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代以来，伴随着外侨的到来，西洋的各种体育活动也随之进入中国，并成为一股潮流。赛马便是其中之一。西洋赛马最初于1842年出现在厦门鼓浪屿，随后香港和上海也举行了赛马。此后随着中国通商口岸的不断开放，赛马活动陆续扩展至天津、牛庄、北京、汉口、青岛等商埠，其中上海、天津、汉口是最重要的中心，尤以上海最具规模。因此，说到西洋赛马在中国的历史，就不能不提上海。毕业于英国剑桥大学的张宁研究员，长期致力于赛马研究，2024年中国社科文献出版社出版的《狂骉年代：西洋赛马在中国》便是其最新的成果。作者依靠扎实的学术积累，为历史爱好者撰写了一本兼具学术和通俗的历史读物。该书主要介绍了英式赛马在中国的发展，同时观察中西文化汇聚下形成的冲击和影响。

　　本书共分六章。对于赛马如何从西洋传入中国并生根发芽，张宁在该书第一章进行了讲述。她认为英式赛马的传入与英国东印度公司有关。由于东印度公司是国家特许的贸易组织，在与中国进行贸易的过程中，外商居住在指定的区域，且不准在外过夜，亦不得携眷入住，使得商人在百无聊赖之际寻求打发时间的活动。而赛马则是英式社交的重要载体，于是外商“或举行赛马借以娱乐”。外国租界在华设立后，外国人便开始寻觅场地举行赛马活动。而且，各商埠的外国人社区主要以年轻男性为主，生活寂寞，“为了避免斗殴、酗酒、赌博，甚至沉迷当地女子之类的事情发生”，租界当局也鼓励他们从事激烈运动，以转移他们的注意力，赛马便是其一。此外，骑马在英国属于贵族运动，而来华外侨多系中产阶级下层，他们的社会地位因租界的殖民性质而得以提升，遂对更高阶层的生活方式起了模仿之心。正是在这三种因素的交互影响下，赛马运动逐渐在各租界兴起。要赛马就需要场地，上海的赛马场也经历了三次变迁，从最初的“老公园”，中经“新公园”，最后是南京西路的第三跑马场。赛马所使用的马也从最初的英国纯种马逐渐改为蒙古马，一方面是基于成本考虑，另一方面也是因为对英人和蒙古马来说，上海都是他乡，两者容易产生情感共鸣。

　　随着赛马活动的兴盛，赛马参加者日益增多，于是便成立了赛马俱乐部——上海跑马总会。正如其他外侨所成立的俱乐部一样，赛马俱乐部也是一个高度排外的组织，并不接受华人加入。即便是上海知名商人叶澄衷的儿子、具有外国留学经历的叶子衡，在当时上海赛马总会主席克拉克的襄助下，两次申请入会也未能如愿。在这样的刺激下，叶子衡决定联合宁波帮商人自行筹建赛马场，成立赛马会。这便是江湾跑马场和万国体育会，它是中国人成立的第一个赛马场和俱乐部。万国体育会虽然由华人组建，但是洋人也参与其中，实际上是一个洋人与华人共同参与的组织，很多规定对华人马主来说不尽公平。例如，上海跑马总会不收华人会员，但万国体育会却华洋皆收，结果使得华人马主只能参加江湾赛事，而无法到公共租界参赛。为了彻底打破这种不公平，范回春联合青帮三大亨黄金荣、张啸林、杜月笙在引翔港再次新建赛马场即“远东公共运动场”，并成立“中国赛马会”，以纯粹华商为号召，广纳华人马主和骑师参与。可以说，从上海跑马总会，到万国体育会，再到中国赛马会，既是上海赛马运动不断发展的历史，也是华人不断争取赛马平等、重构上海赛马秩序的尝试。华人通过加入马会、获得圈内人的肯定与尊重，成为他们在租界获得地位的一种手段。而外侨与华人通过共同举办比赛或相互往来而逐渐打破华洋壁垒，使得租界社会空间和赛马俱乐部出现了出人意表的转变。

　　如果说赛马进入中国，最初只是一种公众娱乐的话，随着时间的流逝，也逐渐成为一种全新的赌博方式。正如上海、天津的回力球场一样，跑马场也成为赌博场。张宁在第四章就此展开了讨论。她从观众的视角出发，探究赛马在中国社会各个阶层所造成的影响。英式赛马引入上海后，华人观众很快就聚而观之，犹如参加庙会一般。后来随着跑马场对华人开放，市民便迅速由“看跑马”变成“买马票”，由此观众的观看习惯发生了变化，昔日跑来跑去看热闹的情形消失不见，取而代之的是站定一处、屏气凝神地注视，并由此引发一系列的马票纠纷。赛马已不再是纯粹的体育运动，而是成为赌博下注的一种载体。

　　除此之外，赛马运动也与女性解放有关。最初，赛马并不允许女性参加，她们只是扮演观众的角色，甚至成为马场外的一景。此后通过担任领奖人和拉马走过大看台，再通过猎纸赛，逐步闯入这个属于男人的禁区。张宁在第五章通过希克林夫人、可子小姐、小立达尔夫人等人的事迹，来说明租界外侨女性逐渐从观众到参与者的角色转变过程，也揭示了女性地位的提高。最后一章是跑马厅从赛马场变为人民广场的历史，宣告赛马在中国大陆的终结。

　　体育活动，看似只是一项运动，实则隐藏着政治含义。有学者指出，帝国的建立最初凭借的可能是政治与武力，帝国的维系却需要仰赖文化的输出。而“运动看似最为无害，其实影响却最深远”。本书关于西洋赛马在中国的历史，恰是最好的注脚，也值得我们深入思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