传统的电影史研究往往比较宏观，研究的视角大多是自上而下。自新世纪以来，在跨学科综合研究的视域下，学者们开始关注谁拍电影、怎样拍电影、谁发行放映、谁看电影、影片受到什么评论等一系列问题。于是在“重写电影史”的背景下，有一批新成果出现，如《中国岭南电影艺术史》《北京电影业史迹》，以及《解放区的电影》和《大后方电影史》，还有《顺流与逆流：重写香港电影史》等。但这些成果多是以点带面，从电影政策、电影与城市等视角碎片化的进行研究。总体来看，目前区域电影史、地方电影史的研究尚显薄弱，而《天津电影专题史研究》的出现恰好填补了天津电影史研究的空白。

　　明清时期的天津，作为北方的漕运枢纽和海运码头，在拱卫京畿的同时逐步成为北方的商业中心。至近代，帝国主义胁迫清政府签订了一系列不平等条约，1860年天津便成为中国北方第一个被迫开放的通商口岸，英、法、德、意、日、美、俄、比、奥九国，强行在天津设立了租界。九国租界里，在一栋栋洋楼拔地而起的同时，西方的生活方式也在潜移默化中改变着天津人传统的生活习惯。先是电灯、电话、照相机，接着是有轨电车、汽车，之后电影便开始进入天津人的日常生活。

　　1895年12月电影在法国巴黎诞生，几个月后，l896年百代公司即在天津法租界的天丰舞台开始放映“外洋灯影”——即电影。1896年8月上海徐园也以“西洋影戏”的形式进入上海娱乐市场。10年后，天津市民除了上茶楼、进戏院之外，最常见的娱乐消遣方式就是到电影院看电影。而且，天津的电影业是拍摄与观赏同步，直接反映天津生活的最早影片，一是1900年由法国摄影师詹姆士·威廉逊拍摄的《中国教会被焚记》，二是1902年由美国公司派出摄影师在天津拍摄的风景短片《天津街景》。

　　1907年百代公司电影部经理周子云，创建了权仙电戏院（今淮海影院），这是当时中国的第一家影院。随后，天津的电影放映逐渐辐射到北京、陕西等地，天津成为中国电影传播链条上的重要一环。天津的电影业，从最初借助茶园、戏院、公园等传统娱乐场所进行放映，逐步发展到改造或新建独立的电影院，电影逐步成为天津一项独立的娱乐项目。天津电影的放映业，从“外洋灯影”发展到“电影”，天津即成为“电影”一词肇始地；天津电影艺术本身，也从纪录片到故事片，从无声片到有声片，从黑白片到彩色片，这些都见证了世界电影艺术的发展过程。

　　《天津电影专题史研究》一书以天津电影为研究对象，打破了传统的历时性结构，从电影的发端开始梳理天津百年电影史，力图从多维度呈现一个丰富的天津电影史，以新的视角与方法对天津地域电影发展史进行梳理和阐释，每个历史时期各有侧重。近代天津有着丰富复杂的社会生态，这一时期天津几乎没有制片业，但放映业却特别发达；另外，这一时期从天津走出去的影人特别多，可以说他们构筑了20世纪三四十年代的中国电影中重要的一部分。解放初期，天津电影制片厂与北影厂合作拍摄了《红旗谱》，历史原因天津电影创作转向了新闻片与纪录片。20世纪90年代初，随着天津电影制片厂的重构，天津在电影创作上又成为在全国都极为罕见的得奖专业户，无论是片种还是奖项，几乎涵盖了国内所有重要奖项甚至国际大奖。

　　《天津电影专题史研究》共有六章，第一章梳理了天津早期的电影传播，挖掘民国报纸与天津电影发展之间的关系；第二章梳理天津电影制片业的发展；第三章分析天津电影创作特征；第四章的研究对象是天津的电影院，特别是早期的地方影院，这对今天的院线发展具有启发性作用；第五章是关于天津电影人群体的研究，除导演外还涉及编剧、演员、电影实业家等电影业群体，通过这些天津电影人群体，阐释几代人对中国电影发展的贡献与影响；第六章分析电影中的天津影像，天津地域电影拍摄基地、景观等对电影城市品牌建设的作用。

　　本书从电影史角度对天津电影史进行了客观的梳理与阐发，史论结合，思路明晰。一方面，作者从影院建设、影人发展、影片创作等角度回溯了天津电影业与电影人历经的艰辛，从而清晰地展示出天津电影的发展历程；另一方面，作者对天津电影史中的电影作品、电影现象进行了细致入微的论述和阐释，使读者可以从中领会到天津电影文化和城市文化的特质：这种宏观与微观相结合的研究方法与研究成果，填补了天津电影地域史研究的空白。

　　天津电影业中的放映业，是电影艺术最重要也是最直接的交流途径和传播手段，天津的电影放映业，时刻紧跟世界电影的发展进程，既见证了世界电影艺术的发展过程，也展示了天津电影艺术的丰厚实力。天津作为中国电影重要的发源地之一，建立了中国第一家电影院、第一家新闻影院、第一家儿童影院以及第一家爱子影院，天津的电影活动是中国电影史不可或缺的组成部分；天津作为中国著名的通商大埠，电影业是伴随着城市的发展而发展起来的，天津在电影传播、电影接受、电影创作、电影人才等方面，形成了自己独特的电影文化，这种天津特色的电影文化，对于今天天津电影产业的发展，对于天津城市形象的建构，都将发挥出极其重要的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