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加快构建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归根结底是建构中国自主的知识体系”。管理学作为哲学社会科学的重要组成部分，建构中国工商管理学自主知识体系愈发成为紧迫而必须的使命与任务。当代中国正经历着我国历史上最为广泛而深刻的社会变革，也正在进行着人类历史上最为宏大而独特的实践创新。中国企业在制度变革、数字转型、平台生态等进程中不断涌现新的组织形态和管理问题，这些实践既具有鲜明的中国特色，也承载着深刻的时代特征。如何在中国实践中孕育管理知识，又如何在时代变革中推动理论创新，是构建中国工商管理学自主知识体系必须回答的核心问题。

　　管理理论从来不是脱离实践而演化的抽象知识。管理学理论的每一次迭代，都是对实践中的重大问题进行了深刻的回应，具有鲜明的情境依赖性。也正因此，当中国管理实践的制度环境、发展路径与组织形态逐渐超出既有理论原生语境的边界时，单纯套用或局部修正既有管理知识，已难以充分揭示其中的复杂机理。中国管理实践不能只做现成理论的“注脚”或“反例”，而应成为管理实践与知识创新的重要源头。这种理论供给与现实需求之间的张力，既体现于中国与世界的空间维度，也体现于时代与历史的时间维度。要构建中国化时代化的中国工商管理学自主知识体系，需要遵循“中国—世界—中国”的横向建构逻辑与“时代—历史—时代”的纵向建构逻辑。

　　中国化的中国管理学自主知识体系首先是中国的，更是世界的，归根结底是为了中国。中国化即希冀达到中国管理学自主知识体系“中国—世界—中国”的辩证建构，中国管理学自主知识体系首先是立足中国管理实践的知识体系；在此基础上更要融入世界管理学实践与理论、给予中国管理方案；最终要从这种交融中不断吸取养分，巩固知识体系自身主体性。中国化的逻辑起点，是让中国实践真正成为管理知识生成的源头。中国管理研究不能长期停留于用既有理论解释中国现象，而应从中国式现代化的丰富实践中发现新问题、提炼新概念、揭示新机制，推动中国管理学从“关于中国”走向“源于中国”，从跟跑解释走向原创定义。立足中国，还要走向世界。中国管理实践既有自身的情境特征，也蕴含着超越具体情境的一般规律。不能削足适履地迎合既有范式，应该进一步将中国实践中形成的新问题、新概念和新机制带入全球学术共同体，在比较与对话中提升理论解释力，使中国经验真正成为世界管理理论发展的重要来源。走向世界，最终仍要回归中国。吸收世界先进管理理论与实践成果，并不以获得外部认可为目的，更要将其重新转化为解释中国管理实践、回应中国问题的知识资源。“中国—世界—中国”的深意正是在开放互融中形成自成体系的尺度和标准。

　　时代化的中国管理学自主知识体系首先是时代的，更是历史的，归根结底是服务于时代的。如果说中国化回答中国管理学“立足何处”，时代化回答的则是“面向何方”。时代化的逻辑起点，是从时代变革中发掘真正的管理问题。面对数字经济、人工智能、平台生态等新变化，中国管理学要突破追逐热点的浅层研究，深入把握时代变革背后的组织关系、价值创造和治理逻辑之变，从崭新管理实践中提炼时代管理问题，使管理学真正回应时代之问。立足时代，关键要溯源历史。今天的中国管理实践深深嵌入历史而生，中华文明长期积淀的整体思维、动态平衡、和合共生等思想资源，仍深刻影响着组织运行与管理实践。因此面对时代之问，溯源历史，要超越机械搬用传统概念的窠臼，让历史管理智慧经过创造性转化，成为能够解释当代管理问题的理论资源。尤其是人工智能、复杂网络等前沿方法的发展，也为过去难以纳入线性框架的动态性思想提供了重新理论化的可能。走向历史，最终仍要回到时代。历史智慧的价值，在于能否回应新的技术条件、组织形态和管理挑战。历史智慧要真正激活，就必须击中时代痛点，用历史的厚度支撑未来的高度，让中国管理学在传承中不断创新，实现“时代—历史—时代”的真正闭环。

　　当下中国工商管理学面对的许多问题，本身既是中国的，也是时代的。在“中国—世界—中国”与“时代—历史—时代”的往复迭代中，形成真正具有中国特色、世界意义和未来生命的自主知识体系，必定是一项十分艰巨也引人入胜的宏伟任务。中国化时代化的中国工商管理学自主知识体系，必将以更加自信的姿态屹立于世界学术之林。

　　（作者为中国人民大学商学院院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