川西北高原，阳光透过晨雾洒在一望无际的草原上。在中国工农红军长征走出草地见到的第一个村子——四川省若尔盖县班佑村，一座名为“胜利曙光”的中国工农红军班佑烈士纪念碑静静矗立。不时有游客缓步上前，鞠躬、献花，久久凝望。

　　中国烈士纪念日到来之际，记者随天津海河传媒中心组织开展的纪念中国工农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的重大主题报道团队来到若尔盖县，追寻红色足迹，缅怀革命先烈。

　　这座烈士纪念碑，是为了铭记一段发生于此的故事：1935年8月，当红军长征穿越草地，来到班佑村时，不少战士因缺衣少食、体力不支而滞留，等待接应部队。就在等待中，700多名战士，背靠背坐着长眠于草原。

　　纪念碑上，镌刻着开国上将、时任红十一团政治委员王平的回忆：我默默地看着这悲壮的场面，泪水夺眶而出。多好的同志啊，他们一步一摇地爬出了草地，却没能坚持走过班佑河。他们带走的是伤病和饥饿，留下的却是曙光和胜利……“这是红军长征过草地有史料记载牺牲人数最多的一次。”在巴西会议纪念馆，讲解员扎西泽仁在介绍这段历史时声音低沉。

　　若尔盖是长征中红军一、二、四方面军三大主力都走过的大草地，扎西泽仁介绍，和如今美丽、祥和的草原完全不同，1935年的草原遍布沼泽与泥潭，且气候恶劣。翻过雪山的红军到达草原，面临伤病饥饿、寒冷缺氧、后有追兵等困境，他们挖野菜、啃树根、嚼皮带，喝过毒水、吃过毒草，死亡如影随形。

　　“很多身经百战的将士，没倒在战场上，却牺牲在草地。随着死亡越来越多，后面的部队无需向导，看着战士们的遗体、遗物，就能找到行军路线。”扎西泽仁说，红军三过若尔盖草地，用顽强意志征服了人类生存极限，留下了“七根火柴”“金色的鱼钩”等感人故事，也是长征中非战斗减员人数最多的一段征程。

　　扎西泽仁就是烈士后代。过草地期间，他的外公担任向导，带着红军将士穿越那片“死亡陷阱”。1958年，外公牺牲在一次剿匪战斗中。

　　自2017年担任讲解工作，他查阅大量历史资料，时常接待前来参观的红军后代，更是看到乡亲们的日子越过越好，这让他对红军不畏牺牲、甘于奉献的精神有了更深地理解：“和外公一样将生命留在草原的烈士有很多，我们不知道他们长什么样，但他们有个共同的名字——中国工农红军。”

　　1935年8月底，穿越草地的红军将士粮弹匮乏、身心俱疲，但等待他们的不是休整，而是一场决定长征走向的关键战役——“勇克包座”。“当时，北上的咽喉要道包座，被国民党重兵封锁，若不能攻克，红军只能退回草地，陷入绝境。”花甲之年的红军后代供产，常听参加包座战役的父亲谢经仲讲起那次“太不容易”的胜利。

　　今天，饱经风霜的包座战役求吉寺战斗遗址，默默诉说红军长征途中的英勇事迹。黄土墙上，90余年前的弹孔清晰可见，不难想象当年战斗的惨烈。

　　父亲告诉供产，敌人凭借求吉寺和在山上构筑的工事负隅顽抗，红军多次冲锋未能成功，伤亡很大。这时，年仅24岁的红四方面军第十师师长王友钧向敌人猛烈扫射，掩护部队冲锋，硬是把敌人火力压下去。突然，一颗子弹穿过他的头部，王友钧壮烈牺牲。

　　前面的红军倒下，后面的战友立刻捡起枪支继续冲锋，战场上尸横遍野。供产指着离遗址不远的烈士墓说：“父亲说战斗胜利后，村民花好几天才清理完战士们的尸体，王师长就被安葬在他牺牲的地方。”

　　谢经仲也在战斗中身负重伤。他被敌人用刺刀扎中头部，当场昏死，幸而在战后被战友发现，但不得已留下养伤，与北上的部队失去联系。后来与当地藏族姑娘结婚生子，在高原扎下根。

　　渐渐地，供产明白了父亲为他起名的深意——饱含一名红军战士毕生追求的理想信念，也是红色精神与责任担当的传承。在担任求吉乡下黄寨村党支部书记后，供产致力于改变当地贫困落后的局面，在他的带领下，该村成为若尔盖县第一个蔬菜种植试点村，村民收入大幅增长。

　　临近中国烈士纪念日，供产更忙了。近段时间，他辗转周边多所学校给孩子们讲述红军长征的故事，还为前往包座战役求吉寺战斗遗址的游客阐释长征精神。故事讲过很多遍，每到动情处，供产依然热泪盈眶。他说：“传承和弘扬伟大长征精神，在铭记中走好新时代长征路，这就是我们对90多年前那场伟大征程最有力的回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