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四运动以全民族的觉醒与行动，开启了追求真理、追求进步的伟大历史篇章。1919年的天津，风云际会，海河奔涌，各种思潮交汇碰撞，思想启蒙运动如火如荼。觉悟社青年以笔为矛，刺破封建礼教和落后思想笼罩的阴霾，为津沽大地带来马克思主义的希望曙光。“觉悟”不仅是爱国青年振聋发聩的呐喊，还是一座城市精神觉醒的生动写照，更是整个中华民族在历史转折关头集体觉醒的缩影。以天津等早期革命中心为支点，一个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一个勇担民族复兴历史大任、一个必将带领中国人民创造人间奇迹的马克思主义政党——中国共产党应运而生。中华民族追寻科学理论指导的求索历程，既是津沽大地红色基因的源头活水，更是整个民族走向复兴的壮丽史诗的铿锵前奏。
一
时代变革的破晓之声
近代中国风雨如晦，列强的肆意践踏、社会的剧变激荡、文化的碰撞交融，勾勒出一幅遍布疮痍亟待变革的长卷。天津，这座铭刻着近代中国厚重历史的城市，于时代的洪流中率先发声，以其独特的区位优势和历史积淀，在中国近代化进程中挺立潮头。
（一）英勇抗争铸就不屈脊梁
当第二次鸦片战争的硝烟裹挟着列强铁蹄踏破津门，这座拱卫京畿的咽喉要地，便以血肉之躯挺立起抗争的脊梁。大沽口之战，中华民族的主权与尊严遭受重创，天津人民饱受苦难。清军将士与爱国民众同仇敌忾，以土炮对抗洋枪，用浸透热血的麻袋构筑防线，殊死抗争捍卫民族尊严，开展了慷慨悲壮的反侵略斗争。及至天津教案发生，愤怒的民众砸碎教堂砖石，迸发出积压已久的抗争怒吼。老西开地区中国百姓与法国殖民者长达数年的拉锯战，在斑驳的青砖灰瓦间写下了“寸土不让”的民族气节。
二十世纪的曙光染红海河，爱国将领聂士成身中七弹仍策马冲锋的身影，化作城墙弹孔里永不褪色的悲壮图腾；辛亥年北方革命党人密聚于城，在任丘起义的枪声、滦州新军的血旗、天津起义的密电中点燃民主共和的星火；南开中学的玻璃窗后，少年周恩来以笔为刃剖解民族危局，他在《或多难以固邦国论》中疾呼“多难兴邦”的哲理，在《中国现时之危机》里痛陈国耻，以“勿负是期”唤醒国人。这片浸润着抗争基因的津门沃土，终将焕发出照亮时代的思想光芒。
（二）工业文明重构阶级图谱
《北京条约》签订后，九国租界割据在津形成“国中之国”。列强通过控制海关、培植买办加紧经济掠夺，迫使这座漕运重镇成为清廷洋务运动的试验场。天津机器制造局与大沽船坞的蒸汽轰鸣中，国产枪炮与船舰相继诞生，京奉铁路更使其跃升为串联南北的交通枢纽。然而官办工厂的“自强”光环下，是工匠蜷缩漏雨工棚、日薪仅抵半升糙米的残酷现实。民族资本在夹缝中求生，启新洋灰公司以“龙马负太极”商标抗衡洋货，三条石大街的铁匠铺在锤击淬火中蜕变为机器作坊。天津逐步形成以纺织工业和面粉工业为骨干，以大机器生产为主、手工工场为辅的工业生产体系。但繁荣背后，是童工被绞断的手指、工人日均十二小时劳作换取的微薄薪资，以及两元死亡抚恤金折射的轻贱生命。
压迫愈深，反抗愈烈。1916年法商电灯房工人为抗议监工鞭刑暴行，点燃罢工烽火，迅疾得到天津各界工人的鼎力支持。至1919年，天津产业工人已会聚数万之众，他们或许尚未知晓，自己将在五四运动中挥舞铮铮铁拳凝成更大规模的浪潮，以独立之姿登上政治舞台，在中国近代史上镌刻下浓墨重彩的一页。
（三）中西交汇孕育爱国先锋
开埠后的天津，迅速崛起为中国北方联系世界的前沿，而新式教育的蓬勃发展，更成为传播进步思想、启迪开化民智的重要阵地。
在“教育救国”的旗帜下，启蒙先驱严复在《直报》发出“鼓民力、开民智、新民德”的疾呼，“救亡”的呼号激励着中国人历经半个世纪寻求救国救民的真理。这座会聚梁启超、严修、张伯苓等思想巨擘的城市，逐步构建起从小学堂到大学堂的新式完整教育体系，不仅培养了适应近代工业发展的各类专门人才，还造就了一批怀揣高昂的爱国激情和改造中国强烈愿望、视野开阔、思想活跃、充满朝气的先进分子和革命志士。
当觉悟社的青年将“德先生”“赛先生”转化为街头抗议的横幅，当《新青年》的马克思主义星火点燃工人夜校的灯盏，当妇女识字班传出妇女解放的诵读声，学校的悠悠钟声已然化作唤醒民众的号角，青年们终将用热血与生命深刻诠释出张伯苓先生的“爱国三问”，让教育救国的理想升腾为改造中国的时代巨浪。
