曾国藩申述：

　　深恐其以一身享用殆尽，故教诸弟及儿辈，但愿其为耕读孝友之家，不愿其为仕宦起见。

　　他还是不希望自己的家里人世代做官，事实上不能也根本做不到世代做官。他给妻子欧阳夫人写信时说，我们家里不要有代代做官之想。当官是偶然之事，不是必然的，不能拿这个偶然的东西当成一种必然，当成家族世代的追求，那肯定不行。清朝有十二位铁帽子王，其中八位是在清朝开国之初立下战功的皇亲宗室，因为功勋卓绝，获得世袭罔替的永久封爵，同时还享有配飨太庙的殊荣。另外四位属于恩封，在清朝中后期稳固江山中立功而受封。铁帽子王是来之不易的，要知道八大铁帽子王当年可是跟努尔哈赤、皇太极打天下的，经历了浴血奋战、沙场拼杀，是拿命换来的。铁帽子王世袭罔替，不降封，不像其他的王，如果失宠，就面临降封。到下一代时由亲王变成郡王，再下一代时由郡王变成贝勒，之后由贝勒变为贝子……这就叫降封。世袭罔替就不降封。八大铁帽子王属于功封，打江山有功劳。到了雍正时期，因雍正帝的十三弟胤祥，对雍正朝的治绩助力甚大，遂得世袭罔替的许可，为铁帽子王，这是清朝有史以来第九位铁帽子王，属于恩封的。但是，非皇室宗亲封王是很危险的，像韩信、吴三桂等。自古以来，官职越高，风险越大。基于此，曾国藩不希望自己的后代做官，做高官。他曾给几个弟弟写信说：

　　若不能看透此层道理，则虽巍科显宦，终算不得祖父之贤肖，我家之功臣。若能看透此道理，则我钦佩之至。

　　此话之意是说如果弟弟们看透这层道理，那就不会觉得自己在朝中将来做大官就了不得。很多做了高官的，在位期间如果犯了重大的错误，被撤职查办，那么家族也就随之消散。

　　曾氏家族是典型的耕读传家，原本从江西迁到湖南衡阳，又从衡阳迁到今天的双峰县荷叶镇定居。在曾氏家族历史中，五六百年都是寂寂无名，虽有读书人，却无人考取过功名，连秀才都没有。但是，这个家族能够长期延续，自然有一种家族传统在维系，曾国藩的祖父星冈公（曾玉屏）曾有一副对联就是答案，这副对联的原文是：

　　奉祖宗一炷清香，必诚必敬

　　教子孙两条正路，宜耕宜读

　　这两句话看似简单，却是一个家族能长久下去的真理所在。中国人的信仰体系，一般来说有两个：一是信天命，“天”就是天帝，中国人畏天；一是信祖宗，我们在遇到重大难题时，常说祖宗保佑后代平平安安之类的话。要知道，老天离我们远，只能敬畏，祖宗才是我们生活中存在过的，离我们很近。《左传·昭公十八年》子产曰：“天道远，人道迩，非所及也，何以知之？”意思是说，天道远离人间，人道则存在于身边的社会人事之中，可以就近掌握。对于人所难及的事物，那就难料了，所以还是敬祖宗靠谱些。“奉祖宗一炷清香，必诚必敬”，敬祖宗的时候好像祖宗就在那里一样，要怀有恭敬之心。我记得幼年时期，每逢腊月时节尤其是除夕，家里是要祭祀祖宗的，每年只有到那时才把祖宗的牌位请出来。由于正逢饥荒年代，家里没有什么吃的，祖父带领父亲、叔叔和其他家人依次给祖宗上香，上供的就是几块点心、几样水果。小孩子嘴馋，平常几乎见不到这些，想吃却不敢拿，因为那是给祖宗的，等到供完的时候，家长才分给大家一人一小块。正是这种情形，让我们记得祖先是要敬的，敬了祖先自己也有分享，也就是有回报。

