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曾站在“石门十三品”摩崖石刻前，把每一个字端详很久。东汉永平年间，汉中郡太守鄐君立于褒谷口，脚下是惊涛拍岸的褒河水，眼前是一条鬼斧神工的穿山隧道。长安至汉中的官道打通了最后一公里。这项历时三年、动用2600余名囚徒、横跨秦岭天险的工程，让过往的仕官商贾、文人墨客争相记事咏物，抒怀为文，镌刻于石门内外的崖壁上，世代不绝。天地有大美而不言。

　　对于一座山，我们只是旅行者，但对奚珣强来说，任何石壁上都有可能藏着文字的秘密。他能用手把一座山细细地摸上三遍，所以，很多人把他称为“神人”。通过他，很多摩崖石刻从杂草间逐渐清晰，我们离历史又近了一步。

　　文字作为一种很柔软的东西，能够刻在坚硬的石头上，本身就是一件很酷的事情。千百年来，一代又一代中国工匠把虔诚的信仰凿进崖壁，凿出爱与美的光芒，凿出一部部石壁上的史书、一座座大地上的美术馆。有人说石头有两次生命，一次是物质生命万年沉积诞生于地球表面，一次是艺术生命一朝琢磨诞生于方寸之间。奚珣强的时间都用在寻找时间的拓片上，“你在时间的那里，而我在这里”，史书可以含糊其词，沉默的摩崖石刻却会带我们接近最真实的过去。

　　摸遍群山解读古人朋友圈

　　从杭州西湖开始寻访探秘

　　奚珣强的朋友圈里记录着各种他走过的山，顺着他的脚步，可以追溯古代帝王和文人的足迹，在那些摩崖石刻面前，他们是重叠的。或许奚珣强就是来佐证历史的，是一个有“靠山”的人。

　　“三面云山一面城”的杭州，是中国山水园林城市的典范。千百年来，文人墨客来游，寺院开龛造像，官府或民间的营建活动，在环湖诸山留下众多摩崖题刻。但已知的历史在奚珣强这里是远远不够的，作为生活在杭州的天台人，他要把这座城市的秘密揭开。近十年来，他以前人著述为向导，按图索骥，在山中逐一寻访、核查古刻。

　　有时候，奚珣强身后会跟着一群“摩友”。小有天园望湖亭遗址，现在已没了奚珣强当年初探时野猪搭巢、绿苔漫石的模样，他对着一侧石壁打开手电筒，石壁裹挟着那段历史，如同被打捞上来的沉船慢慢浮出水面，挂满被时间缠绕住的海藻和藤壶。光柱下，乾隆印章神奇地浮现在石面上，众人忍不住发出惊叹。

　　从2013年至今，奚珣强跋涉于西湖群山和古洞之间，虫叮蚊咬，摔跤磕伤，都是家常便饭。别人以为的畏途，他不惧艰险，别人以为的辛苦，他乐在其中，把环湖诸山变成了巨大的“考古工地”。这种动力源于他对摩崖石刻的热爱。

　　飞来峰是杭州的风景名胜，为唐宋士大夫必到之所，白居易写过关于这里的诗文，离杭时携天竺石返回洛阳，以示对江南的喜爱。据清代阮元《两浙金石志》记载，杭州年代最早的摩崖题刻——唐天宝六年（747年）的源少良等题名和白居易的好友、画家萧悦题名，都在灵竺。但自清代以降，实物不知所终，阮元认为已于乾隆四十五年（1780年）为某太守所毁。但奚珣强不信阮元的说法，在飞来峰寻找源少良题刻，竟成为他访石的第一目标。

　　杭州最早的摩崖，命运多舛，只残存极个别漫漶的字迹。奚珣强无数次无功而返，几乎到了要放弃的时候，终于在神尼塔遗址下方发现了源少良题名。数百年间，该题名已遭三度覆刻，留下的最初痕迹非常少。奚珣强经过精心释读和复原研究，确证这就是早已灭失的源少良题名。执念，就是靠死磕获得了圆满。一般人就算不欣喜若狂，也会把酒言欢，但奚珣强认为自己在西湖跋山涉水最初的愿望，就是为了寻找源少良，一旦圆梦，竟然生起了夙愿实现后的空虚感。酒过三巡，当他念及西湖访石将会失去一大动力，竟然独自痛哭流涕。

