徐光启（1562—1633年）是明代集天文、数学、农学、军事于一身的全能型科学家，一生怀经国治世之才，抱报国救民之志，关注农业生产，传播西方科学，编写的皇皇巨著《农政全书》，被誉为中国古代农业的百科全书，竺可桢称颂他为“把西洋近代科学思潮和方法介绍到祖国来的首创者”。徐光启曾四次寓居津门，对天津农业、教育、文化发展卓有贡献。

　　经世致用

　　中西文化会通第一人

　　徐光启出生于松江府上海县（今上海徐汇区），虽然家境清寒，但自幼聪颖好学，“章句、帖括、声律、书法，均臻佳妙”。明万历九年（1581），徐光启考中秀才，万历二十五年，参加顺天府乡试获头名“解元”。万历三十一年，徐光启跟随利玛窦学习西方天文、历法、数学、测量和水利，致力于推广欧洲科学技术。

　　万历三十二年，徐光启43岁时进士及第，被选为翰林院庶吉士。彼时，明王朝粮食危机严重，徐光启撰写《拟上安边御虏疏》，指出“根本之至计”在于“务农贵粟”；又在《漕河议》中，建议朝廷在北方“用水治田”，显示出高瞻远瞩、心系民生的农政思想。

　　万历三十五年，徐光启被任命为翰林院检讨，不久其父病故，回乡丁忧三年，开始“习天文、兵法、屯、盐、水利诸策，旁及工艺、数学，务可施用于世者”，热衷研究“格致”和经世致用之学。他与利玛窦合作翻译的《几何原本》前六卷，奠定了中国近代数学基础。他深入研究农作物的种植、耕作技术，敏锐地发现高产的甘薯可充当米谷，足抵半年之粮，于是从福建引种原产美洲、由菲律宾传入东南沿海的甘薯，在上海地区成功种植甘薯。他编写的《甘薯疏》详细记载了传种、种栽、剪藤等栽培技术，并起草了《农政全书》的部分纲目。诚如陈子龙在《农政全书·凡例》（清道光刻本）中所评价的：“（徐）生平所学，博究天人，而皆主于实用。至于农事，尤所用心，盖以为生民率育之源，国家富强之本。”

　　万历三十八年，徐光启回京复职。天启元年（1621），徐光启辞官归故里，搜集、整理历代文献资料，结合长期从事的农耕实践，潜心编撰《农政全书》。该书“杂采众家，兼出独见”，包括农本、田制、农事、水利、农器、树艺、蚕桑、蚕桑广类、种植、牧养、制造、荒政等十二门，共六十卷、近七十万字，涵盖水利、开垦、种植等农政思想和农业技术，与《氾胜之书》《齐民要术》《农书》并称为“四大农书”。崇祯十二年（1639），《农政全书》由徐光启弟子陈子龙等人修订刻印。

　　崇祯元年，67岁的徐光启官复礼部右侍郎原职，再度被起用。崇祯五年六月，徐光启以礼部尚书兼东阁大学士入内阁。然而，徐光启身处明末乱世，有心报国，却时运不济，一年后的十月初七，在上奏《进缴敕印开报钱粮疏》当日，溘然病逝。

　　躬耕津门

　　致力“南稻北种”试验

　　明朝末年，朝政腐败，民生凋敝。徐光启担任翰林院检讨时，因负责科举、编修历书、引进西方科技，有感于“台省空虚，诸务废堕”，几度上书，却遭守旧派攻击，屡受排挤。面对朝堂党争，徐光启告病休养，在万历四十一年至天启元年（1613—1621年）间，往返京津，先后四次赴天津屯田垦殖，试种水稻，引进甘薯。

　　天津自古为退海之地、斥卤之滨，汉、唐、宋、元时就开始垦荒屯田。由于北方粮食供应紧张，明永乐二年（1404），明成祖朱棣曾派功臣、亲兵、移民在津南开荒种稻。万历二十三年，朝廷在天津三卫屡颁开荒垦种令，却又旋兴旋废。万历二十八年，汪应蛟巡抚天津，在津南白塘口、葛沽垦种五千余亩，其中水田两千亩，后来范围不断扩大，然而，此举仅持续了短短五六年时间。

