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1年“九一八”事变爆发时，17岁的梁斌已经是一位“老革命”了。1927年“四·一二”反革命政变，万千共产党员人头落地，革命处于低潮，他却毅然决然地投身革命，加入了共青团。“九一八”事变爆发时，梁斌正在保定省立第二师范学校读书，他与同学们走出校门，深入民众间宣传抗日救国，多次奋不顾身地参加学潮运动，反抗国民党当局的不抵抗政策。1932年7月6日清晨，敌人突然冲进学校，学生徒手与之搏斗，校园到处血迹斑斑，12名党员、1名团员惨遭杀害，史称“七六惨案”。同年8月，在中共河北省委和保属特委领导下，梁斌的家乡保定地区高阳、蠡县一带爆发了一场反抗国民党反动统治的大规模农民武装斗争，史称高蠡暴动。暴动的农民成立了高阳地方苏维埃政府和河北省红军游击队第一支队，后被安国国民党驻军白凤祥部包围，队伍被打散，47人壮烈牺牲，坚持5天的暴动失败。“七六惨案”和高蠡暴动失败，对梁斌影响极深，用他自己的话来说，是刺在其心上的“两棵荆棘”，他说：“自此以后，我下定决心，挥动笔杆做刀枪，含着一生的辛酸向敌人战斗！”

　　梁斌在抗战中始终坚持一手持枪，一手秉笔。日寇侵占华北，他带人砸开蠡县警察局，取出枪支弹药，成立了蠡县第一支抗日武装。此后，他几乎枪不离身，担任冀中区游击十一大队政委，冲锋陷阵；担任冀中区党委新世纪剧社社长，率领剧社全体成员，上台是演员，下台是战士。他把手中的笔作为对敌斗争的武器，在抗战文艺阵营的戏剧创作和小说创作两个领域发挥着威力，都获得了丰硕的成果。

　　作为新世纪剧社的社长，梁斌写戏，导戏，演戏，带领剧社转战敌后根据地，鼓舞将士斗志，发动民众抗日。剧社没有剧本，他很快便创作出《爸爸做错了》——这是他的戏剧文学处女作，他亲自担任导演，舞台演出大获成功。为纪念“七七事变”周年，他以二十九军团长吉星文血战卢沟桥这一史实为背景创作了剧本《血洒卢沟桥》。此后，他又创作了剧本《抗日人家》《千里堤》《五谷丰登》。《抗日人家》是抗战时期最早出现的抗日宣传歌剧。五幕话剧《五谷丰登》讲的是地主冯老锡家的长工与冯家姑娘相爱，后两人相继出走参加革命的故事，这个故事后来被梁斌写进了长篇小说《红旗谱》。梁斌的剧本由新世纪剧社搬上舞台，演出受到敌后根据地军民的热烈欢迎，常常是剧社在村里演出，日军就要进村了，梁斌忙带领大家拆台、装车，拉起布景道具转移到下一个村，接着开台唱戏。冀中广袤的平原上，遍布着新世纪剧社的脚印；冀中开阔的天空中，响彻了新世纪剧社的歌声。

　　1940年，梁斌当选冀中文建会文艺部长，冀中区党委书记黄敬对他说：“你们是一只老母鸡，要孵出很多小鸡。不只会演戏唱歌，还要做群众工作，动员冀中农民投身抗战。”很快，新世纪剧社的第一个冀中文艺训练班在曲阳县开班。梁斌既要给学员们上戏剧理论课，还要负责政治课和行政管理，甚至训练班的口粮也要他去八方求援。1941年又开办了第二期训练班，梁斌仍任班长。两期训练班招收的都是村剧团的骨干，合起来有几百人，这些年轻的农民从训练班走出去，便成了抗战文艺的种子，播撒在冀中大地上，生根，发芽，蓬勃生长。1941年秋天，冀中召开第二次文代会，总结群众文化工作经验。经统计全区能够独立演出的村剧团有1700多个，许多剧团的音乐人才能识简谱、会指挥，有的剧团还拥有舞蹈队。冀中的抗战大图景上出现了一道独特的风景：1700多个乡村剧团活跃在敌后，活跃在炮火中，这是一个奇迹，不仅是世界戏剧史上的奇迹，也是世界战争史上的奇迹。

　　梁斌还发动了一场话剧舞台语言的革命。新世纪剧社的观众绝大部分是农民，戏剧要使农民喜闻乐见，演员既不撇京腔，也不用某一个地方的土话，而是要在两者之间找到一个平衡点，新世纪剧社创造了自己的舞台语言发音体系，形成一种为冀中农民所能接受的新的地方化舞台语言。一个剧社居然能有属于自己的舞台语言发音体系！这不要说在战时，就是在和平时期也属凤毛麟角。这套体系的形成过程也是梁斌探求文学民族化的过程。从这个意义上说，没有新世纪剧社独特的舞台语言发音体系，便不会有《红旗谱》的民族风格。

　　梁斌不仅是抗战的参与者，也是记录者，尤其是读了毛泽东《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后，他更坚定了生活是创作源泉、创作必须深入生活这一现实主义文学理念。1933年，他发表的小说处女作《农村的骚动》就以他亲身经历的农民反抗压迫为主题；1936年发表的《夜之交流》叙写了高蠡暴动失败后反动当局对革命者的残酷镇压。1937年全面抗战爆发后，梁斌的抗战文学经历了血与火的淬炼。1942年他发表于《冀中文化》第二期的短篇小说《三个布尔什维克的爸爸》，是受到一位牺牲了三个儿子仍坚强不屈的革命老人的触动，后又扩写为中篇小说《父亲》，于同年连载于《晋察冀文艺》，小说中的父亲后来在《红旗谱》中发展成为农民英雄的典型朱老忠。

