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一支队伍，手握枪杆，在山河破碎的年代，用二万五千里的足迹，于中华大地踏出一条血染的红飘带。
有一个人，手握笔杆，在万马齐喑的时刻，以孤身万里之行，将这条红飘带镌刻进历史的长卷。
这个人，就是范长江。
九十余年前，他曾独自从天津出发辗转成都深入西北，在硝烟中记录红军长征的真实面貌；他在《大公报》发表的报道震惊全国，让《中国的西北角》成为时代之眼；他用一生诠释：记者的使命，是站在历史与人民之间。
九十余年后，在中国工农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之际，我们从天津《大公报》创刊地出发，循着长征的足迹、长江的笔迹走进四川，去追寻那缕以一支笔点亮的信仰之光。
心怀家国 志在西北
九月中旬，车过沱江，绿荫深处，白墙青瓦次第展开。四川省内江市赵家坝，这里便是范长江出生的地方。
步入故居，书房里悬挂着“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的祖训。“先祖范仲淹的精神基因，在这座小院里代代相传，早早埋下了范长江心系天下的种子。”范长江纪念馆首任馆长段瑞明说。
祖训犹在耳畔，时代的风雷已将他推上了另一条道路。“1927年，18岁的范长江在重庆求学期间，因参加爱国学生运动遭到迫害，后辗转前往武汉。大革命失败后，他投身革命队伍，参加了南昌起义。”范长江纪念馆讲解员陈瑶介绍。
此后，他随部队南下，途中与主力失散，伤病交加，九死一生。几经周折，他走进北京大学的课堂，试图从书本中寻找国家的出路。但读书愈多，困惑愈深：举国要求抗日而政府不抗日，怎么办？教授却回答：这不是哲学的事。
这个答案让他深感失望。他放下书本、走出书斋，到现实中去寻找答案。
“1934年，他在南昌搜集了大量关于苏区的小册子，研究苏区的情况。”中国新闻史学会常务理事、天津师范大学新闻传播学院教授李秀云说，范长江对共产党和红军的关注，并非一时兴起。他敏锐地意识到：中日一旦开战，沿海必不可守，抗战大后方必在西北；而红军长征的动向，更是牵动人心的“大问题”。
“起初，他想组织一个考察团前往西北，写了很多报告寻求支持，却无人响应。组团落空后，他索性只身找到天津《大公报》，最终是总经理胡政之接纳了他。”段瑞明说，为了顺利西行，范长江提出：不要工资，不要差旅费，只要一张通行证件，写了稿件再支付稿酬。胡政之当场应允，还预付了部分稿费。
“这份接纳，其实是主客观条件的必然。”李秀云说，范长江曾以北京大学学生身份发表进步文章，文笔出众，《大公报》早在1933年就聘他为通讯员；而《大公报》自1934年10月红军长征起即跟踪报道红军动向，这份敢于直面事实的姿态，让它渴求一位能深入西北、带回红军真实情况的记者，因此双方一拍即合。
“那个时候他只有二十几岁，很年轻。”范长江的长孙范博站在天津《大公报》旧址前，想象爷爷当年出发的样子。他感慨道，那份急切与执着，是源于血脉里早已扎根的家国情怀。
“西北之行的危险，远超想象。”段瑞明将之概括为三重：人为的危险——地方军阀拥兵自重，生杀予夺；道路的危险——高原苦寒，野兽时有出没；生存的危险——饥疫交迫，死者常相枕于道。
然而，危险愈甚，范长江的脚步愈是笃定。
行进的路线，被一笔一画留在纪念馆里。一张手绘的“所经路线图”前，段瑞明为我们展开范长江的西北之行：从成都出发，足迹遍及西北广大地区，历时10个月，全程一万二千余里。一路所见、所闻、所感化作系列通讯，在中国新闻史上写下以脚步求证真相的重要一页。
穿越硝烟 追寻真相
四川松潘，川主寺镇，元宝山。
海拔3100米的高原上，风从雪山方向吹来，裹着草甸和秋寒的气息。
我们拾级而上，609级石阶一级一级铺向山巅，寓意着长征路上609次战役的刻痕。踏尽石阶，41.3米高的红军长征纪念总碑迎面矗立。碑顶，14.8米高的红军战士铜像一手持枪、一手捧花，双臂高扬，呈胜利之姿。
“‘爬雪山、过草地’的草地，主要指的就是松潘草地，红军三大主力都曾在这里留下足迹。”松潘县史志中心主任张世海告诉我们，1935年夏至1936年秋，红一、二、四方面军在这片区域翻越了长征中最艰难的雪山，跨越了最艰苦的草地，举行重要会议，进行激烈战斗，留下许多革命遗址。
站在碑前远眺，群山苍茫、云海翻涌——九十余年前，范长江正是沿着崎岖的山道，一步步走进了历史的深处。
“这条路真正寂寞，真正长。”这是范长江当年的记述。山道窄到马都走不了，“路尽在悬壁上，一步一须小心”；翻越高山时，“山上积雪甚厚，呼气成霜，须眉尽白”。“为了追寻真相，他每日至少要走40里路，用双脚丈量了红军长征的部分路线。”段瑞明说。
正是在这样艰险的路上，范长江练就了一双“新闻眼”。红军先行撤离，他沿途寻访红军途经的区域。他在报道中写道：石碑上镌刻着“平分土地”。他与当地居民交谈，常听人说“苏先生”——“凡是红军区域，皆归苏先生管辖”。后来范长江恍然大悟：苏先生不是人的名字，而是红色政权苏维埃。
