诚信是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说文解字》中解释道：“诚，信也。”孔子也说：“人无信不立。”历史上，一些有作为的政治家都非常注重诚信建设和个人诚信表率，并将之奉为治国之道。唐太宗就是这样一位“大信行于天下，不欲以诈道训俗”的政治家，他的主张如《贞观政要·诚信》中所言：“上不信则无以使下，下不信则无以事上，信之为道大矣。”

　　“信，国之宝也，民之所庇也。”这指出了诚信是治国理政的根本法宝和重要方略。唐太宗将取信于民作为立身之本、为政之道、成事之要，时常以“政令不信者弱”“一言为重百金轻”警醒自己，完善治理举措，开启了贞观之治的盛世华章。

　　《资治通鉴·唐纪八》记载了这样一则事：唐太宗派人征兵，宰相封德彝上奏说：“不满十八岁但体格健壮的，也应征集当兵。”唐太宗表示同意。然而魏徵却不肯签署敕令，如此往返四次。唐太宗大怒，把魏徵召进宫中责备说：“这些不满十八岁魁梧壮实的，都是那些虚报年龄以逃避兵役的人，征召他们有什么害处，你却如此固执地反对！”魏徵回答说：“用兵在于遵循规律，而不在于人数众多……陛下常说：‘吾以诚信御天下，欲使臣民皆无欺诈。’现在陛下即位没多久，就已经多次失信了……与陛下共同治理天下的都是地方官员，日常公务都委托他们处理，至于征兵，您却怀疑他们有诈，这还是以诚信为治国之道吗？”李世民听后深以为然，立即收回成命。

　　荀子有言：“夫诚者，君子之所守也，而政事之本也。”唐太宗曾与大臣们讨论君臣之间关乎诚信与执政的问题：“言而不行，言无信也；令而不从，令无诚也。不信之言，无诚之令，为上则败德，为下则危身，虽在颠沛之中，君子之所不为也。”他深知“言而不信，则民不附”的道理，认真听取谏言，不断修正施政中的偏颇之举，使“德礼诚信”作为治国之纲要。

　　《资治通鉴·唐纪八》记载：“上患吏多受赇，密使左右试赂之。”武德九年（626），唐太宗担忧官员贪腐盛行，秘密安排身边的人向官吏行贿，以检验其是否廉洁。果然，有司门令史接受了一匹绢的贿赂，唐太宗要将其处死以警诫其他官员。这时，民部尚书裴矩劝谏说：“为吏受赂，罪诚当死；但陛下使人遗之而受，乃陷人于法也，恐非所谓‘道之以德，齐之以礼’。”意思是说，作为官员贪污受贿，罪责诚然当死，但是皇上故意派人向官员“行贿”使其犯错，实际上是不讲诚信，有意设下“陷阱”让人触犯法律，这恐怕与“用道德引导百姓，用礼制教化百姓”的古训相违背。唐太宗听后自感不妥，于是欣然将这件事通报给朝廷五品以上的文武官员，说：“裴矩当官力争，不看我脸色行事，倘若大家都能这样，何愁国家不治。”

　　唐太宗是个善于以史为鉴、以诚治国的皇帝，他曾对近臣和宰相们说：“周得天下，增修仁义；秦得天下，益尚诈力。”他指出，重诚信、讲“仁义”让周朝享国近800年，而秦国不修仁政、轻弃诚信，崇尚“诈力”，仅统治了15年便灭亡。唐太宗在以诚施政、取信于民的治国实践中，做到君臣无欺、注重表率，并将诚信作为修身、治国、平天下的根本之策。

　　贞观初年，有官员向唐太宗上书建议“请去佞臣”。唐太宗问：“我任用的人，都认为他们是贤臣，你知道谁是佞臣吗？”官员回答说：“我身在民间，的确不知道谁是佞臣。请陛下假装发怒，来试一试身边的大臣们，如果谁不怕雷霆之怒，直言进谏，那就是正直的人。如果谁一味顺从陛下，那就是佞邪的人。”唐太宗回头对封德彝说：“流水是否清浊，关键在于源头。君主是施政的源头，臣民就好比流水，君主自己欺诈不诚信，却要臣下行为正直，那就好比是水源浑浊而希望流水清澈，这是根本办不到的。我常认为曹操言行多诡诈，所以很看不起他的为人，现在如果我也这么做，不是效仿他吗？这不是教化天下的办法。”唐太宗又对上书的官员说：“我要以至诚治天下，不想用欺诈的行为破坏社会风气，你的意见我不能采纳。”

　　唐太宗不仅注重个人的诚信修养，还注重将诚信原则融入律法体系，以此教化天下。《唐律疏议》中对诚信有着非常具体的法律条款，如官员隐匿或妄报灾情，隐匿祖父母和父母丧情不报，将面临“杖七十”“流二千里”或“徒三年”等惩处。在民事方面，对于缺斤少两、悔婚骗婚的行为，相关人等也要被处以“杖六十”“徒一年”等刑罚。

　　在唐太宗“德礼诚信”治国理念的影响下，天下呈现出“路不拾遗，外户不闭，商旅野宿焉”的太平景象，百姓安居乐业、遵纪守法，犯罪者锐减。《资治通鉴》卷一九四更是记载了一段以诚信治天下的佳话：贞观六年（632），全国判处死刑的囚犯有390人，年终之时，唐太宗下令将他们“纵使归家”，让其与家人团聚，命他们于第二年秋天再返回朝堂接受刑罚。第二年秋天，这些囚犯“无人督帅，皆如期自诣朝堂，无一人亡匿者”。唐太宗被这些信守承诺的死囚所感动，最终赦免了他们的死罪。

　　“君为源，臣如流”“以至诚治天下”，这些彰显贞观治世智慧的著名箴言，与唐太宗“水能载舟，亦能覆舟”的核心治国思想一脉相承，更是其以信治世、至诚理政的经典人格写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