孔子认为君子应具备“言必信，行必果”“耻其言而过其行”的品质，强调君子应有信，即言行一致，反对言行不一、言过其实。何谓“信”？《说文解字》中说：“信，诚也。”又说：“诚，信也。”从信的字面意义来看，“信者，人言也”，其基本内涵应是诚实不欺、守言重诺。信作为儒家“五常”之一，是处理人际关系的重要行为准则，是一个人为人处世、安身立命的基础，因而也成为君子道德修养不可或缺的内容。

　　真诚守信 夯实立身之本

　　孔子曾有一个有趣的比喻：“人而无信，不知其可也。大车无輗，小车无軏，其何以行之哉？”意思是说，人如果失去了信用或不讲信用，不知道他还能做什么。就像大车没有了輗，小车没有了軏，它靠什么行走呢？輗和軏是古代车子上连接车辕和车轭的关键部件，大车的叫“輗”，小车的叫“軏”，没有輗和軏，车子是不能行走的。这句话生动地诠释了信在我们安身立命中的作用。

　　宋代名臣司马光一生无论为官、治学还是处世，都持诚信之道。他说：“夫信者，人君之大宝也。”他曾自我评价：“平生所为，未尝有不可对人言者。”司马光笃行诚信，源自良好的家教。宋人邵博在《邵氏闻见后录》中记载，司马光五岁时，家里有人送来一些青胡桃，他想吃却不知道如何剥皮，家里仆人用热水烫开了青皮。姐姐问他是谁想出的这个好办法，司马光逞能说是自己。恰巧目睹此事的父亲严厉地批评他说：“小孩子怎么敢撒谎骗人？”这给了司马光深刻的教训，“光自是不敢谩语”。

　　做官后，司马光在朝堂上也以诚信为宝，从不阳奉阴违、隐瞒观点或回避责任。担任并州通判时，司马光受庞籍派遣考察在麟州屈野河以西修筑城堡事宜，回来后上报认为有利于保护边界安全，不料后来去筑堡的官兵千余人大部被西夏军围歼。朝廷派御史前来查案，作为上司的庞籍独自承担了责任，这使司马光内心十分不安，接连上《论屈野河西修堡状》《论屈野河西修堡第二状》，坦承事实，要求处分。朝廷并未追责，司马光又只身前往中书省和枢密院以求降罪，得到的答复是：“御史未给你定罪，何言降谪？”但这始终让司马光寝食不安、夜不能寐。

　　生活中的司马光同样诚实无欺，他家中有一匹好马，性情温顺、毛色鲜亮，晚年因为生活拮据，不得已想拉到集市卖掉以补贴家用。临去前，司马光叮嘱老仆说：“咱家这马平时还好，但到了夏天容易生肺病，一定要如实告诉买家。”老仆很是不解：“您说马有病，还怎么卖得出好价钱？”司马光正色道：“卖马事小，诚信事大，岂能因贪利而损名？”老仆只好遵照司马光说的话去做。在司马光居住的洛阳，如果有人做了不好的事，就会被人批评说：“难道你就不怕司马光先生知道吗？”苏轼评价司马光：“诚心自然，天下信之。”清人陈宏谋也赞誉司马光一生“以至诚为主，以不欺为本”。

　　诚信的至高境界是不欺于人，也不欺于己，使自己内心安定，无愧于天地，这也是司马光所追求的道德境界。在儒家的理想人格中，圣人是最高典范，一般人难以企及，但君子人格则是通过自身修养和主观努力可以达到的，而信则是君子人格所必备的素质和标准之一。《中庸》里说：“《诗》云：‘相在尔室，尚不愧于屋漏。’故君子不动而敬，不言而信。”意思是说，《诗经》里讲，一个人即使在屋里最隐蔽的地方，也应当无愧于神明。所以，君子没有行动之前，先存恭敬之心；没有说话之前，先存诚信之心。也就是说，君子的诚信品格是一以贯之的，是由从内到外的诚实正直支撑的，而不是从华丽的言辞中获得。孔子还说：“言忠信，行笃敬，虽蛮貊之邦，行矣；言不忠信，行不笃敬，虽州里，行乎哉？”一个人如果忠诚老实、诚信不欺，就能获得他人的信任和尊敬，即使到了未开化的异族之地也能畅行无阻；反之，即使在本乡本土也难行得通。可见，信不仅是做人的基本品格，也是一个人在社会生活中成就事业、安身立命的基础和条件，是我们必须加以提高的道德修养。