　　从枪林弹雨里走出来的梁斌，血管里始终鼓荡着抗战烽火。1933年发表小说处女作，1957年《红旗谱》出版，1963年《播火记》出版，直至《烽烟图》于1983年面世，长篇小说《红旗谱》系列三部曲出齐，成为他跨越50年的生命之作。

　　《红旗谱》系列三部曲大部分篇幅以抗战为历史背景，其中许多人物都是在炮火中提炼出来的。《红旗谱》叙写了二师学潮，后两部《播火记》《烽烟图》的中心情节则为高蠡暴动，三部曲对冀中平原抗日战争烽烟初起的时代背景、社会风貌、阶级动向和历史进程，作了高度的艺术概括和真实表现，深刻反映了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中国农民阶级在民族危亡紧要关头的思想觉醒和义不容辞肩负起抗日救亡历史使命的重大主题。在《播火记》《烽烟图》里，《红旗谱》的主要人物朱老忠、江涛、严萍、运涛、春兰、大贵等得到进一步塑造，形象更加丰满；张嘉庆、芝儿、金华、李霜泗等新的人物一经出现便以突出的性格、生动的形象跃然纸上。这些艺术形象，以宏大的阵营在当代文学人物画廊中熠熠生辉。

　　巴尔扎克说过：“小说被认为是一个民族的秘史。”在《播火记》《烽烟图》里，梁斌延续了《红旗谱》的现实主义风格，全方位展现了在抗战这一关乎整个国家命运的重大社会冲突中各阶层人物的心灵演变，鲜明地体现了中国文学的民族风格，显示出民族史诗式的气派。以朱老忠、江涛为代表的两代农民，经历大革命血与火的淬炼，跟着共产党争取幸福生活的意志更加坚定，斗争经验更加成熟。以冯贵堂为代表的第二代地主，在聚敛土地的基础上拓展商业版图，当农民奋起反抗并组织起武装时，冯贵堂迅速蜕变为刽子手，勾结反动军警残酷杀戮抗日军民，向高蠡暴动家属反攻倒算。

　　小说中最能揭示民族心灵演进的是对风情民俗的刻画，而梁斌正是这方面的高手。《播火记》中有两段文字充分体现了这一点，一段是“大贵娶妻”，另一段是“冯兰池出殡”。日寇的铁蹄越来越逼近冀中，艰难时刻，缺吃少穿，大贵娶金华进门，新娘的衣服是借来的，现脱坯盘炕、沙抹屋子做了新房，锁井镇的农民依旧将婚礼办得喜气洋洋、中规中矩。“离娘骨”割来了，几件梳篦当了“添箱”，玉米和红高粱一把把往新娘头上撒。朱老明请学堂先生写喜幛，先生按老习俗写上“大德望忠翁令郎花烛之喜”，朱老明说：“不对头，大德望是个封建的意思，不如大革命好，你看大革命的时候，那个威势！”果然，“大革命忠翁令郎花烛之喜”的喜幛就在新房里高高挂起，旧风俗翻出新时尚。大革命虽然失败了，农民心底的渴望却像地火一样顽强地燃烧。“冯兰池出殡”一节，更加充分显示了梁斌文学的艺术张力：严谨的殡葬仪式、浩大的祭祀规模，在作家笔下徐徐展开。“从冯家大院往西，大路两旁，尽搭起席棚”“五里一小祭，十里一大祭”“千里堤上搭起一座大棚，棚里挂起帐幔”“席棚搭得那么高，那么精巧。自古以来，办过大事的人家，都没在这里搭过这样的席棚。没有人知道这座席棚的用场”。出殡按风俗进行，僧道两坛，唢呐、大管呜呜响，白军兵士齐放排枪。突然，几位红军被绑着押到了千里堤大棚，铡刀搬来了，冯贵堂要用暴动红军的人头超度冯兰池和战斗中被打死的白军。民间礼俗的铺陈中瞬间血光四溅，当朱老星们的鲜血“染透了黄沙，染红了堤岸，流下河坡，染红了水流”时，仇恨终于迸发，“中国共产党万岁！打倒日本帝国主义！”的呐喊响彻滹沱河两岸，印证着民族心灵的觉醒。

　　梁斌的《红旗谱》被誉为中国当代文学里程碑式的作品。它不仅是一部反映中国农民觉醒与奋斗的宽广壮丽的史诗，其强烈的民族风格和民族气派还标志着“五四”以来中国新文学回归本土、回归民族文化的重大成就；它慷慨悲歌、燕赵风骨式的悲壮美学别开生面，创造了当代文学审美新境界；它塑造的朱老忠这一文学形象，不仅丰富了当代文学的人物画廊，而且成为继《水浒传》《阿Q正传》之后，开一代新风的中国农民文学典型。《红旗谱》系列三部曲从历史的高度，深刻概括了整个民主革命时期中国农民的历史命运，反映了中国民主革命的农民问题，揭示了农民和共产党所领导的民主革命二者关系上所达到的广度和深度，是“五四”以来反映农民问题小说中一个集大成者，其所昭示的中国社会发展规律，仍然具有深刻的现实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