　　“教子孙两条正路”，两条正路是什么呢？“宜耕宜读”。“耕”是种地，种地是为了吃饭，农民不种地，吃什么，喝西北风？当然不行。这里泛指靠自己的双手获得劳动果实。“读”，当然是读书，读书是为了修身养性，让子孙不愚。这就是耕读传家，耕地的同时，不忘读书，保证后代不会种一辈子地。旧时读书人希望“朝为田舍郎，暮登天子堂”，读书人没几个做一辈子的田舍郎。中国古代的科举制度为农民提供了一个读书做官的途径。隋唐时期科举取士，农民子弟就有考中进士的，曾国藩也是如此，祖辈务农为生，虽是地主，但也是农人出身。“朝为田舍郎，暮登天子堂”在他身上得到了体现。我在研究曾国藩时常常会看到，中国传统文化非常重视读书。曾国藩的家训中提到要读书的地方就有很多，他认为读书就是止愚。孔子说：“唯上知与下愚不移。” 为什么说“下愚不移”呢？下愚者是指愚蠢者，没读过书，不明事理，所以不会改变自己的看法和行为。要想“暮登天子堂”，跟天子一起讨论国家大政，不读书能行吗？

　　从祖先留下的家训就可以看出，曾国藩把家族文化进一步发扬光大，并概括祖训为“八字诀”：

　　书、蔬、鱼、猪、早、扫、考、宝。

　　这里的第一个字就是书，读书第一，延续了祖父的家训。到了曾国藩的父亲曾麟书时，家传对联给子弟：

　　有子孙有田园，家风半读半耕，但以箕裘承祖泽

　　无官守无言责，世事不闻不问，且将艰巨付儿曹

　　把诗书和田园结合为半耕半读，上升到家风的层次，要代代传下去。后面讲如果没有做官，也没有对君主进谏的责任，那么国家方针大政就没资格参与，对于时事也不要轻易评论，当然这是在当时的集权政治下的状况，不像现在的民主社会。不希望子孙辈轻易谈论国政，但是寄望于将来子孙能在朝为官参与国家的大政，这是老父亲对曾国藩这一代的殷殷期许。不像我们今天有的家长，目光短浅，老算经济账，说花那么多钱供孩子读书，最后却连工作都找不到，读书纯粹无用。其实这种家长太短视，用经济来衡量子女的读书，不知道读书对孩子的成长的重要性。

　　曾国藩于道光十五年至十八年（1835—1838）参加三次会试后才登第，殿试位列三甲第四十二名，赐同进士出身。这一年他二十八岁，应该说这个年龄不早也不晚，大体还可以。李鸿章和胡林翼是二十四五岁中进士，年龄比曾国藩小，不过这算不了什么，明朝万历年间内阁首辅张居正则更早，十二岁时就中了秀才，次年中举，因为年龄太小，被考官故意压了几年，十六岁中举人，二十三岁中进士。曾国藩不算早，也不算晚，太晚的话，对他来说就没有机会了。明清时期，做官如同上阶梯，要一阶一阶往上走，年龄太大的话，就很难继续走上去了。曾国藩考中后，运气不错，没多久参加朝考，列一等第三名，道光帝亲拔为第二，选为翰林院庶吉士。能成为庶吉士的都有机会平步青云，张居正即是庶吉士出身。清朝时，汉人大臣亦多出于翰林院庶吉士。进士中比较优秀的才能入选庶吉士，一般为期三年，曾国藩就这样留在了翰林院，后来经过散馆考试，授翰林院检讨，从七品的官职。曾国藩入翰林院后，其父亲当然也不能免俗，说儿子进了翰林院，可了不得，清朝有“宰相出翰林”这一说，说不定自己的儿子将来当宰相都有可能。所以，曾国藩告假回乡后，曾家大摆酒席，大宴宾客三天，自然免不了收点人情礼。这个情形曾国藩的日记写得很清楚，到了第三天的时候，他的祖父把他的父亲叫过来说，宽一（曾国藩的乳名）虽然点了翰林，我们家还是要种田吃饭，不能拖累他。这几句话对曾国藩一生有非常重要的影响，后来他一直告诫自己，坚决不做贪官，这一条底线要守得住。祖父训斥他父亲这几句话，就是家训，告诉大家不要忘了本分，孙子做了大官，不要觉得家里就了不得，何况只是出了一个翰林，还没做大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