二
民族觉醒的壮阔交响
天津，这座开放包容又坚韧不屈的城市，作为全国最早响应五四爱国运动的先锋之地，诸多重要历史事件在此上演，众多先进知识分子在此活跃。三岔河口，学生示威游行的旗帜和工人搬卸货物的身影交相辉映，涓涓细流的爱国情怀与响亮的口号共同谱写了近代中国寻求独立的时代强音。
（一）思想激荡催生觉悟萌芽
以“民主”与“科学”为锐利武器的新文化运动，在陈独秀、李大钊等受西方近代教育洗礼的有识之士推动下，拉开了中国知识分子思想解放的大幕。它不仅为中国知识分子思索中西文明的差异冲突撕开了一道裂口，更是打破了封建传统束缚，在东与西、新与旧的思想交织中，在面临各种道路的抉择中，为中国社会注入了新的活力与希望，有力地推动了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传播，为即将到来的革命风暴筑牢思想根基。
彼时，周恩来东渡日本，在海外广泛接触各类新思潮，深入了解关于十月革命、社会主义的书籍和报刊，研读宣传马克思主义的重要著作，思想上开始越来越多地接受了马克思主义的观点。当他踏着五四运动的浪潮返国图兴时，义不容辞担任《天津联合学生会报》主编，在创刊号上发出振聋发聩的《革心！革新！》之声。“革心”，是对主观世界的深刻改造，旨在摆脱封建旧思想的禁锢，树立全新的世界观与价值观；“革新”，则是对客观世界的积极变革，通过实际行动推动社会进步。他主张“灌输世界新思潮”以适合“现代‘觉悟’的潮流”，谋求中国社会的“根本改造”。从个人思想蜕变到国家社会变革，觉悟的萌芽由此发端，为天津乃至全国的青年指明了前行方向。
（二）五四风雷锤炼坚强组织
新文化运动的思想启蒙，点燃了国民的爱国热情，当五四的惊雷响彻全国之际，民主氛围浓厚的天津南开学校、北洋法政专门学校、直隶女子师范学校的进步师生纷纷发起组织进步团体，天津学生联合会、天津女界爱国同志会等社会团体成立，他们组织罢课、游行示威、演讲宣传、发动各界群众、联络各地学生组织，携手开展反帝爱国斗争，为觉悟社的创办奠定了组织基础。为了将天津学生运动推向思想和文化革命的高潮，借鉴北京学生运动经验和出版介绍新思潮期刊的方式，天津学生联合会、天津女界爱国同志会的核心成员决定创办《觉悟》刊物，组建一个比一般爱国团体更加严密、更为坚强有力的组织——觉悟社。
作为“天津学界中最优秀、纯洁、奋斗、觉悟的青年结合的小团体”，觉悟社具有诸多开创性特质。它开男女共创团体之先河，率先践行“男女平等、社交公开”的理念，吸纳男女青年各十名作为创始成员，打破了封建礼教中对男女交往的限制；以“革心”“革新”为精神内核，秉持“自觉”“自决”宗旨，社员共同研究发表文章，抨击时弊，传播世界新思潮；团体组织严密，新社员加入须三人以上社员介绍，内部经常开展批评与自我批评，实行委员制，社务分工明确，重大问题集体决策；工作作风严谨，社员以抓阄产生的代号相称，如周恩来“5”号代名为“伍豪”；邓颖超“1”号代名为“逸豪”，既便于隐蔽斗争，又增强团体凝聚力。
觉悟社一经成立，便成为天津学生运动的坚强领导核心。1919年九、十月间，觉悟社骨干成员组织和发动赴京请愿、“双十节”示威游行和天津各界万余人赴直隶公署请愿等更大规模的群众爱国运动，将天津的反帝反封建斗争推向高潮，展现出强大的组织动员能力和革命领导力量。
（三）奋斗征程锻造革命筋骨
时代使命的召唤，五四运动的洗礼，让追求民族独立和国家富强的觉悟青年迅速成长起来，他们以实际行动推动社会变革和进步。
伟大的爱国精神汇聚成先锋者的动力源泉。觉悟社青年以天下为己任，将爱国作为行动的核心理念，立志“负一种促进社会去谋人类幸福、社会进化的责任”。他们广邀李大钊、蒋梦麟等知名学者演讲交流，分类研究学术，在众多新思潮中艰难探寻科学救国之路，在多次社员集体讨论中辨析主义真理。