　　言而有信 恪守交友之道 

　　《论语·公冶长》里子路问孔子的志向，孔子回答说：“老者安之，朋友信之，少者怀之。”在他看来，朋友相互信任是一种很高的人生境界。

　　东汉时，山阳郡金乡（今山东济宁）人范式与汝南郡（今河南汝南）人张劭同在太学读书，成为同窗好友。学成返乡时，二人依依惜别，范式对张劭说：“两年后，我将到你家拜见你的父母，看看你的孩子。”于是约定好了日期。两年后，将要到约定的日期，张劭将这件事告诉了母亲，让她准备些酒菜招待好友范式。其母听了有些怀疑地说：“你们已经分别两年了，又相隔千里，你凭什么确信他一定能来呢？”张劭回答说：“巨卿信士，必不乖违。”范式是个讲信用的人，他一定不会违约的。张劭的母亲说：“如果真是这样，我就为你们酿酒。”到了约定的日子，范式果然到了，他拜见了张劭的父母，与张劭相聚饮酒，尽欢而别。

　　后来，范式入仕在家乡山阳郡担任功曹，二人很久没有见面。张劭因病不久于人世，他叹息说：“很遗憾不能见到我的生死之交。”身边人问他这个人是谁，张劭回答说：“山阳的范巨卿是我生死相交的朋友。”不久，张劭就去世了。这一天，范式突然梦到张劭穿着黑色祭服，帽子上的带子也没有系，对他说：“你我已阴阳两隔，我将在某天下葬，你如果没有忘记我，能否再见我一面？”范式猛地惊醒过来，悲伤得泪流不止。他脱去官服，快马加鞭，一路赶往汝南。张劭的棺木正要下葬时，一辆白马拉的素车奔驰而来，张劭的母亲说：“这一定是范巨卿到了。”范式在墓前叩拜行丧礼，说：“元伯，你上路吧，我们走在生死两条路上，就此永别了。”然后拉着棺木上的绳子走在前面，在场的人全都流下了眼泪。

　　安葬好张劭，范式留下来为好友修整坟墓，周围种上松柏，一切收拾停当后方才离去。范式与张劭生死相交的故事在金乡称为“鸡黍之约”，范式家乡山阳范庄也因此更名为鸡黍村且沿用至今。

　　范式不负千里之约，与张劭成为朋友相交的典范，原因就在于言而有信。在传统社会中，朋友关系是五种人伦关系（君臣、父子、夫妇、兄弟、朋友）中的一种，朋友相交，必须遵从诚信的道德要求，这是建立良好人际关系的基础和前提。孔子在与弟子的谈话中，经常谈到信的问题，提出要“主忠信”“言忠信”“谨而信”“与朋友交，言而有信”等，同时，他对狂妄自傲、弄虚作假、不讲信用的行为进行了严厉的批评，说：“狂而不直，侗而不愿，悾悾而不信，吾不知之矣。”意思是说，狂妄自大又不率直，愚昧无知又不诚实，表面诚恳却不守信用，我不知道有的人为什么会这样。在他看来，正直忠恳、诚实守信，是人与人之间正常交往的基本原则，如果缺少了诚信的保障，人与人之间的正常联系和交往是不可想象的。正因如此，儒家子弟对修养诚信美德都高度重视，曾参说：“吾日三省吾身，为人谋而不忠乎？与朋友交而不信乎？传不习乎？”把与人交往中是否做到忠实诚信作为每天多次反躬自省的内容之一，正是在这种严格的要求下，诚信之德的修养才会成为一种自觉，从而日渐深厚。