　　徐光启第一次来到天津，是在万历四十一年秋至四十四年（1613年10月—1616年7月），住了两年九个月。他重点考察了地理、土壤与水利，认为“天津地方，平坦膏腴，河渠便利，若开屯种稻，可收万石”。彼时，天津人少荒田多，地价便宜，水源充沛。徐光启亲自踏勘土地，从城南沿海河下游到葛沽，发现“无主无粮荒田，一望八九十里无数，任人开种，任人牧牛羊也”“至贵者不过六七分一亩，贱者不过二三厘钱，粮又轻。中有一半可作水田者，虽低而近大江（指海河），可作岸备涝，车水备旱者也。有一半在内地，开河即可种稻，不然亦可种麦种秫也，但亦要筑岸备水耳”。于是，徐光启在葛沽一带购置二十顷荒田，开垦一千五百亩盐碱地，引进南方优良稻种，进行水稻育秧试验。

　　徐光启走访当地农民，了解到这里曾经种植水稻，但因地多盐碱，且不善水利旱涝，以致屡种屡败。他因地制宜，根据地形高低，以“丘”为单位，四面以土围岸，中置小岸，岸上掘水沟，引水灌田，创为“围田”之法。同时，在水田中先蓄水洗碱，然后将碱水泄去，再引入新水，使本来含有大量盐碱成分的土地，通过合理灌溉，表面淤积为肥沃胶黏的红黑土层，下面形成疏松土层。这一利用海河潮汐进行灌溉，围田防涝、戽水备旱的“拉荒洗碱”法，后来在天津沿用数百年而不废。

　　在具体实践中，徐光启又指出：“灌田者先须以水遍过，收其热气，旋即去之，然后易以新水……或以长牵，或以疏齿披拂。”而在水田抄耙时，主张表土平整、均匀配水，“妙在旋抄旋耙，旋耙旋莳，则燥湿和均，浑水澄泥聚于根坎……实以固苗”。

　　徐光启深入农田，不辞辛劳，坚持试验。第一年，“用南稻种田”，因“用干大粪，每亩八石”，结果“稻科（即墩）大如盌，根大如斗，而含胎不秀，竟不收”。他因此自问：“不知是粪多力峻耶？抑为新地不能当粪力耶？抑为南种土性不宜耶？”随后，徐光启与被尊为“田师”的孙彪、老农韩景伯等，一起深入探讨、研究如何施种、如何壅肥，草木灰能否施于大田、菜畦、稻田等农艺。徐光启“遇一人辄问，至一地辄问，问则随闻随笔”，他早出晚归，亲执农具，田头劳作，与附近农民交换农事经验，还从南方招来种田经验丰富的农民，采用早稻品种，改进施肥方法。第二年，据徐光启《家书》记载：“天津壅稻每亩用麻籸四斗，是年每亩收米一石五斗，科大如酒杯口。”

　　经过不懈努力，徐光启“南稻北种”试验终于取得成功，“三年大获其利”。“津南小站稻”的前身——米粒细长、晶莹如珠、产量可观、质量上乘的葛沽稻米，几与南方良种“白玉塘”齐名，成为我国北方优质稻米的代表之一。清代沈峻在诗咏津门风物时，誉之为“黄粱香并细腰米”；清代周楚良则称颂它：“作粥葛沽稻粒长，汁滤晶碧类琼浆。”明末清初，天津地区逐渐成为我国北方重要的产稻中心，显然与徐光启引南稻入津及其辛勤耕耘密不可分。

　　屯田津门

　　推广“水旱轮作”种植

　　徐光启第二次到天津，是在万历四十五年冬至四十六年闰四月（1617—1618年5月），短住了约半年时间。

　　万历四十七年，明军在萨尔浒之战中惨败于后金（清），辽东局势危急。同年，徐光启以詹事府少詹事兼河南道监察御史之衔督练新军，他上奏《辽左利害疏》，提出“欲练精兵，先足粮饷；欲足粮饷，先开屯田”，建议在天津三卫开展屯田，利用海河水系灌溉优势，就近解决军粮问题。与此同时，他积极倡导军民协作，推行“军屯为主，民屯为辅”方略，士兵平时屯田、战时作战，流民则按“分成制”分配粮食；要求参与军民必须记录屯田面积、产量、用工等数据，为朝廷决策提供依据。他还上书《敬陈一得疏》，建议朝廷在屯区周边修筑城堡，既保护农田，又抵御后金侵扰，强调“屯田非仅种粮，乃‘固国本’之策”。

　　天启元年五月至六月、九月至年底，徐光启年届花甲，又先后两次来到天津，以“赞画”（军事顾问）身份“总理天津屯务”，主持规模化屯田。一是选择海河沿岸杂草丛生的低洼荒地，兴修水利，组织疏浚河道、修建堤坝、引海河水灌溉，划分军屯、民屯区域，招募士兵与流民开垦。二是推广长江一带稻棉轮作经验，“凡高仰田，可棉可稻者，种棉二年，翻稻一年，即草根溃烂，土气肥厚，虫螟不生”；并尝试水稻与小麦交替种植的“水旱轮作”法，这种“一水二旱”“水旱轮作”的倒茬种植手段，不仅提高了土地利用率，实现稻、麦、棉丰收，而且适时改种菜田，收到了良好成效。三是从南方引进早熟稻种，推广双季稻，通过缩短生长周期，应对北方气候限制。

