多日采访，了解到这一故事的来龙去脉和其中很多令人感动的细节。2010年4月14日，青海玉树发生地震。震后，国家决定安排震区部分教室受损、无法上课的学生，暂时前往内地就读，母校耀华便承担了这一光荣任务。为使任务出色完成，母校上上下下动员起来。2010年7月31日，时任副校长侯立瑛等赶赴西宁，与青海省教育厅、玉树州教育局共同讨论安置灾区学生的方案。8月31日，时任学校党总支书记边华一行，专程前往玉树迎接学生。9月1日，500多名玉树学生分乘15辆大客车，经18小时抵达西宁换乘火车。9月3日，这批学生终于来到耀华滨海学校。9月5日下午3时，学校为他们举行了隆重的开学典礼。我接到拍摄任务时，这批学生即将返回家乡，但我还是幸运地参加了他们课内课外大量的各种活动，跟他们促膝谈心，熟识他们，了解他们，同他们在海河之滨的津湾大剧院一起联欢，甚至还登上他们返乡的大客车，直至北京西站将他们送上西行的列车。在同藏族学生的交往中，我再次为母校的大爱所感动。

　　2020年1月20日，在宁河区春节晚会的现场，因我是《于敏》诗朗诵节目的修改者和话剧《于方舟》（片段）的作者，便有幸同于敏之子于辛坐在了一起。我同他谈起了耀华。于辛说，他父亲对耀华的印象既深又好，生前曾多次谈到求学耀华是他能够考入北京大学的关键一步。于是，我向于辛郑重推荐了耀华的院士雕像群和于敏的胸像：“我每去一次，都会有新的感动、新的教育，都会得到某种净化与升华。”

　　忆起这些，我似有所悟：母语、母校、母亲、母爱，每当面对这些冠以“母”字的语词，何以会深切体味出孕育、哺育、养育、教育的无私、伟大、厚重与恒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