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年8月，预期一年的天津文庙大修工程接近尾声，在文庙办公的天津市文博学会民间收藏专业委员会常务副会长何志华先生偶然发现，在院内铺设数十米长的消防管道时翻出的约一米五深的地下土中，含有一些散碎的古旧瓷片。笔者闻讯后予以关注时，管道施工基本结束，地面积土已经填回。但笔者有幸仔细观察了部分瓷片实物及出土环境，向何志华先生了解了相关情况，并就此与这位鉴藏经验丰富的老先生进行了多方面探讨。
文庙是天津市区规模最大、等级最高的古建筑群，更重要的它是天津老城范围内唯一一处建于明代且迄今一直没有遭到毁改的古建筑群。因此，笔者认为，虽然这些瓷片本身不一定具有珍贵的文物价值，但是它们出现在文庙这样特定的历史保护环境中，不仅对印证天津文庙的历史，而且对研究天津城市的形成与发展，还是具有比较重要的参考价值的。
此次出土的数十件瓷片实物，主要集中在文庙建筑群中路即府庙一线偏于前部的院落中，这是天津文庙最初建设的地方，仅作为文庙的地基即几近六百年。在这里出土的瓷器残片，早期的大致包括辽、金、元时期的磁州窑、钧窑、汝窑、哥窑、定窑、仿龙泉窑等产品，以磁州窑瓷片为最多。数量最大的当数明、清时期的瓷片，其中青花瓷所占比例极大，此外还有部分青花釉里红、粉彩瓷片，其他釉彩的瓷片则极少。从年份看，清代康熙、雍正、乾隆时期的青花瓷片数量明显大，也有相当一部分嘉庆、道光时期的青花瓷片，道光以后的瓷片基本未见，民国时期的瓷片没有发现。从器型看，包括瓶、罐、碗、盏、盘、碟、壶、香炉等。从纹饰看，明、清时期的青花瓷片纹饰比较丰富，其中“寿”“福”纹饰和文字比较多。在一些瓷器底部残片发现有“大清乾隆年制”等青花篆字款识，但从绝大部分残片看，原瓷器都是民窑产品，以树叶、花押等作为款识。
根据此次天津文庙出土的瓷片实物的基本情况，可以印证或发现：
其一，从此次天津文庙出土的一定数量的辽、金、元时期及明代初期瓷片看，在明代永乐二年（1404）天津建城前，天津文庙所处东门里一带已有比较密集的居民与聚落。至正统元年（1436）天津文庙兴建时，附近的街市已经相当繁华。当时天津左卫指挥使朱胜捐出东门里一处私宅兴建文庙，其成本肯定是非常高昂的，不仅是义举，而且堪称豪举。根据文庙出土瓷片得出明代初期东门里一带已经相当繁华这个结论，与1997年天津市考古队为配合老城厢平房危改而对天津旧城进行的大规模的系统考古工作所得出的结论，尤其是对旧城东门考古重要发现所得出的结论，也是基本吻合的。
其二，从此次天津文庙出土的清代康熙、雍正、乾隆时期的瓷片数量明显大，且在一些瓷器底部残片发现有“大清乾隆年制”等款识看，清代康、雍、乾时期应是天津文庙改建、扩建、大修比较频繁的时期。史志记载，清代雍正三年（1725），天津卫改天津州，至雍正九年（1731）又升州为府，另置天津县，故而卫学改为州学，后又升为府学，天津文庙也随之升为府庙。由于当时府、县两级官员不便同地祭祀孔子，在雍正十二年（1734）于府庙西侧另建县庙并随建县学，形成天津文庙府、县并列的格局。这一时期天津文庙改建、扩建、大修工程频繁，必然会在随工程土一起埋入地下的散碎瓷片上体现出来。除史料外，这些出土瓷片亦可与天津文庙的“千秋带”实物相互印证。“千秋带”常见于中国重要的传统建筑内顶木质构件之上，即该建筑大修时主修者或督造者记录的时间、官职、姓名等纪念性文字。据媒体报道，在2007年天津文庙大修中，共发现了六条“千秋带”。这六条“千秋带”均是在府庙大成殿的主房梁上发现的，其中三条分别是康熙三十三年（但笔者发现《大公报》记者1923年9月24日报道天津文庙大修时，此条“千秋带”却标为“大清康熙三十一年岁在壬申……”）、嘉庆八年及道光二十八年的，一条是1985年放置的，另有两条发现时没有明确纪年，后经专家认定，它们分别应是康熙四十四年和康熙五十八年放置的。专家称，这是通过对“千秋带”上所列的参与整修工程人员的官职、人名及任职时间等推断的。除1985年放置的一条外，六条千秋带中的五条皆反映出清政府对天津文庙的大修和重建，时间集中在康熙中期至道光时期的一百五十多年间，这与天津文庙出土这一时期瓷片数量大等情况也是完全吻合的。
其三，从此次天津文庙出土的瓷片中道光以后的实物基本未见、民国时期的实物没有发现等情况看，与近代以来英法联军、八国联军先后野蛮占用天津文庙，以及科举制度废止、封建王朝告终后文庙长期失修的历史情况也是吻合的。同时还可证明，虽然1923年至1925年在时任直隶省长曹锐提议下文庙曾获大修，但是基本未动地基。此后文庙屡次获修，大致也主要涉及地面建筑。也就是说，此次文庙院内铺设消防管道时所触动的部分地下土层，上一次还是清代道光时期翻动的。
中华文明博大精深，天津文庙渊源有自。笔者学识有限，不揣冒昧，将所见天津文庙出土瓷片这一文化现象及时报告出来，并结合自己掌握的史料和见闻予以简要说明，谨供研究者参考。本文表述和分析或有不妥之处，有待方家指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