英勇的牺牲精神彰显出革命者的坚定信念。五四运动伊始，周恩来就提出要进行自觉的、坚持到底和不调和的斗争，“有恒心，有胆量，方能成功”。在他和觉悟社的带领下，天津人民开展了持续不断的斗争，面对北洋政府的残酷镇压毫不畏惧。周恩来在狱中撰写《警厅拘留记》，揭露反动暴行，鼓舞更多青年投身革命洪流。坚定的信念磨砺斗争的意志，觉悟社三十多名社员、社友中，周恩来、邓颖超、马骏、郭隆真等至少八人相继加入中国共产党，黄爱、谌小岑等至少七人加入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他们分别成长为各个革命时期的骨干力量。其中，马骏、郭隆真、黄爱等同志为追求革命理想献出了宝贵的生命，用鲜血谱写了壮丽的革命篇章。
深厚的为民情怀诠释着奋斗者的责任担当。作为引导社会的先锋，觉悟社的社员致力于唤醒广大民众的觉醒。他们深刻认识到工人阶级和人民群众的历史作用，通过散发传单、街头演讲、开办义务学校等方式，号召民众团结起来，汇聚社会变革之力。马骏在天安门前发出“只有团结一心，才能形成强大的力量”的呼吁，周恩来提出改造联合，先凝聚进步社团，然后“到民间去”，实现人类大联合，达成“中华之崛起”的目标。
三
追寻真理的浩荡长歌
十月革命指引了中国先进分子新的觉悟方向，天津成为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早期重要传播地和革命志士信仰扎根的前哨。在李大钊的引领下，周恩来、马骏、于方舟、张太雷、刘清扬、郭隆真、邓颖超等先进分子，最终接受马克思主义为改造中国社会的思想武器，成长为坚定的马克思主义者，为中国共产党的创建奠定了思想和组织基础，奏响了从思想觉醒到革命新生的激昂乐章。
（一）革命先驱高擎马克思主义信仰之帜
从天津走出的革命先驱李大钊，是中国最早的马克思主义传播者。面对新文化运动中西方纷至沓来的各种主义，李大钊也曾受到资产阶级民主共和、自由平等的政治思想影响，但随着对马克思主义著作的深入研读，尤其是十月革命的胜利，让他在黑暗中看到赤旗的世界，于是毅然站到马克思主义立场上来，树立起马克思主义的鲜明旗帜。
在纸媒阵地引领马克思主义潮流。李大钊在《言治》《新青年》上相继发表《法俄革命之比较观》《庶民的胜利》《布尔什维主义的胜利》等文章，热情讴歌十月革命，又以《我的马克思主义观》系统阐述唯物史观、政治经济学和科学社会主义，让更多的民众了解马克思主义的理论体系。
以学术演讲播撒马克思主义火种。李大钊多次来津演讲，宣传革命思想，在进步青年中产生了广泛而深远的影响。他走进觉悟社与社员亲切座谈，赞许他们打破封建隔阂、男女同学合作，出版《觉悟》的做法，勉励社员关注世界革命新思潮，广泛阅读《新青年》《少年中国》上的进步文章，社员在与李大钊的亲切交谈中深受启发，感觉自己“同马克思主义和俄国十月革命发生了关系”。
用躬身应用践行马克思主义原理。李大钊深知工人阶级蕴含着巨大的革命力量，在《“五一”May Day运动史》一文中，呼吁工人觉醒，推动“三五文人的运动”转变成“劳工阶级”的运动。五四运动后，他深入到北京、天津、唐山等地工人中考察，发起成立北京大学马克思学说研究会，指导创办面向工人进行革命宣传的通俗小报《劳动音》。在天津，他指导北洋法政专门学校教员于树德、安体诚创办天津第一所工人学校，推动马克思主义与工人运动紧密结合。
（二）进步团体深耕马克思主义真理之壤
在李大钊的影响下，从觉悟到新生，天津涌现诸多马克思主义研究社团，成为宣传马克思主义思想的生力军。
报纸杂志广泛宣介。《天津学生联合会报》《平民杂志》《觉悟》等由觉悟社成员参与编辑的刊物，新生社出版的《新生》，南开学校创办的《南开日刊》《新生命》，北洋大学出版的《北洋日刊》等，纷纷发表宣传马克思主义、介绍十月革命的文章，让马克思主义的声音在天津乃至全国回响。
探讨研读深化认识。觉悟社扎根河北区三戒里，社员们倾囊献书，白天奔走学运，夜则秉烛研读，讨论之声常至午夜。邓颖超在《五四运动的回忆》中说：社员们在学习和探讨各种思潮的过程中，多数趋向于科学社会主义。新生社在于方舟带领下，经李大钊亲自指导成立，后改组为马克思主义研究会，首次提出在天津建立共产党组织的构想，《新生》杂志更被誉为“全带有社会主义色彩”的革命刊物。
监狱斗争坚持学习。周恩来、马骏、郭隆真、张若名、于方舟、李培良等革命志士因抵制日货入狱，身陷囹圄仍顽强抗争，坚持不懈学习马克思主义。大家公推周恩来、马千里、于方舟三人主办读书团，周恩来先后利用五个晚上宣讲马克思的生平和唯物史观、阶级斗争和剩余价值学说，在牢房化作的课堂铭刻下天津青年最赤诚的信仰宣言。