　　赏罚有信 厚植为政之基 

　　信不仅是立身之本、交友之道，也是以德治国的重要方法。孔子说：“宽则得众，信则民任焉。”身居上位的人以宽容的态度对待百姓，讲求信用，就会得到百姓的拥护和信任，这是关系国家兴衰存亡的大问题。

　　唐武德三年（620），割据一方的军阀刘武周兵败后，他的部将尉迟敬德和寻相一起投降了秦王李世民。尉迟敬德以勇武著称，深得李世民喜爱。然而时间不长，寻相叛逃了，李世民的嫡系将领怀疑尉迟敬德也不可靠，便将他囚禁了起来，并请求李世民杀掉他。李世民断然拒绝，当即下令将尉迟敬德释放，并把他召到自己的大帐里，赏给他金银，真诚地对他说：“大丈夫意气相投互相信赖，希望你不要介怀受到的猜忌。如果你想叛离我，今天就以这点金银作为你的路费，以表达我们这段时间共事的情谊。”尉迟敬德大为感动，称永不会背叛。

　　有一天，尉迟敬德跟随李世民在榆窠打猎，恰巧遇到王世充率数万大军前来决战。王世充的骁将单雄信见李世民兵马不多，率领骑兵直奔而来，尉迟敬德一见大呼一声，跃马而出，一枪便将单雄信从马上挑下来，吓得敌军慌忙后退，尉迟敬德则保护李世民冲出重围。随后，他又率骑兵与王世充交战，大败敌军。胜利归来，李世民抚摸着尉迟敬德的后背说：“大家都认为你会叛离的时候，我却对你坚信不疑，但也没想到善恶相报来得这么快！”于是赏赐给尉迟敬德金银一箧，从此更加信任他了。

　　贞观六年（632），李世民大宴群臣，尉迟敬德自恃功高，对座位安排不满，甚至对任城王李道宗大打出手，好端端的宴会不欢而散。事后，李世民对尉迟敬德进行了一番极具威慑力的训诫：“我曾读《汉书》，看到汉高祖刘邦诛杀韩信、彭越等功臣，内心一直责怪刘邦残忍。我登基后，本想保全你们这些功臣，让你们子孙绵延。但你如今恃功骄纵，让我明白韩信等人的死并非刘邦的过错，而是他们咎由自取。朝堂自有规矩，赏罚必须分明。你再大的功劳，我也不能每次都袒护你，希望你以后好自为之！”尉迟敬德跪倒请罪，从此收敛起狂妄之心。最终，尉迟敬德得善终，成为凌烟阁二十四功臣之一。

　　唐太宗作为历史上的明君，对于臣下不会人云亦云、动辄怀疑，而是以信任赢得忠诚；也不会一功遮百丑、听之任之，而是赏罚分明，从而营造了君臣相互信任的良好氛围。在儒家思想中，信对于国家治理起着十分重要的作用。子贡曾经向孔子请教治理国家的办法，孔子说：“备足粮食，充足军备，获得人民的信任。”子贡问：“如果迫不得已要去掉一项，三项中先去掉哪一项？”孔子说：“去掉军备。”子贡又问：“如果迫不得已还要去掉一项，剩下这两项中去掉哪一项？”孔子说：“去掉食物。自古以来谁都会死，但如果没有百姓的信任，就不能够立足了。”在孔子看来，信是治国理政的重要原则，军备、粮食虽然都是治理好国家的基石，但民众的信任更为关键。正因如此，孔子才把信作为教育的重要内容之一：“子以四教：文、行、忠、信。”为政者要想得到百姓的信任，必须做到以身作则，守信践诺，做出表率，如孔子所说：“上好礼，则民莫敢不敬；上好义，则民莫敢不服；上好信，则民莫敢不用情。夫如是，则四方之民襁负其子而至矣。”为政者只有重视礼、义、信，诚恳守诺，讲求信誉，四方百姓才会与之同心同德、忠诚无二。

