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话人：

　　丛  屹  天津财经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院长

　　朱绍岳  本报评论员

　　经济发展的根基在于市场主体。发挥企业和企业家能动性，营造好的政策和制度环境，让国企敢干、民企敢闯、外企敢投，企业活力迸发、竞相发展，将为高质量发展持续注入动能。

　　朱绍岳：高效便捷的政务环境，是优质营商环境的最直观体现，也是一个城市的“金名片”。马上就办、办就办好，减环节、减材料、减时限、减费用，做优各项政务服务，为企业发展提供的是优渥土壤。

　　丛屹：对企业来说，时间就是成本。一个地方是否适合企业落脚、发展，首先就看这个地方的政务服务是否高效便捷顺畅。服务的速度快、力度强，企业家扩大生产经营规模的内在驱动力也会更强。市场复杂多变，新情况新问题层出不穷，而企业是直接面对激烈竞争的市场主体。因此，以政务服务改革激发市场主体活力，不仅要通过“放管服”改革为企业松绑，还要拓宽渠道，广泛听取企业的发展诉求、分析研判行业发展的动态，为企业提供更加精准的政策服务，助力企业应对新情况新问题，驶入发展快车道。

　　朱绍岳：市场主体能动性的发挥，需要好的政策和制度环境。用好法治的力量，为各类市场主体营造稳定、公平、透明的良好环境，能够让企业在发展过程中放下包袱、轻装上阵。

　　丛屹：法治既是市场经济的内在要求，也是其良性运行的制度保障。同样，对于致力于创新创业的企业和企业家来说，尤其是在一些新兴领域，他们探索的，多是之前少有人涉足的市场和环境。如何让他们大胆地去闯去干，又不逾越“底线”“红线”？这个时候，就迫切需要用好法治的力量。比如，前段时间我市全面实施市场准入负面清单制度，一方面为企业立下了明确的“底线”，对企业的一些行为做了合理有效的约束，另一方面，这种模式也体现出“法无禁止即可为”的理念，给了企业充分的自由施展空间，让企业可以放心地在市场中大展拳脚。

　　朱绍岳：营造好的政策和制度环境，“让国企敢干、民企敢闯、外企敢投”，三个“敢”字，背后是对企业和企业家创新精神和创造活力的期待。这既需要企业担当主力“出征”，也需要政府做好“支前”工作。您认为，应该如何搭建桥梁，实现“双向奔赴”？

　　丛屹：市场竞争，主角是企业，但政府的力量同样不可或缺。政府有为和市场有效是互为条件的，二者各司其职，才能实现“1+1>2”的效果。互信从哪里来？可以从健全的产权保护制度中来，从透明的政企对接机制中来。拿天津来说，不久前举办的天津2022·中国企业家大会上，打头阵的议程就是向企业家汇报、请企业家建言。此外，天津五部门还通力合作，在全国首创“知识产权保护联动机制”，这些举措在保护企业合法权益不受侵害的同时，也让市场主体充分了解了城市的政策指向、发展方向。只有主动倾听来自一线的声音，才能有的放矢地营造市场环境，更好地激励企业家去创新创造。

　　朱绍岳：好环境是“干”出来的。但怎么干、干什么，是一个值得深思的问题。精心用心，让企业既可以享受到无微不至的服务，又能够集中力量，大胆放手创新创造，这是需要不断加强的重要环节。

　　丛屹：发挥企业和企业家能动性，何尝不意味着要发挥好干部的能动性？但主动靠前、积极服务，也需要掌握技巧和方法。企业在成长过程中，难免会遇到这样那样的问题，这就需要干部转变视角，把企业当“用户”，体谅其难处痛处，尽心竭力当好店小二，真正做到与企业家手牵手、心连心。同时，企业不仅要有好的“保姆”，也要有好的“帮手”和“伙伴”。这个时候要做的，就是有针对性地为关联企业进行牵线搭桥，让市场主体能够携起手来、共同发展。比如，不久前成立的天津市津商联合会（津商会），旨在引领和服务好广大津商企业，使之成为“津商平台”和“津商之家”。注重发挥商会、行会、协会这些社会组织的桥梁和纽带作用，促进企业之间加深交流合作，市场主体的潜力可以得到充分激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