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按

　　天津是一片具有光荣革命传统的热土，回望党在天津百年奋斗的光辉历程，渤海之滨、海河之畔，津沽大地留下了灿若星河的红色印记。为深入学习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把红色资源利用好、把红色传统发扬好、把红色基因传承好的重要要求，加强天津红色文化研究，擦亮天津红色文化底色，本版推出“津门足迹——点亮天津的100个红色地标”系列文章，由市委党校精选100个革命旧址、纪念场馆等体现天津红色文化特质的标志性符号，用红色资源讲述革命故事，挖掘蕴含的思想内涵和革命精神，传承红色基因，赓续红色血脉，凝聚奋进力量。

　　2024年10月29日，时值李大钊诞辰135周年之际，位于天津市河北区志成道33号的北洋法政专门学堂——李大钊在津求学和开展革命活动遗址经精心修缮正式开放，以崭新之姿向世人诉说往昔峥嵘。北洋法政专门学堂是中国近代史上第一所全日制官办政法专门大学，孕育了众多人才，也成为李大钊探求救国救民真理、踏上革命征程的光辉起点。

　　急思深研政理

　　择进津求学之道路

　　20世纪初，清政府为维系摇摇欲坠的政权，进行了包括废除科举制度的一系列改革，千年仕宦之道被迫谢幕。天津自1860年开埠之后，逐渐崛起为洋务运动在北方的核心要地，成为中国变革进程中的先锋。1901年，袁世凯积极推行“北洋新政”，“中国各省新政之布，必资模范于北洋”，“各省咸派员考察，藉为取法之资”。鉴于新政涵盖变法修律、政制革新等诸多方面，对新型政法人才的需求愈发迫切，袁世凯向清廷提出奏请，于1906年12月30日在天津海河北岸河北新区创办北洋法政专门学堂。学堂引入西方教育模式，传授“专门学术”，旨在培育“完全法政通才”，课程设置与师资配备均走在全国前列。“那时中国北部政治运动的中心，首推天津，天津以北洋法政学校为中心”，1923年李大钊在母校校庆纪念会上《十八年来之回顾》的演说，肯定了天津及北洋法政专门学堂的重要地位。

　　1907年夏，即将完成永平府中学二年级学业的李大钊，站在青春的十字路口，是选择升入保定直隶高等学堂，还是追寻内心深处的鸿鹄之志？他经过思忖毅然选择了后者，踏上进津求学之路。当时，天津有北洋军医学校、长芦银行专修所和北洋法政专门学堂三所学校正在招考，一心期望为国找寻出路的他“感于国势之危迫，急思深研政理，求得挽救民族、振奋国群之良策”，认为“军医非我所喜，银行亦违我素志，故皆决然弃之，而入法政”，遂考入北洋法政专门学堂。可以说，李大钊报考北洋法政专门学堂之举，绝非一时兴起之轻率决定，而是他深思熟虑后为探寻救国救民真理所迈出的坚定步伐，对其后来的革命生涯产生了深远影响。

　　开启思想启蒙

　　生再建中国之志向

　　1907年9月，李大钊正式入读北洋法政专门学堂（1909年更名为北洋法政专门学校）。在校期间他精于学业，苦习英语、日语及政治、经济、法律等方面新知，如饥似渴地阅读钻研《社会契约论》《民约论》等民主法治相关名著，接受现代思想启蒙，逐步树立起反对封建专制、追求民主自由的世界观，“随政治知识之日进，而再建中国之志趣亦日益腾高”。

　　清末，国家支离破碎，百姓生活困苦，李大钊将自己的居所命名为“筑声剑影楼”，借荆轲与高渐离刺秦之举，立以身报国之志。他以诗抒怀，以文载道，“久居燕市伤屠狗，数觅郑商学贩牛”的苦闷与求索，“家国十年多隐恨，英雄千载几荒邱”的悲愤与无力，“国殇满地都堪哭，泪眼乾坤涕未收”的感怀与悲痛，都充分体现其为民族之辱而痛、为民族之困而愁、为民族解放而起的强烈情感。

　　与此同时，老师白毓昆对李大钊思想的成长起到了重要作用。白毓昆曾“以地理学救国”为志向，加入同盟会，走上宣扬民主、献身救国的革命道路，后受邀来天津任教，在三尺讲台上阐述革命救国理念。白毓昆对李大钊尤为器重，有意安排他参加一些时事讨论等进步活动，进一步提高了李大钊的思想觉悟。1912年初，白毓昆因组织领导滦州起义被捕，刑场上立而不跪，振臂高呼：“此身可裂，此膝不可屈！”其视死如归的气概和“为我主义而死”的品格使李大钊深受震撼，更加坚定了其挽救国家危亡的决心。

　　进行政治实践

　　寻救国救民之真理

　　李大钊在校学习时期，正值社会思潮空前激荡、革命浪潮风起云涌的辛亥革命前后，身处当时北方政治运动的中心——天津，他开始积极投身于探求救国救民真理的革命实践。

　　1910年12月，天津学生发起第四次立宪请愿活动，天津各校学生联合在北洋法政专门学校召开会议，李大钊被推选为该校代表之一。请愿活动虽遭到镇压，以失败告终，但壮烈的场面深深感染着李大钊，让其进一步认清清政府实行专制统治、虚假立宪的真面目，坚定了其反对专制、进行革命的信念。

　　李大钊“文章深厚磅礴为全校冠”，同窗郁嶷称赞其能挥毫泼墨出“明可薄汉霄，幽可泣鬼神，坚以铄金石，悲歌激昂，摧山岳而震鲲鹏”的撼人力作。随着学问见识愈发充实卓拔，李大钊开始以犀利的笔锋开辟舆论阵地，力求唤起民众力量。1912年6月，他写下《隐忧篇》表达忧国情怀。同年秋，北洋法政学会成立，李大钊和郁嶷一道担任编辑部长。其间，他主持参与编译《〈支那分割之运命〉驳议》《蒙古和蒙古人》等书，痛斥帝国主义分子谰言，揭露帝国主义侵略罪行，分析国家危急形势，唤起全国人民觉醒。翌年4月，北洋法政学刊《言治》创刊，李大钊负责编辑出版工作，先后发表《大哀篇》《裁都督横议》等文章诗歌35篇，针砭时弊、宣扬民主，力求唤醒更多同辈青年挽救国家于危困。

　　1913年7月，李大钊从北洋法政专门学校毕业，赴日本早稻田大学学习，由此开始接触并信仰马克思主义，成为学贯中西的学者和坚定的马克思主义者。他将天津作为宣传革命思想和开展革命活动的重要地区，为马克思主义在天津的传播、天津党团组织的创立和革命运动的开展倾注大量心血。而北洋法政专门学堂也一直延续着优良的革命传统，虽历经多次易名变迁，广大师生始终在党的领导下投身革命运动和抗日斗争，在天津现代革命运动史上镌刻下不朽印记。

　　北洋法政承先志，先驱风骨励后人。北洋法政专门学堂遗址的修缮开放，不仅是对李大钊昔日津门岁月的深情纪念，更是对当代青年心灵的深刻涤荡。李大钊忧国忧民、矢志救国的赤子之心，坚定信仰、坚持真理的崇高追求，敢于斗争、不怕牺牲的担当精神，是他“铁肩担道义，妙手著文章”传奇人生的生动题跋和注脚，将永远激励海河儿女“惟知跃进，惟知雄飞”，以“青春之我”在津沽大地上书写时代华章！

　　（作者为中共天津市委党校地方党史资料征集处三级主任科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