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津文史研究领域的代表人物杨大辛,于2026年10月23日逝世,享年101岁。杨大辛1925年1月生于天津,早期从事报刊编辑工作,同时进行小说、木刻创作,创办了知识书店。自1978年起,他主持编写《天津文史资料选辑》和地方史志千余万字,著有《津门古今杂谭》《津沽絮语》等个人文集。在天津百年文化史中,杨大辛就如同一张穿越时空的邮票,封存着,传递着——那些年,那些事。
1993年 命运
1993年,老报人刘书申引用贝多芬的《命运交响曲》,以《奋进者的命运》为题给杨大辛的《津沽絮语》作序:“这一代知识分子,谁没有过探索追求、困惑焦灼、惶恐惊悸,以及颠沛坎坷?人的命运与时代扭结在一起,谁也无法分开。”在书中,杨大辛将命运比作“咏叹调”,“人生那么多的不如意,我没有时间叹息!”
他感慨,这部书可能是自己第一部,也是唯一一部文集。他或许没料到,人生还有三十多年的新跋涉。更不会料到,自己会成为美术、文学、地方文史领域的研究对象,出版、研讨、展览、采访接踵而来。
人生最后十几年,虽行动不便,但他头脑清晰、听力和视力几乎无障碍,读书看报,整理旧作,偶尔写些文字。每当来访者拿起相机,他会下意识地戴上眼镜。他说,“不忧、不惑、不惧”的心态,是从白石老人“寿者,劫之余也”中体悟出来的。对命运的凝望,并不是杨大辛步入老年后的自觉。其实,他很早就有了此种意识。
1945年 大辛
1945年,他将原名杨永福别署为“大辛”。这不是笔名,而是他发出的“命运之鸣”。由此,终生未更。
穷人的孩子早当家。8岁那年,母亲和妹妹亡故,父亲为供他读书,将家中财物变卖一空,父子俩住进传达室、锅炉房、杂物库房,从没过过春节。又正值国家遭受苦难、民族危亡之际,他曾说:“我是在忧患中成长起来的,因而成年后成为一个悲天悯人、愤世嫉俗的文化人。”
他16岁拿起笔,将民生疾苦写成小说,18岁时已担任两家报刊的编辑。从1942年至1945年,他发表短篇小说十二篇,中、长篇小说各一篇,其间迫于生计,还在日本漂泊了一年余。生活艰辛、思想苦闷,他想冲破命运的牢笼,又无路可循。
一支笔还不够,他又拿起了刻刀。在市立美术馆学习时,他结识了李平凡、金力吾等年轻人,大家自发聚集到杨鎱身边,用木刻唤醒民众奋起抗敌的决心。创作之余,他还借当编辑的便利于1943年操办了津京木刻展。由于受到日本特务干扰,展览只持续了三天,他还因此被迫辞去《银线画报》的编辑工作。
何为“大辛”?他1942年的自刻像,一半在阴影中,遮不住对光明的向往,骨瘦如柴的手紧握刻刀。1945年,他在《纪念鲁迅先生》一文中呼喊:“跟着先生走,我们确信必能脱离黑暗,走向青年一代的光明。”2015年,纪念抗战胜利70周年,“铁蹄下的青春:杨大辛与1943年津京木刻展”在天津美术学院美术馆开幕,获评当年文化部全国美术馆优秀展览项目。2017年,展览又获国家艺术基金资助,于2018年至2019年在苏州和黑龙江的美术馆巡展。
2021年2月11日,除夕,他给我打电话,说木刻展已结集出版,让我随时来取。他的声音比平时要高、要亮。转天即新春,迎来他的第八个本命年。他属牛,“横眉冷对千夫指,俯首甘为孺子牛”。
1949年 新生
1949年10月1日,北京。杨大辛激动地写道:“巍峨的天安门城楼上,毛泽东主席向全世界宣告: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今天成立了!广场上,三十万群众振臂欢呼,我目不转睛地望着第一面五星红旗,如东海朝日冉冉升起。苦难的祖国,从此步入了一个历史的新纪元。”
抗战胜利后,杨大辛与同学集资开设了天津第一家进步书店——知识书店,传播解放区的书刊。他在书店创办了《鲁迅文艺》月刊,还先后出版《喜悦:创作木刻集》《木刻新选》等,并秘密掩护地下党革命同志。
