互联网是宣传思想文化工作的主阵地，新时代坚持党的文化领导权的一个重大挑战来自互联网。特别是伴随大数据、人工智能等技术迭代升级，人类社会正加速迈入“万物皆数、智能互联”的数智时代。算法推荐替代人工编辑成为信息分发的支配力量，信息流动从“人找信息”转变为“信息找人”，深刻重塑了网络空间文化生产与传播的格局。习近平总书记就推动哲学社会科学高质量发展作出重要指示强调，“坚持和加强党的全面领导”。立足数智时代，坚持和巩固党在网络空间的文化领导权，不仅是巩固网络意识形态阵地的政治基石，更是推动数字文化繁荣发展、保障人民群众文化权益、提升中华文化全球影响力的关键所在。
一、夯实政治根基，牢牢守住网络意识形态前沿阵地
坚持和巩固党在网络空间的文化领导权，是数智时代巩固网络意识形态阵地的根本政治保证。互联网已经成为意识形态交锋的最前沿。习近平总书记强调，意识形态工作“是为国家立心、为民族立魂的工作”，“任何时候都不能旁落”。当前，算法推荐在提升信息分发效率的同时加剧了信息茧房和圈层区隔，给主流价值的有效传播带来挑战。必须强化党对网络文化工作的全面领导，把党管媒体、党管互联网原则落到实处。
强化党对网络文化工作的全面领导，是应对数智挑战的根本保证。面对算法推荐下信息分发机制的变革，要优化主流意识形态的话语传播结构，使主流声音在算法推荐、热搜榜单等关键环节占据应有地位。各级党组织要加强对商业平台、自媒体的统筹管理，将具有传播属性的网络平台纳入网络综合治理体系。
建立算法推荐的价值导向机制，是确保主流声音有效传播的关键举措。要推动平台企业落实算法备案与安全评估义务。要求平台定期报告主流内容的推荐占比，确保重要理论宣传类信息获得合理曝光。对算法歧视、恶意降权等行为建立纠偏渠道，压实平台主体责任。
提升领导干部数智技术的运用能力，是夯实党的文化领导根基的内在要求。各级领导干部要主动研究网络传播规律，增强政治敏锐性。要完善网信、宣传、公安等多部门协同联动机制，建立覆盖事前预警、事中处置、事后评估的舆情风险全周期管理体系。
二、坚守人民立场，走好网上群众路线
坚持和巩固党在网络空间的文化领导权，必须厚植群众根基，把党的主张和人民心声统一起来。习近平总书记强调，“一切脱离人民的理论都是苍白无力的”。必须确保数智技术红利转化为普惠、公平的文化服务。只有让人民群众真正成为网络文化建设的参与者、评判者与受益者，党的文化领导权才能获得最深厚的群众基础。
畅通网民参与文化治理的渠道，是践行人民立场的重要保障。要健全网络内容群众举报和监督体系，形成“投诉—核查—处置—反馈”的工作闭环。培育网络文明志愿者队伍，鼓励党员、团员在网络空间亮身份、发声音，积极参与正能量传播和虚假信息辟谣，形成覆盖广泛的基层网络监督力量。
缩小数字文化资源配置差距，是保障人民群众文化权益的应有之义。要系统推动数字文化服务向基层延伸，建设乡村数字文化站点，开发适老化终端，提供免费公共文化产品。
三、破除流量迷思，让正能量赢得高流量
以流量为核心的商业逻辑深刻影响着网络文化生态，必须着力破解“唯流量论”带来的传播失衡。“唯流量论”使主流文化生产陷入“叫好不叫座”的尴尬境地。低俗猎奇内容容易获得高曝光，优质作品却被算法降权，形成“劣币驱逐良币”的传播生态。
完善算法推荐的制度体系，是纠正流量至上偏向的根本出路。要完善算法推荐的价值导向审核机制，防止算法基于流量逻辑对主流话语进行隐性降权。推动平台企业落实算法备案与安全评估义务，对利用算法恶意传播低俗虚假信息的行为依法打击。同时，构建正能量激励机制，通过流量倾斜、榜单推荐等方式，让更多优秀作品脱颖而出。
创新主流话语的表达形式，是增强正能量传播效能的重要途径。要善于运用短视频、直播等新形态增强主流文化内容的表现力。推动主流媒体入驻各类社交平台，着力培养正能量网络名人。将党的创新理论转化为网民听得进、记得住、用得上的话语表达，让主流价值在潜移默化中入脑入心。
四、推进数字治理，提升文化治理现代化水平
数智技术为文化治理提供了新工具，但数据权属制度的滞后又带来新的挑战，必须加快制度供给。平台数据垄断造成信息分发权旁落，削弱党的舆论引导力。同时，西方数字霸权通过技术垄断和文化输出进行意识形态渗透。只有制度与技术同步升级，才能有效应对现存挑战。
健全文化数据资源权属和保护制度，是治理能力提升的前提基础。要对涉及意识形态安全的关键数据实行分类分级保护，加强党对文化数据要素的统筹管理。明确用户生成数据的归属和使用边界。建立国家文化数据资源目录，防止数据滥用和外流。
完善虚假信息和不良内容的治理机制，是净化网络生态的关键所在。要建立网络谣言快速甄别、标记、辟谣、溯源的全链条处置流程。对利用人工智能深度伪造、恶意解构优秀传统文化等行为依法打击。建立健全网络辟谣联动机制，实现“一处发现、全网联动”。
推动治理模式从“管内容”拓展到“管算法”，是应对数智挑战的必然选择。要强化多部门协同联动，实现信息互通、风险共防。推动党的文化治理模式从“管内容”拓展到“管算法”、从“管阵地”延伸到“管生态”，做到及时发现新业态，科学研判、依法处置新问题。
五、加强国际传播，提升中华文化全球影响力
数智时代，国际话语权的竞争已延伸至数字平台，必须主动构建中国话语和中国叙事体系。中国在世界上的形象很大程度上仍是“他塑”而非“自塑”。要坚持党对国际传播工作的统一领导，以中华文明的包容性与创新力，主动参与全球数字文明新范式的塑造。
打造具有国际竞争力的数字文化产品，是提升传播力的前提和基础。要集中资源支持体现中华文明精神、符合国际传播规律的网络文化精品。采取政府引导与市场运作相结合的模式，推动文化产品出海。注重挖掘具有跨文化共情力的故事题材，用人类共通的情感语言讲好中国故事。
建设自主可控的海外传播渠道，是掌握国际话语权的重要依托。要鼓励主流媒体和头部企业加快海外本土化布局，挖掘境外社交媒体上的中国文化传播力量，搭建民间文化对话桥梁。建立多语种传播动态监测体系，增强主旋律信息的全球认同。
积极参与全球数字治理规则制定，是贡献中国智慧的关键路径。要依托世界互联网大会等多边平台，在算法伦理、人工智能治理等领域主动提出中国方案，推动建立公平、透明的国际数字治理新秩序。加强与各国在打击虚假信息、防范算法滥用等议题上的协作，推动构建网络空间命运共同体。
（作者为天津市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研究中心中共天津市委党校基地研究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