石英先生的《我与今古文艺家笔墨神交》以“笔墨神交”为纽带，串联起跨越古今的文艺对话。这既是作者个人精神史的缩影，也是一部微观的中国社会变迁录。从对今古文艺家的心灵共鸣到对时代流转的细腻捕捉，字里行间既可见作者主体意识的独特建构，也渗透出由作者年龄变化带来的叙事转变，更潜藏着城市化进程中城乡文明的碰撞与融合。

　　“唯心”形式下的唯物内核

　　书中“神交”二字看似带有鲜明的唯心主义色彩，实则却是作者以唯物主义态度建构的精神对话机制。作者将“神交”定义为“精神世界之融合，灵魂之共振”，这种“共振”并非虚无缥缈的玄想，而是建立在对作品、史料与现实的深刻体察之上的在心灵深处之感悟。

　　对古代文艺家的“神交”，始终以作品为基石，结合社会环境进行辩证分析。作者精读《唐诗一百首》《宋诗一百首》时，“每夕就寝前与每朝醒来后，习惯于精读和细品其中一二位作家及其作品”。作者基于文本来精读细品，并结合自身当下现实进行“神交”，由此，李白的豪迈、杜甫的沉郁不再是抽象符号，而成为可触摸的精神实体。他评陆游“元知万事空”的生命观，既肯定其“科学的认识”，又理解其“情感上的家国执念”；他评柳永词的艺术来源，既同情其“遭挤压而沉居下层”，又对其作出“得益于接近下层群体”进而“丰富艺术营养”的判定。这种双重视角正是辩证唯物主义认知的体现——既承认物质对意识的决定作用，又强调意识对物质的能动性。

　　对现当代文艺家的“神交”，则植根于具体的交往与时代语境。与柳青在海南岛的邂逅中，作者不仅牢记对方“深入生活既要走进来，也要走出去”的创作观，更捕捉到他“表面有几分陕北的‘土’，而内里却有一种比一般知识分子还知识分子的气息”，这种细节描写绝非虚构幻想，而是对特定历史时期文人精神状态的真实把握。即便是从未谋面的闻捷，作者也通过其诗作中“新疆风光与农牧民生活”的描写以及六十年前“远行的跋涉、路途的艰难”的客观现实，触摸到“诗人的崇高人生追求”，这种“神交”始终锚定于当时的时代背景。

　　可见，“神交”在书中体现为一种联通古今的方式，以作品为媒介，以历史为语境，在主观共鸣中凸显客观认知。作者通过这种将“唯心”形式与唯物内核结合的方式，使今古文艺家的精神遗产成为可资借鉴的“活教材”，既保持了敬畏之心，又不失理性光彩。

　　从激扬到温情的叙事变奏

　　作者不同时期的文章呈现出鲜明的风格差异，2000年前的文字饱含革命激情与斗争意识，2000年后的叙述则更趋平和内敛，于平淡中见深邃。这种转变既是阅历、年龄增长的结果，也折射出中国社会主义现代化进程中时代精神的流转。

　　2000年前的文章充满“金刚怒目”式的激扬。1998年的《过长汀瞿秋白就义处》中，作者以“群狼的嗥叫声”喻指敌人的凶残，用“群山石隙的眼睛”象征历史的见证，字里行间激荡着对烈士的痛惜与对叛徒的愤慨。1993年的《乌镇茅盾故居感怀》则通过“现代化的‘公司’和‘集团’的广告牌耸峙，遮蔽着故居挂满青苔的屋瓦”这一对比，暗含其对商业文明侵蚀人文空间的忧虑，批判意识跃然纸上。这些文字如同出鞘的剑，锋芒毕露，充溢着作者对崇高正义与理想的执着。

　　2000年后的文章则多有“菩萨低眉”式的温情。2023年的《忆当年偶遇柳青及相关情事》以“餐桌对谈”“长凳对谈”等细节重构往事，不再刻意渲染冲突，而是聚焦于“深入生活、人物塑造”的创作启示与“论文丢失”的遗憾，字里行间均渗透着作者历经沧桑后的释然。2015年的《长忆诗人闻捷》通过为纪念馆题词的细节，将对诗人的敬意转化为“雪山融诗意”“江晓诵涛声”的温婉表达，少了激昂的评判，多了绵长的怀想。这种转变并非激情消退，而是将锋芒内化为更深沉的力量。

　　从革命斗志到平淡叙事的转向，本质上是作者与时代对话方式的更迭。其早年以文字为武器，以当事人的视角，深度参与时代变革；晚年则以文字为线索，以旁观者的角度，对事物全貌进行客观陈述，两种姿态共同构成了作者完整的精神家园。

　　今古城市化进程中的文明对话

　　书中对城市化进程的记录，如一条隐线贯穿始终。从胶东乡村的“童年书斋”到天津、青岛的城市经历，从古代文人笔下的桃花源的变迁，到现当代文艺家面对土地改革、信息化的时代变革，作者以细腻的笔触勾勒出城乡关系的演变轨迹。

　　乡村记忆是城市化的精神起点。作者童年在胶东解放区的“书斋”虽然简陋——“跪在炕上，将书搁在窗台上，借南窗的光亮来读”，但因《李有才板话》《生死场》等书籍与时代精神相连。土改复查时农会长送他张恨水、刘云若小说的细节，既体现了乡村对文化的朴素尊重，也暗示着乡村作为文化传播末梢的脆弱性。这些记忆中的“桑葚清甜”“油灯夜读”，也成为日后审视城市化进程的参照。

　　城市体验则展现了文明融合万象。在天津工作期间，作者见证了工业城市中“文艺期刊如何成为思想解放的阵地”；青岛笔会上，“冷餐馆和咖啡厅”的出现与“黄县路、龙口路”的历史记忆形成碰撞，暗示殖民历史与现代文明的叠加；在对“青龙桥”的寻访中，程砚秋在此隐居种地的往事，既保留了传统文人“大隐隐于市”的精神选择，也隐喻着现代城市对乡村空间的吞噬与重构。

　　书中对城乡关系的思考始终带着辩证色彩。作者既欣赏柳永词中“东南形胜，三吴都会”的城市繁华，也珍视陶渊明“桃花源”所象征的乡村理想；既肯定大庆、鞍钢代表的工业文明进步，也怀念胶东老家“满沟的梨子”所代表的田园诗意。这种“不执于一端”的态度，“宜粗不宜细”的判定，恰是城市化进程中应有的文明观和大局观——既不固守传统，也不盲从现代，在与过去和现代的众多对话中寻找平衡。

　　石英先生这部《我与今古文艺家笔墨神交》启示我们，真正的“神交”不是对过去文字的简单复刻，也不是对前人成就的简单罗列，而是通过“神交”来理解、感悟、提炼今古文艺家，在唯物主义世界传递着精神感悟和深刻抉择，从而使我们更加客观地汲取前人所长，在时间流动中把握恒定的价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