1949年9月26日至10月19日,杨大辛作为列席代表,参加全国新华书店出版工作会议,亲历了开国大典。“10月18日会议闭幕前,传来令人振奋的消息:毛主席将接见我们。”与毛主席握手的那一刻,曾经受的苦,这几日恍如隔世般的喜,瞬间化作了泪。当晚,他辗转难眠,“共和国镌刻在我心中,是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能源,驱动我努力做好出版工作。”
春风得意马蹄疾。从北京回来,他郑重递交了入党申请书。1950年,知识书店与读者书店合并,集出版、印刷、发行于一体,是天津人民出版社的前身,杨大辛继续担任经理。在晚年撰写的回忆录中,他回顾这段苦尽甘来的青春岁月,坦言自己“不免滋生了自满情绪”。1951年,他被调往政府任职,参与组建宗教事务处。
98岁时,我问他,离开知识书店遗憾吗?他说:“我更适合当个编辑。”
1978年 归来
1978年,两鬓斑白的杨大辛回归本行,到市政协负责文史资料编辑工作。他组建团队,对库存近千万字的“三亲”(亲历、亲见、亲闻)史料进行整理,并继续征集新的史料,第一年便编出四辑,公开发行,引起广泛关注。
他主编文史专辑,对中国租界史、天津革命史以及北洋史料进行开拓性研究。突破以往认知局限,刊登张伯苓、严修、李叔同、卢木斋、马三立及有关孔府的传记或史料,弥补诸多空白。他还全面参与了天津修志工作,主编完成了188万字的《天津简志》和《近代天津图志》等。面对新课题,他求教于来新夏,将修志的记述方法概括为:纵写历史,横陈当代,横排纵写,立体交叉。
1992年离休后,原有工作没有卸下,他又受袁东衣邀请参与市政协编译委员会工作。老骥伏枥,他常以鲁迅先生在《两地书》中的那句“我的生命,碎割在给人改稿子,看稿子,编书,校字”来自勉。80岁时,他如愿以偿,光荣加入中国共产党。2011年,他被天津市政协机关评选为“优秀共产党员”。
2026年 先贤
2026年10月23日,大辛先生走入了历史。我们最后一次通话是在2025年,他问:“你还是那么忙吗?”然后叮嘱我要多写文章。聊着聊着,时空仿佛交错,他说:“你比我年纪大……”
他曾对我说,我们是忘年知己。我很感动,很珍视这份情谊。但我却一直很难定义他。我知,他最在意自己的编辑身份。2017年,我写了他,刊发在《天津日报》。他看后很满意,跟我核实编辑的姓名,主动签字赠书。这是一个老编辑的职业素养,像尊重作者一样,尊重每篇文章背后的编辑。
他说,修史是“献上对家乡的一片心意”。他在杂文中赤诚地表达着爱与责任。“我生在天津,长在天津,对家乡的景物怀有特殊的感情,尤其是那日夜奔流不息的海河。”在杂文集的扉页上,他给我写有这样的赠言:“此文集可见证我七十年的写作轨迹。彰善瘅恶,愤世嫉俗,守持一个读书人的风骨而心安理得。”
我最看重他对天津历史文化名城保护的关切,言之凿凿、情之切切,有价值、有见地。2019年,我们谈及正呼吁设立天津名城日和西沽保护问题,他提笔写下:“古代天津是退海之地,曾多次发生海侵,因此社会发展滞后。根据考古发现,在春秋战国时期天津地区已有若干村落,最早的行政建制则为金王朝设立的直沽寨,距今八百多年。明永乐二年,天津设卫筑城。当时筑城选址在南北运河与海河交汇之处,即三岔河口之滨,向东可达海口,有利于海上漕运,从此奠定了天津城市发展之基石。不过回顾历史演变状况,早在天津设卫之前,在今红桥区地带,由于南北运河通航,已是内河漕运的重要码头。无论人口聚落、商贸往来、文化形态,甚至名人效应,均居于领先地位,后来才逐渐转移到海河两岸地区。所以在纪念天津建卫筑城615周年之际,切不可忽略今红桥区地带率先形成天津经济发展纽带的历史地位。”
大辛先生在回忆录的结尾写道:“人生苦旅,饮得甘泉,坎坷一生,善始善终。”正当我苦思如何评价他,冯骥才先生发来了这句话:“杨老是天津文化的先贤,文品人品令人尊敬,令人怀念!”诚哉是言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