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年是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穿越历史时空，回望星火征途，在追忆和纪念中最引人关注、最值得铭记的，主要集中于事件、精神、人物这三个方面。事件是纪念的出发点，指向长征这一波澜壮阔的壮丽史诗本身以及其间发生的历史事件；精神是纪念的落脚点，指向弘扬伟大长征精神、走好新时代的长征路这一根本要求；人物则是纪念的关节点，指向长征相关的历史人物（包括英雄群体），他们既是长征历史的见证者和创造者，也是伟大长征精神的熔铸者和传承者。罗平汉教授的新著《群龙得首——长征与毛泽东领导地位的确立》，聚焦长征路上如何确立毛泽东同志的核心地位、形成党的第一代中央领导集体这一主题，全面系统阐释了长征与毛泽东领导地位确立的历史逻辑，是一部站位高远、阐释精深、引人入胜、启人深思的长征主题力作和党史学习教育读物。
全面厘清“群龙得首”的历史脉络
长征对于中国共产党和红军来说，是一次战略层面的转移，也是一次绝处逢生的传奇。在极端的危境、困境、险境中，中国共产党领导红军创造出世界军事史上的奇迹，终得化险为夷、转危为安，并以长征胜利为出发点，气势如虹、锐不可当地走向中国革命的最后胜利。中国共产党为什么能？正如书中所言，其中固然有很多的原因，但一个重要原因是遵义会议后中国共产党不断走向成熟，而党之所以能够成熟，首先在于党中央的成熟；党中央之所以能够成熟，就在于选择了毛泽东这样一个卓越的领导人。
书名中的“群龙得首”四个字，出自1961年7月1日《人民日报》发表的朱德所作纪念中国共产党成立40周年组诗，其中《遵义会议》一诗写道：“群龙得首自腾翔，路线精通走一行。左右高低能纠正，天空无限任飞扬。”长征时期，特别是遵义会议前后，中国共产党和中国革命的面貌发生了根本性转变，实现这一转变的关键就在于，毛泽东成为中共中央和红军事实上的主要领导人，也即“群龙得首”。长征胜利之后，中国革命在中共中央和毛泽东领导下走向胜利的历史已经为人们所熟知。本书所要重点呈现给读者的，则是在中国革命的历史进程中，中国共产党是如何一步步实现“群龙得首”的。
邓小平曾指出：“遵义会议以前，我们的党没有形成过一个成熟的党中央。从陈独秀、瞿秋白、向忠发、李立三到王明，都没有形成过有能力的中央。”遵义会议前为什么“没有形成过一个成熟的党中央”？在历史的激流翻卷中为什么在长征路上最终选择了毛泽东？书中以大历史视野切入并逐一剖析，历届中共中央在为中国革命作出过不同程度贡献的同时，也都曾犯过右倾与“左”倾错误，使中国革命遭受了不同程度的损失。在此基础上，作者循着长征中毛泽东的思想发展和革命实践之轨迹，全面梳理了长征与毛泽东领导地位确立的历史脉络，以遵义会议为主要标志，成功地实现了历史转折，在事实上确立了毛泽东在中共中央和红军的领导地位，长征路上的中国共产党“群龙得首”，也为长征的胜利提供了最坚强有力的保证。
生动呈现“群龙得首”的历史逻辑
1934年10月，中共中央率领中央红军踏上长征路时，中国共产党已经成立13年多，但直到遵义会议前，其在总体上还处于幼年时期。正如毛泽东所说的：“是在统一战线，武装斗争，党的建设三个基本问题上都没有经验的党，是对中国革命的历史状况和社会状况、中国革命的特点、中国革命的规律都懂得不多的党，是对于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理论和中国革命的实践还没有完整的、统一的了解的党。”一个革命政党的成长需要历史过程，领袖人物的成长同样需要时间的磨砺。历史呼唤中国共产党独立自主地产生一个能克服各种弱点，能把马克思主义与中国革命的具体实际相结合，从而实现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能正确引领革命航向并取得革命胜利的掌舵人、领路人。长征路上，在对这种历史呼唤的回应中，毛泽东成为中国共产党的掌舵人、中国革命的领路人，“群龙得首”的历史逻辑，也体现出一种历史发展中的瓜熟蒂落、水到渠成。