“谣言不是新闻，感想不是新闻，事实才是新闻。”这份对事实的执着，让他知晓了真实的红军，也让他愿意把真相讲给更多人听。
离开松潘后，范长江沿岷江北上，来到甘南，这一次，他先于红军抵达甘肃。
“1935年8月，他见到卓尼第十九代土司杨积庆，将红军的实际情况和北上抗日的主张和盘托出，杨土司的思想由此发生深刻转变。”段瑞明说。
一个多月后，红军长征过甘南，粮食将尽，杨积庆暗中修复栈道、打开粮仓，以数十万斤小麦接济红军。对饥寒交迫的队伍来说，这无异于雪中送炭，不仅为攻克天险腊子口打下了基础，更为红军北上打开了一道生命之门。
执笔为炬 照亮未来
天津市和平区和平路169号，一座外廊式砖木结构的两层小楼静静伫立。九十余年前，这里曾是中国新闻史上醒目的坐标——《大公报》报社。范长江的西北通讯，正是从这里一篇篇传遍全国。
“西北行期间及之后，范长江在《大公报》陆续发表了数十篇旅行通讯，其中十余篇涉及红军长征。”李秀云说，范长江对红军长征的背景、动向进行深刻剖析，大胆判断：“他们最有利的出路，是北入甘肃。”
这份判断有多准？1937年，范长江到西安见到周恩来时，周恩来握着他的手说：“我们红军里面的人，对于你的名字都很熟悉，你和我们党和红军都没有关系，我们很惊异于你对于我们行动上的研究和分析。”这份来自历史现场的印证，极具分量。
1936年8月，范长江的西北通讯由《大公报》结集为《中国的西北角》在天津首发，一年多时间内连印九版，风行全国。
“这本书为外界了解红军长征提供了极为重要的事实依据——那些曾在新闻封锁下模糊不清的长征图景，经由他的笔，在相当程度上有助于国人了解：红军是一支有信仰、有纪律、有前途的队伍。”李秀云说。
这道信仰之光，穿透九十余年风雨，依然明亮。
2026年，是中国工农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也是《中国的西北角》出版90周年。回望来路，这本书点燃的，不只是国人对红军的认知，更是一代代人心中对真相与正义的追求。纸页会泛黄，字迹会模糊，可这条路上的脚步从未停歇——
这条路在脚下。内江师范学院范长江新闻学院，是全国唯一以范长江名字命名的新闻学院。院长陈丹说，学院持续开展“重走长江路”专业实践，编排话剧《范长江》《不尽长江滚滚来》，今年还制作了长征系列短视频，让范长江的新闻理念和长征精神在青年学子心中薪火相传。
这条路在延伸。在范长江纪念馆，“少年话长江”义务讲解已开展五百多场，先后有九十余名红领巾讲解员用稚嫩的声音讲述着长征和长江的故事，服务游客近四万人次。“我觉得，长征精神，就是为了心里的光，再苦再难也要走下去的劲头。”12岁的红领巾讲解员肖语清扬说。
这条路在远方。天津师范大学新闻学专业学生张欣彤也随我们来到四川，追寻先辈的足迹。“我第一次真切感受到‘抵达’二字的分量。书本里轻轻翻过的那一页，原来需要有人走很远，才能到达。”她说，作为新时代新闻学子，所要接续的，正是这脚踏实地的求真精神——在众声纷杂的时候，仍然愿意往前走一步，直到看见事实本身。
一步，又一步；一代人，又一代人。此行，让我们看到，那条血染的红飘带仍在笔下绵延——从历史深处飘来，越过雪山草地，穿过岁月烽烟，一路铺展向前。
记者手记
力举千钧纸一张
“横眉冷对众虎狼，俯首甘随牧牛郎。层层迫害骨愈坚，种种欺蒙瓦上霜。手无寸铁兵百万，力举千钧纸一张。坚持真理勇战斗，先生火炬照四方。”
采访结束后，站在展馆这首题诗前，段瑞明深情地背诵起范长江为纪念鲁迅先生所写的诗。声音落下，满室安静，我们心底被深深触动。
潜心范长江研究十余年，段瑞明翻遍史料，访谈后人，寻访足迹，把纪念馆从无到有建立起来。对范长江的新闻思想与人生历程，已了然于心。可多年过去，“力举千钧纸一张”仍是他心中最重的一句。
在那个年代，“枪杆子”守护家国，“笔杆子”唤醒人心。范长江，正是这“笔杆子”最坚定的践行者。
他说，这个社会正需要无数有操守的记者代表人民的利益而奋斗。
他说，在时局艰难的时候，新闻记者要能坚持真理，本着“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的精神，实在非常重要。
他还说，一名记者如果能为伟大的理想奋斗，便值得鞠躬尽瘁、死而后已。
九十余年前，范长江只身奔赴西北，穿越重重险隘，没有刀枪铠甲，只凭一纸笔墨，把西北大地的真实图景、民族救亡的声音传递给全国读者。
如今，信息传播纷繁复杂，传播手段日新月异。我们身在新中国新闻事业开拓者的故里，不禁自问：新时代的新闻人，该怎样接过这支笔？
“坚持真理勇战斗，先生火炬照四方。”追寻着范长江的足迹，我们明白，这支笔，应胸怀家国之重，应走到风雨深处，应着墨于不被看见的真相，应始终站在人民那一边。
手无寸铁，亦可凝聚百万人心；一纸素笺，亦能扛起千钧担当。长江自有后来人，这张纸的重量，让我们一代代新闻人接续托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