林希用黑色幽默的叙事方式创作了一部小说《天津闲人》，将“闲人”放置于近代天津的历史风云中，辛辣又生动地展现了一种独特的“闲”。“闲人”上可关乎市井阶层参与历史建构，下可蹭吃蹭喝解决温饱。“民以食为天”，饮食文化串起了整部小说的起承转合，成为作品中“闲人”不闲的重要依据。

　　天津是近代随着开埠崛起的城市，饮食文化作为城市文化的重要分支，保留着南北交融、中西碰撞的文化印迹，记录着城市的文化发展与变迁。天津海、河交汇，南来北往的商贸活动带动了本土多元丰富饮食文化的形成。饮食文化作为民俗文化的一个重要分支，融汇于三六九等各色人物的生活中，串起了“闲人”们的故事。“闲人”实则是不闲的，小说开篇以“香糟牛肉”为引，介绍了天津这地界做买卖的规矩，三言两语就交代了“闲人”的生存空间。天津卫的“闲人”可以维系社会秩序、安定民心，是不可或缺的一群人。码头文化使天津饮食偏向实惠、快捷，鸿顺居的“牛肉蒸饺”、街边小饭铺的“西葫芦羊肉水饺”出现在食不果腹的苏二爷苏鸿达卷起事端的背景描写中，是“末等闲人”日常能所及的平价消费场所和食物。

　　近代天津城市文化驳杂，饮食文化与市井文化、码头文化、宫廷文化、外来文化等都有关联。有学者曾写道：“近代天津特殊的历史文化和特殊的地理位置，形成了天津特殊的地域色彩。上至皇室贵族、皇亲国舅、达官贵人，下至青皮混混、烟花女子，三教九流，应有尽有，构成天津卫一道独特的风景。但天津卫的特点还不仅在于有这么多人和物，更在于各色人等都可以在天津特定的生活环境中上下沟通，相互交往，都容纳于天津市井社会的大格局中，获得自己的生存位置。”林希在小说中将“闲人”的世俗生活和市井人文生态，以及这类人的生存价值联系起来，饮食文化在其中发挥了穿针引线的作用。“上等闲人”、狡诈慈善家侯伯泰，宴请勾结日寇的大律师袁渊圆时，“餐桌上没有什么大菜，两只素色青花大餐盘，每只餐盘上盛着一只红澄澄的河蟹，一套吃螃蟹的餐具，小锤、小凿、小刀、小镊子。清一色的银器，和红澄澄的螃蟹恰好白红相间，愈显得餐桌上典雅富丽”。大螃蟹、陈年花雕、银器、素盘都是富贵之家的标配，是区别于一般闲人的重要物质载体。侯伯泰在结束一次卖国行径后，拉着袁渊圆一起吃饭，“总统大人赏下来的南洋大翅，我吩咐下的菜单：诗礼银杏、一品海参、福寿燕窝、绣球鱼翅，最后是日本的金钱原汁鲍鱼，不可多得”。海参、鱼翅、燕窝常出现于闽菜、粤菜和宫廷菜之中。天津南北贸易往来频繁，南方商人自然也带来相应的饮食文化；“日本鲍鱼”的出现，说明远渡重洋来的食材也影响了本土饮食文化的变迁。“末等闲人”苏鸿达骗精于算计的《晨报》主笔严而信去登瀛楼吃饭时，要了“一道全拼什锦，一道红烧大肘海参，一盆醋椒鱼”，还不忘说自己“早点一杯牛奶，晚上一个三明治”。这里体现了中西饮食文化的交融、碰撞。

　　作为北方漕运城市，近代天津地界上活跃着从广东、福建、浙江、山东等地过来的客商、劳动力等，粤菜、客家菜、宁波菜、鲁菜等菜系随之涌入。自开埠以来，西方饮食文化也很快进入津门，尤其快餐文化很容易融入大众的日常生活中。新派人物袁渊圆抽着“吕宋大雪茄”，拉着苏鸿达进了“美丽美餐厅”，吃的是俄式西餐“牛排、鱼子酱、酸黄瓜、柠檬泡菜、红油葱头”，但早晨照例是“一套鸡蛋煎饼果子”。饮食文化犹如流动的文明密码，具有本土文化的稳定性，也有全球化的流变性。《晨报》主笔严而信在行驶于太平洋上的客轮里，“喝了半瓶法国白兰地，吃了一只烤龙虾，用了一份法式烩牡蛎”后，被荒诞地结束了小命，这个人物的结局在某种程度上隐喻了崇洋媚外、卖国求荣的下场。林希作品中这些饮食文化的书写打开了作品的另一重叙事空间，也极大深化了小说的主题思想。

　　林希的《天津闲人》这部小说，用饮食文化把种种世俗现象串联起来，彰显了近代天津中西融汇、传统与现代交织、本土与外来互鉴的多元文化，这也是林希津味小说整体层面的重要表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