作者对于这一问题的探讨并没有停留于对历史过程的梳理，而是从多维度、深层次研究了“历史为何选择毛泽东”的历史动因。概而言之，历史之所以选择毛泽东，是因为在各种因素共同作用和综合考量之下，他最为适合中国革命的需要，最具有领导中国革命应具备的才华和能力。具体而言，书中从“顺应中国革命大势”“从战争学习战争”“‘凡是没有办法的时候，就去调查研究’”“在‘不公道’中磨炼成熟”四个方面作了详细考察和深入分析。这四点充分体现了主观能动性与客观规律的辩证统一。作者指出，在遵义会议前的中国革命运动中，造就了一大批杰出的革命家，但会打仗的革命家不多，尤其是既有理论水平又有实践经验，既能写文章做宣传，又能深入工农搞群众运动，还能打仗，同时具有理论家和军事家气质的，毛泽东是这不多的人中最突出、最杰出的一个。他在党内不是最早开展军事工作的，却是在大革命失败后中共独立自主地开展武装斗争，最先深入农村组织动员农民开展工农武装割据的，并由此探索出了一条“农村包围城市、武装夺取政权”的正确革命道路，这在当时的中共高级领导干部中是绝无仅有的。书中还特别提到，毛泽东在长征之前经受了一系列“不公道”待遇，这也促使他进一步走向成熟，同时体现了一个共产党员坚强的党性原则。长征路上，“毛泽东在遵义会议以后，有很大的变化，他更加沉着、练达，思想更加缜密、周到，特别是更善于团结人了”。这些情况都表明，经历了长征特别是遵义会议后，毛泽东在工作方法、领导艺术上也进一步成熟，并日益成为一位合格的党中央的坚强领导核心。
深刻揭橥“群龙得首”的历史启示
邓小平在总结中国共产党的历史经验时曾指出：“任何一个领导集体都要有一个核心，没有核心的领导是靠不住的。”这在长征时期毛泽东领导地位确立的过程中得到了深刻的印证。揆诸史实，从遵义会议起毛泽东开始“管事”，局面为之一新。毛泽东指挥中央红军四渡赤水、巧渡金沙江，一改之前的被动局面，跳出敌人重兵包围。与红四方面军会师后，以毛泽东为核心的党中央与张国焘的分裂主义既坚决斗争，又讲究策略，最终实现了各路主力红军的大会师和长征的胜利。到达陕北后，毛泽东和中共中央审时度势，根据国内主要矛盾的变化适时提出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主张，推动实现了由国内革命战争向抗日民族解放战争的转变，使长征的落脚点成为继续前进的出发点，使被动进行的战略转移成为开创新局的伟大远征。通过历史的前后观照，遵义会议前后中国共产党和中国革命的面貌形成鲜明对比的一个关键原因，就在于遵义会议前毛泽东在党内和军内不能“管事”，而遵义会议后则开始“管事”，并在事实上确立了在党和红军中的领导地位。
长征是一段并未远去也从未远去的历史，历史的经验与教训更是历久弥新的宝贵财富。作者以直白而深刻的话语叙述了阅读中国共产党历史的感受：“对于遵义会议前的内容，如一艘在惊涛骇浪中航行的船只，时起时伏颠簸不断；而遵义会议后的历史，给人的感觉就完全不一样，革命的航程中虽然并非完全波澜不惊，但不再有大起大落之虑。其实，船还是原来那条船，只是换了一个舵手。”从此，毛泽东成为党和红军的实际主要领导人，遵义会议也成为党的历史上一个生死攸关的转折点。群龙得首自腾翔，确立核心启新航。正如本书前言中所指出的，遵义会议开始形成以毛泽东同志为核心的党的第一代中央领导集体，这一集体具备高超的政治智慧和崇高威望，能够准确把握时代大势，校准中国革命的正确航向，制定切合实际的路线方针政策，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集中打击主要敌人，从而最终赢得中国革命在全国的胜利。历史雄辩地证明，党的正确领导和毛泽东同志核心地位的确立，对于红军长征胜利具有决定性意义。90多年前历史发展的方向和轨迹，早已为此作了最为鲜活生动的注脚。进入新时代，我们党取得“两个确立”这一重大政治成果，成为新的长征路上攻坚克难、奋勇前行的最大底气和最大保证。群龙得首才能腾翔冲天，党有核心才能领航致远。这也是我们今天回望长征所应获得的重要历史昭示。
（作者为国防大学政治学院副教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