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前，构建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自主知识体系，已成为国家文化软实力建设的核心战略任务与时代命题。在这一整体性学术工程中，中国教育学自主知识体系的构建，不仅关乎学科自身话语权确立，更是直接服务于教育强国战略，为培养担当民族复兴大任的时代新人提供坚实学理支撑。中国教育学自主知识体系建构离不开方法论自觉，这一方法论的自觉，核心在于坚持“两个结合”，本质上是对西方中心主义知识范式的系统性反思与超越，是对中国教育实践特质的深度体认。它不能止步于用中国材料验证外国理论，亦不能满足于用中国话语包装旧有框架，而必须以“以中国为方法”为基本立场，以“扎根中国实践”为发生机制，以“本土知识生产新范式”为突破方向，以“研究方法的中国化调适与创新”为操作支点，实现教育学知识生产的范式革命。

　　一、“以中国为方法”：

　　从对象到方法论坐标的结构性跃迁

　　“以中国为方法”并非将中国简化为经验案例或实证场域，而是将中国作为理解教育现代化、知识合法性与制度演化逻辑的元问题域与方法论原点。它意味着中国教育实践所内蕴的历史连续性（如传统教化育人理念与现代素质教育理念的赓续调适）、制度嵌入性（如基础教育统筹管理体制与地方办学自主的平衡）、文化主体性（如立德树人根本任务对西方“能力本位”的价值重构），不是需要被解释的“特殊现象”，而是生成普遍性教育原理的原初土壤与逻辑起点。中国教育发展进程中制度建构、实践创新，都内嵌着中国人对教育本质、育人价值的独特理解，这些扎根中国文化与制度土壤的实践经验，本身就蕴含着突破既有理论的思想动能，其所凝结的“中国逻辑”，正构成教育学理论再概念化的本土资源。它要求我们改变以既有理论框架简单套解中国实践的研究惯性，更加重视从实践中提取范畴、从制度运行中发现机制、从教育行动中提炼原理，并在理论与实践的往返验证中形成新的解释框架。

　　二、“扎根中国实践”：

　　作为方法论意蕴的实践认识论转向

　　“扎根”绝非经验主义的田野采集，而是以实践为认识发生的本体论场域，展开一种本土化、关系化和过程化的认知方式。方法论意蕴体现在三个层面：一是反对把鲜活教育现象抽象成通用研究变量，主张在具体时空中把握教育实践生成的本土性知识。不同区域的教育实践需要放在当地自然条件、经济结构、文化传统交织而成的具体语境中，才能得到符合实际的解释。二是跳出个体与制度、微观与宏观等二元对立框架，聚焦教育实践中真实的关系。任何政策落地、实践推进都不是某一主体的单向行动，而是不同利益相关方基于自身立场互动博弈的过程，关系网络的动态调适与平衡，才真正决定政策效能和实践效果。三是不满足于静态的切片式研究，转向追踪教育实践的生成。中国教育改革本就是摸着石头过河、不断探索调整的渐进过程，任何教育形态都不是预设好的结果，而是在多方主体的持续互动中逐步演化生成的，这一动态演化过程本身，就是最富张力的理论源泉。

　　三、探索本土知识生产新范式：

　　从“理论搬运”到“范式创生”

　　本土知识生产新范式，核心在于建立实践、概念、理论和政策的循环模式。一是从实践母体中淬炼原创性概念。本土原创概念不是凭空臆造的抽象语词，而是对中国教育实践独特运行逻辑的提炼概括，其核心是跳出西方既有概念的语义框架，用符合中国制度特质、文化传统的话语，准确概括我们自己的实践经验，凸显中国教育实践的独特属性。二是以中国实践为参数构建中层理论。不同于宏大叙事的抽象建构，也区别于对个别经验的细碎总结，中层理论以中国教育实践的具体问题为导向，通过提炼核心变量、梳理变量间的关联逻辑，构建能够解释本土现象、预测本土实践发展的分析框架，为具体领域的教育改革提供学理支撑。三是理论成果须经由“政策实验室”验证。自主知识生产要服务于中国教育改革发展的现实需要，因此产出的理论成果需要放回真实教育场景中接受检验，通过多轮迭代优化不断调试完善，最终让理论产出直接对接政策推广与实践落地的需求。

　　四、研究方法的中国化调适与创新：

　　方法论自觉的操作化表达

　　方法论自觉最终落脚于具体的方法创新，中国教育学亟须发展根植于本土实践的研究方法。一是制度民族志研究的深化。超越西方民族志偏重个体微观叙事的传统研究取向，转而聚焦政策文本、组织运作和基层执行的制度链条，深入追踪国家教育政策从顶层设计到基层落地的完整过程，揭示制度落地过程中不同主体的互动逻辑与调整机制，还原中国教育制度运行的真实面貌。二是数字足迹分析的本土化。不照搬西方既有的学习分析模型与理论假设，而是立足中国教育实际，依托本土平台积累的海量教育行为数据，充分考虑中国学生的学习文化、教育制度的独特属性，构建相应的分析框架。三是跨尺度的混合研究。打破不同研究尺度之间的壁垒，将宏观层面、中观层面与微观层面的不同研究有机结合，真正破解教育复杂议题的运行逻辑。这些方法创新，不是对既有方法的技术修补，而是中国教育学知识主权在方法论层面的庄严宣告。

　　教育学的“中国时刻”，不在理论大厦的华丽竣工，而在每一堂课、每一所学校、每一项政策中，我们能否以清醒的方法论自觉，让中国教育实践成为世界教育知识版图上不可替代的坐标原点。这既是学科成熟的标志，更是文化自信的深沉回响。

　　（作者为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南京师范大学道德教育研究所教授、博士生导师，本文为国家“万人计划”青年拔尖人才项目“中国德育课程理论的时代建构研究”成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