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生中总有一些事让人难以忘记。我的小说《积极叔》完稿后，先向某省文学刊物投稿，被退稿；再投稿，之后在《当代》1980年第一期发表。此事虽已过去46年，却是我不会忘记、也不能忘记的事。

　　1979年，我在铁道兵沈山线羊圈子生产基地服役，任连部文书。文书的日常工作规整有序，白天处理连队各类公文，待到深夜营房熄灯后，便可以有一段完整、不受打扰的时间读书写作。部队驻地的环境相对闭塞，但报纸、内部读物源源不断推送着全国各地社会变革的信息，千里之外湖南老家乡村发生的种种新变化，时时牵动我的心绪。我隐约感到，社会生活可能要迎来巨大转变，乡村众生百态、形形色色的普通人物，不断地在我脑海中浮现。社会转型之际，我熟悉的这些人物的命运会如何？借着工作之余的碎片时间，我伏案写下短篇小说《积极叔》。

　　稿件完成后，我依照当时通行的投稿方式，将手稿整理誊写妥当，寄往某省一家文学月刊，充满忐忑，又满心期待作品能够刊发。可两个月过去，等来的却是一纸退稿通知。编辑部回信称稿件“不合用”，同时勉励我继续努力创作。

　　在此之前，我已多次在省级刊物发表过小说、散文，一次退稿并未动摇我小说创作的信心。而那时，我偶然读到了关于秦兆阳先生论现实主义的文章，文章中的一些观点与我创作《积极叔》的初衷不谋而合。那时我只知晓秦兆阳是享誉全国的文坛前辈，既不清楚他供职的单位及通信地址，更不知道他正主持大型文学期刊《当代》的编辑工作。思索再三，我提笔写下一封书信，坦诚诉说了自身的创作、思考，连同完整的《积极叔》手稿一同寄往北京的一家报社，恳请报社帮忙转交秦兆阳先生，希望能得到前辈的指教。

　　当年邮政送信速度没现在这么快。我的部队驻地在辽宁省锦州以北，如果信件从军营寄往在北京的报社，再由报社转送秦兆阳先生；先生读完万字手稿、写信后再寄回连队，整套流程走完，正常至少需要半月。但令我万分意外的是，信件寄出仅一周，我便收到秦兆阳先生11月28日从北京朝内大街166号寄来的亲笔回信。先生在信中对《积极叔》一文给予高度肯定，他的点评令我铭记至今：积极叔“这种人物，在农村干部中确实不少，我是见过的。其实在城市里，机关、工厂、学校里也不少，只不过表现形态略有不同罢了”。先生一眼看出，我笔下的“积极叔”具有极强的典型性，城乡各行各业，都能看见这类人物的身影。在信中，他同时告知我：“我已转给人民文学出版社的《当代》，估计下月上旬即可发排，但要到明年3月才能出版。”

　　展读来信，我欣喜难抑。一名驻守部队的业余创作者，稿件经由报社费心转送，又能获得文坛大家亲自审读、亲笔复信，还提前告知刊发安排，这样的际遇，让人几乎难以想象。秦先生的认可，不只是让一篇普通习作得以发表，更是对我坚持书写真实生活、刻画复杂普通小人物创作道路的莫大鼓舞。几个月后，《当代》杂志1980年第一期面世。捧着带有油墨香的刊物，我心中满是对秦兆阳先生的深切感激。

　　这篇小说在国家级文学期刊《当代》的发表，极大地改变了我的人生轨迹与创作方向。1980年1月，我退伍回到湖南家乡，之后赶上湖南省“文革”结束后首届文学艺术界代表大会、作家协会代表大会召开。凭借《积极叔》的刊发成果，我以省文联、省作协双重正式代表的身份参会，有幸结识了省内大批作家与资深文学编辑。1981年12月，《积极叔》荣获湖南省文学艺术创作奖。此后十余年间，我笔耕不辍，陆续在《青年文学》《北京文学》《湖南文学》等刊物发表小说。小说多次在省内外获奖。最近，我有几部中篇小说还被建议改编为音乐剧、电影，以为更多的受众服务。

　　上世纪90年代之后，我投身剧院建设与经营改革探索。一路走来，历经诸多起伏坎坷，可每当想起《积极叔》刊发的这段往事，便觉自己何其幸运，也由衷感慨那个年代文坛纯粹热忱、惜才扶新的温情氛围。

　　46年前我的小说得以问世的经历，不仅是我个人一段珍贵的文学机缘，更是上世纪80年代文学新人破土成长的微小缩影。2026年，恰逢秦兆阳先生一百一十周年诞辰。我谨将这段尘封心底的文坛记忆分享给广大文学同道，以此遥寄对秦兆阳先生绵长的敬意与怀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