　　敬事而信 修养忠义之德 

　　孟子说：“大人者，言不必信，行不必果，惟义所在。”也就是说，真正的君子，说过的话不一定要守信，做事不一定要有结果，关键要看是否合乎义理。孟子这一观点看似与孔子“言必信，行必果”的思想相悖，实则是为信明确了道义内核，是对孔子诚信思想的继承与发展。真正的守信不能僵化固守形式上的约定，而应以道义为根本，这才是信的至高境界。

　　卫灵公时，太子蒯聩因不满灵公夫人南子干预政治，派人刺杀她，结果没有成功，只好逃亡国外。灵公死后，蒯聩的儿子公子辄被立为国君，是为卫出公。但蒯聩一直心有不甘，想夺回王位，便伙同自己的姐姐劫持卫国执政大臣孔悝发动政变。此时孔子的弟子子路正在孔悝的封地做邑宰，听说卫国发生了内乱，他立刻从外地赶往国都。在半路上，子路遇到了自己的师弟子羔，他刚从城里逃出来。子羔对子路说：“出公已经跑了，卫国已经乱了，城门已经关了，快回去吧，你这时候去城里只会惹祸上身。”子路回答说：“食其食者不避其难。”我既然领受了俸禄，就不能在国难当头的时候选择逃避。

　　子羔劝说无果只得独自离开，子路奋力前行，来到城门处，城门果然已经关闭。等了一段时间，恰巧有使者入城，子路便跟随使者的队伍混了进去。蒯聩与孔悝正同在一处高台上，子路大声劝阻，蒯聩不听，子路于是想纵火烧掉高台。蒯聩害怕了，急忙派出武士攻击子路，子路受伤倒地，系帽子的绳子都断了，帽子掉到了地上。子路知道自己必死无疑了，于是放下武器，把帽子捡起来重新戴上并系好绳子，说：“君子死而冠不免。”君子即使死去，也不会使自己的衣冠凌乱，随后从容就死。当初孔子听说卫国发生了内乱，就十分不安地说：“嗟乎，由死矣！”子路果真死了。

　　卫国发生政变，大多数人都和子羔一样选择了逃离，而子路却成为一个勇敢的逆行者，原因就在于他认为“食人之禄，忠人之事”是为君子的大义，虽死而不能回避。在儒家看来，信是重要的职业操守，提倡“敬事而信”，即在工作中要做到恭敬勤恳、忠于职守，具有敬业精神；也提倡“执事敬”“事思敬”“谨而信”，要求对待工作要尽职尽责、严肃恭谨、忠诚老实，而不能玩忽职守、敷衍塞责、弄虚作假，否则，就不是信；还提倡“为人谋而不忠乎”，要自觉反思是否做到了尽心竭力对待他人的托付。当然，儒家也反对不讲条件、不顾情境的机械式守信，甚至称之为“硁硁然小人哉”，对此，孔子提出的主张是：“君子义以为质，礼以行之，孙以出之，信以成之。”意思是说，君子以道义作为行事的根本原则，把礼仪作为规范，以谦逊的姿态践行，通过诚信来保证实现。

　　儒家所倡导的诚信，从来不是拘泥小节、固守形式的小信，而是以道义为灵魂、以坚守为底色的大信。信以义为本，义以信为行，信义相融，方为君子之信。子路舍身赴义、结缨而死，正是将诚信与忠义合而为一，以生命践行“敬事而信”的操守。由此可见，真正的诚信，始于立身，达于交友，用于为政，归于道义。它以真诚为根，以道义为尺，以内省为功，以坚守为要。唯有心怀敬畏、言行笃实、守义不惑、持信不移，方能抵达不欺人、不欺心、不愧于天地的至信之境，这也正是儒家“信以诚之”的精神真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