（三）爱国青年淬炼马克思主义赤诚之心
济世救民的渴望和对真理的孜孜追求，使天津的进步青年在马克思主义的道路中逐步明晰信仰，确定终身奋斗的方向。
求索坚定科学信仰。初到欧洲时，周恩来秉持严谨态度研究马克思主义理论，“虔心考查以求了解彼邦社会真相暨解决诸道”，以确定是否适用于中国。他考察英、法工人运动，潜心研读《共产党宣言》《社会主义从空想到科学的发展》《国家与革命》等经典著作，在理论与实践的结合中完成了思想上的重大转变。经过深入思考与推求，最终明确而坚定地表示“我认的主义一定是不变了，并且很坚决地要为他宣传奔走”，标志着这位爱国青年完成了向马克思主义者的思想蜕变。
架设真理传播桥梁。觉悟社成员通过多种形式深化马克思主义理论学习与传播。周恩来在欧洲期间为《益世报》撰写20余万字的通讯报道，系统介绍欧洲工人运动和社会状况；邓颖超等国内社员则在《新民意报》创办《觉邮》副刊，刊登社员们关于社会改造的讨论文章。这种跨越国界的思想交流，不仅促进了社员们的理论水平提升，也为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传播开辟了新渠道，越来越多的先进分子在马克思主义的旗帜下集合起来。与此同时，社员们积极投身妇女解放运动和工人斗争实践，在革命实践中检验和发展马克思主义理论，为思想上入党奠定了坚实基础。
投身建党伟大实践。随着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深入传播，建立无产阶级政党的条件日趋成熟。“南陈北李”在津相约建党，开启中国共产党的创建进程。上海、北京等地先后成立了共产党早期组织，并推动各地党团组织的成立。在国内的觉悟社成员参加共产党早期组织创建的同时，塞纳河畔的先进青年也在阅读陈独秀的来信。1921年三、四月间，周恩来、刘清扬等五人组建巴黎共产主义小组，成为党的八个早期组织之一。这些建党实践有力促进了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工人运动的结合，为中国共产党的正式成立作了重要准备。1921年7月，党的一大通过的《中国共产党第一个纲领》明确宣示以马克思列宁主义为指导，将实现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作为奋斗目标，标志着中国先进分子转变为马克思主义者的历史进程取得了决定性成果。从此，中国共产党团结带领中国人民，以“为有牺牲多壮志，敢教日月换新天”的大无畏气概，书写了中华民族几千年历史上最恢宏的史诗。
当五四运动的游行标语褪去颜色，“为共产主义宣传奔走”的誓言熔铸成一代代共产党人入党誓词的忠诚回响，当三戒里的激昂研讨沉寂于时光，觉悟社旧址的红色传承仍在激励吾辈自省自强。这座见证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最初探索的城市，以其抗争、觉醒、奋斗的三重奏有力证明，红色基因从来不是抽象的概念，而是鸣响于码头罢工的汽笛声，镌刻于觉悟社员的手札笔记、彰显于天津人民在党的坚强领导下进行革命、建设和改革的伟大壮举中。
锚定新的历史坐标，天津正以更加昂扬的姿态拥抱时代机遇。京津冀协同发展构筑战略支点，“一带一路”建设拓展开放格局，滨海新区创新驱动澎湃发展动能，上合峰会举办彰显国际风范。在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大都市的新征程上，天津人民以实干笃行、善作善成的奋斗精神，谱写中国式现代化的天津篇章，让革命先驱的夙愿化作海河两岸的盛世图景，让红色基因绽放新时代的璀璨光芒。
（作者为中共天津市委党校地方党史资料征集处二级主任科员，天津市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研究中心天津市委党校基地研究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