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悠扬的电子琴声从河西区一处普通的居民楼内传出，记者并没有想到，弹琴者就是此行要采访的主人公——96岁的老党员王锡九。

　　老人身材清瘦、精神矍铄，穿着一件洗得发旧的白衬衫，说起话来总是面带微笑，清亮的眼神中溢出满满的幸福：“以前哪敢想今天？能活下来，还能过上这么好的日子……”

　　出生在1929年的王锡九，童年的回忆并不美好，甚至充满了动荡与惊恐。“闹日本那些年，我老家河北省博野县城东村沦为敌占区，日本鬼子的据点就在离村子不远的地方。”因为离得近，王锡九所在的村子经常会遭受日本兵扫荡。

　　“鬼子来了，烧杀抢掠无恶不作，家里的粮食、物品等都被洗劫一空。”为了能提前掌握鬼子的动态，村民们自发成立了值守小组，每次鬼子快要进村时就敲锣告知。王锡九回忆，乡亲们四下逃散之前，会先把粮食埋进地里，即便这样，还是会被鬼子翻去，一些村民就投亲靠友，搬离了村子。

　　王锡九的父亲一辈有兄弟4人，三叔是村里的游击队长，还是一名共产党员，常年在外跟日本鬼子打游击。为了躲避鬼子突然进村扫荡，他们一家人经常晚上带着被子睡在田地里，天亮了才敢回家做饭、下地干活。

　　一个清晨，从地里回来的王锡九远远看见自家房子在冒烟，走近才发现房子被烧了，家里的东西也被抢了。“原来，那天半夜鬼子进村扫荡，不仅抢光了村里的东西、烧毁了乡亲们的房子，还杀了好多乡亲。”说到这，老人的声音低沉下来，眼神中满是愤恨。他说，想给乡亲们报仇，但当时他还不到10岁。

　　仇恨的种子刚在心底扎下根，又一幕惨痛景象刻入了少年的生命。

　　“我的老师被日本鬼子杀害了。”王锡九儿时就读的是一所进步学校，为了躲避日本鬼子的扫荡，这所学校并没有固定的上课地点。“夏天，我们在距离城东村不远的一片树林子里上课；冬天，就以小组为单位，分散到村民家中学习。”王锡九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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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当时，王锡九的老师是一位大约20岁的进步青年。“他除了教授我们文化知识外，还会向大家宣传抗日救国的进步思想。”王锡九说，“我们也不知道他是怎么暴露的行踪。那天晚上，他上完课没走，留宿在村子里，结果伪军和鬼子都来了。他很机警，听到动静后快速起身跳窗跑了出去，可就在翻越墙头时，他被敌人的子弹击中了。”

　　转天，得知老师牺牲的消息，王锡九和同学们都哭了。

　　王锡九说，从那时起，他就有了加入中国共产党、当八路打鬼子的想法。因为年龄小，且是家里的独子，王锡九被部队拒绝了。

　　“为了将来能上战场杀鬼子，我们上学时还会学习刺刀拼杀，我和同学们都练得很辛苦，就是希望有一天能给老师报仇。”老人一边讲，一边站起身来，左腿向前跨步，身体猛地前倾，双手比划出刺刀拼杀的姿势。

　　虽然因为年龄小，不能上战场杀敌，但王锡九也没闲着，经常给三叔所在的村游击队站岗放哨，群众大会上还积极进行抗日宣传。一次群众大会，王锡九和同学们自编自导自演了一出抗日短剧《送哥哥去当兵》，当时只有10岁的王锡九化身台上送兄杀敌的弟弟，他精彩的表演引得满堂喝彩，那句台词“哥哥，你上战场一定要多杀鬼子”，更是让在场群众为之动容。

　　日本投降的消息传来，可把王锡九高兴坏了。没多久，他当兵的梦也实现了，王锡九加入了当地的民兵队，还有了自己的第一支枪。后来，在解放战争中，因表现出色，王锡九如愿加入了中国共产党，还被推选为民兵队的指导员，经他手培训的民兵有数百名。

　　硝烟散尽，王锡九的生活归于平静，但党员的赤诚从未褪色。“如今，父亲虽已年近百岁，但每天读书看报，关心国家大事。”王锡九的三女儿王秀银告诉记者，父亲一生生活简朴却很知足，想给他添置些物件，他都不要。“你看，我有电视、电脑，还有手机、电子琴……生活如此美好——父亲总是这样说。”王秀银笑着说。

　　老人的这份知足和感恩，在关键时刻又化成了实际行动。2020年，新冠疫情来袭，王锡九坐不住了。“父亲当即拿出了5000块钱，让我帮他交给党组织，说是特殊时期的‘特殊党费’。”小女儿王秀珠说，事后，父亲单位的相关负责人为此事专程来家里道谢，父亲倒觉得有些惭愧，他说：“不叫事，还让人跑一趟。”

　　从抗战期间睡在田地里的惊恐少年，到高喊“哥哥，你上战场一定要多杀鬼子”的抗日小宣传员；从培训数百名民兵的民兵队指导员，到新冠疫情悄然交出“特殊党费”的老党员——王锡九的人生路，烽烟与和平交织，苦难与幸福更迭，老人没有惊天动地的伟业，却用一生的平凡坚守铸就了对党的无限忠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