　　徐光启奔走田野，深入农舍开展调查研究，还编写了《宜垦令》《北耕录》等著作，为编撰《农政全书》积累了天津农垦的宝贵内容。其中，专门研究施肥的《粪壅规则》，记录了天津等地农田不同的施肥方法和效果，通过分类定量分析，为后世稻田施肥留下了翔实的参考资料。天津别名“海河”，最早即记载于徐光启的《粪壅规则》中。

　　鉴于甘薯具有耐旱、耐贫瘠和高产的特性，徐光启将从福建成功引种于上海的甘薯，推广栽培至天津及周边地区，有效补充了谷物粮食；同时，他还指导农民挖掘地窖储存薯种，解决了甘薯的越冬问题。在此基础上，徐光启向朝廷奏报“甘薯功同五谷，可济饥荒”，建议在北方乃至全国推广种植甘薯。

　　徐光启在天津寓所的植物试验园内，栽培五色鸡冠、凤仙、腊梅等观赏花卉，引种麦门冬、生地、何首乌、山药、贝母、甘枸杞、当归、白芍药等多种药用植物，配制成药，积极传播种植西洋葡萄，鼓励多种经营，致力富农强邦。

　　撰文写记

　　关注天津文教发展

　　徐光启四次天津之行，不仅试种水稻、注重屯田、引植甘薯，推广高产粮食和经济作物，为天津农业生产奠定了基础，还非常关心天津教育和文化的发展。

　　徐光启第一次寓居天津时，适逢当地修缮学宫，他有感而发，写下《重修天津卫学宫记》（收录于康熙《天津县志》、乾隆《天津县志》、同治《续天津县志》和1963年中华书局《徐光启集》）。学宫又称孔庙、文庙，是我国古代专门祭祀教育家、思想家孔子的礼制殿堂，也是为培养科举人才而设立的教学、讲学场所。天津在明代为军事重镇，天津学宫始建于明正统元年（1436），位于今南开区旧城厢东门内大街路北。其时，戍军官员朱胜捐出自家房屋地基，创建天津学宫。万历三十九年，天津学宫因“岁久颓圮”，时任兵备道高第、知府张廷拱捐出俸禄，倡议官民重修学宫。工程历经三年，完成了大成殿、两庑、戟门、棂星门、明伦堂、启圣祠、泮池等修缮，至万历四十二年十月竣工，“规制宏整”“轮奂美观”。

　　当时，担任翰林院检讨的徐光启“以职事过津门”，欣然撰写《重修天津卫学宫记》，记述了天津卫学宫重修的背景、缘由、过程和意义，由衷地感慨“此非独崇祀典、兴文教，实所以固根本而卫神京也”，指出修缮天津学宫，既是对前人兴学传统的弘扬，更是为后世树立了薪火相传的典范，借以期盼“文教之兴”能助力“地方之盛”，实现“弦歌化俗”“经明行修”的人文理想。徐光启在篇末写道：“昔子游为武城宰，以弦歌化俗。天津虽戎马之地，然齐鲁之风被焉。自今以往，必有经明行修之士，继轨周孔；亦必有忠信甲胄之才，效命疆场。是修葺之役，岂徒轮奂之美观哉？”强调了学宫复兴对一个地区培养人才、淳化风俗的现实意义，由此也揭示出徐光启所推崇的“富国强兵需以教育为本”的治国安邦思想。《重修天津卫学宫记》不仅是研究天津地方教育史的重要史料，而且佐证了明代天津从军事卫所开始向综合性城市转型的发展轨迹。

　　徐光启一生历经大明嘉靖、隆庆、万历、泰昌、天启和崇祯等多朝，明王朝的经济、政治、军事已然每况愈下。然而，不管是位居庙堂还是身处江湖，他始终以巨大热忱，积极引进西方先进的“格致”之学，潜心研究天文、历算，特别是农业、水利，心系民生，务实进取，躬耕津门，不求闻达，致力于垦荒屯田、南稻北种，不遗余力，坚持调查研究、科学实验，励精图治，取得了不俗成绩，不仅为天津地区农业生产和发展奠定了坚实基础，而且凸显了他治国强农的农政思想和济世经邦的爱国情怀。由此观之，徐光启寓居津门，倡导屯田，矢志水稻种植，泽被后世，厥功至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