　　此前，奚珣强已在天竺寺后山被绿苔覆盖的石壁上，重新发现了萧悦题名，这同样是阮元等人遍寻不得的题刻。白居易对西湖山水一往情深，但并未在湖山留存鸿爪。而其好友萧悦题名的发现，也是白居易在杭州生活的见证。奚珣强说，那天下午，当“萧悦”重现人间，他独坐山上，听不见灵隐、天竺寺的梵音，也不知今夕是何年，仿佛近旁的磊磊天竺石就是白居易所钟情的那一片，杂草间生长的野箬竹就是萧悦所描绘的那几株，千年来未改模样，等待着千年后的有心人之重遇。他一直待到天黑，踏着月光回家，把自己灌醉。那一刻，奚珣强与白居易、萧悦一样，同为对西湖山水一往情深的痴情人。

　　看遍上千处摩崖石刻

　　将实物与史料一一对应

　　在一次24公里的环西湖群山之行中，奚珣强在老和山的铺路石上发现了刻有“永”“九年”“堂”几个残字的石碑。石上刻字如同密码，但与少年时的吟咏在内心产生呼应。“永和九年，岁在癸丑，暮春之初，会于会稽山阴之兰亭，修禊事也。群贤毕至，少长咸集……”这是他曾经背诵的篇章，仿佛在召唤他解开残字中隐藏的秘密。这几块铺路的石头，是后来奚珣强对西湖摩崖石刻产生强烈兴趣的火种。

　　爬山的趣味来自“野”，不循旧踪，另辟蹊径，所以奚珣强的路线和普通游人大不一样。在野山里混久了，他发现其间有更多的岩壁上刻有文字，楷隶篆草，不一而足。为了解这些刻字背后的故事，他买了一本《杭州的山》，其中记载与自己实地勘察出入很多，这令他失望的同时，也发现似乎有一片空白地在等着自己。他有目的地探访，山就在那边，石刻也许隐藏在藤蔓之中，也许被隆起的土地掩埋、被后人损毁，或者被风雨侵蚀殆尽，一切都是未知数，正因为这样的不确定性，让他的访石之旅多了一些寻宝的趣味。

　　近十年间，奚珣强如猿猴般在西湖群山中摸索，看遍了上千处摩崖石刻，将实物与史料记载一一对应，寻找到四十多处元代以前、并未见史籍著录的石刻。与杭州考古工作者一起，发掘整理出历时千年的西湖“石质史书”。从唐开始，一直刻到民国，历唐、五代吴越、宋、元、明、清、民国七个时代，跨度上千年。

　　望湖亭遗址，小小数十平方米，留下的是从近千年前就流传下来的题刻记录，就好像古人的“朋友圈”，记录着宋时的杭州是如何以其魅力吸引文人流连忘返，唯以石书留念。

　　奚珣强原以为司马光在北宋康定年间的摩崖题刻不太可能出现在杭州。他偶然在小有天园一处几乎风化的题刻中，发现了司马光的父亲司马池在杭为官时，司马光随侍在旁共同游览的记录。他说：“开始我只发现了前面三行字，释读出前两行。但不甘心，数年间又来看了好几次，从不同角度打光，找到了后三行字，第一次发现了司马光在西湖山水中留下的题名痕迹。”奚珣强似乎有特异技能，普通人眼中不着一字的岩壁，他也能释读出文字。关于这处父子两人的题刻，古人从未有过记载，现在发现了它，可以解决史学上的争议，在西湖的摩崖题刻中，也能添上司马光的名字。

　　每座山峰，在攀登之前，奚珣强都会用双眼打上格子，如同一张虚拟的罗网，将其笼罩其间。在每一个格子里，他用双手摩挲。他不是在看，而是在摸山，从山顶到山谷、从脊背到峭壁，不放过任何一块裸露的石头。指腹从粗粝的岩石上滑过，感受文字特有的凹凸。奚珣强从背包中拿出摩挲已久的《两浙金石志》，眉头页脚满是批注，这本书和求生哨、手电筒在一起，是他须臾不能离开的物品，“一定还有没被发现的石刻，我的使命就是继续寻找。”

　　很多朋友笑谈奚珣强，说他是读书人中最会爬山的，爬山人中认字最多的。摩崖石刻之所以有魅力，是能让奚珣强沉迷于探访和解谜的乐趣中。他就像扎进荒山的神探，没人走的地方他走，没人碰的角落他探，恨不能把每个崖壁的平面都摸上一遍。别人找不到的字迹，在他手下没准儿不用看就了然于心了。

　　据地方志记载，近代学者章太炎墓在西子湖畔的“荔枝峰”。1981年，在南屏山下重建章太炎墓，有人质疑选错了地方，因为人们不知荔枝峰的具体所指，只说在南屏山下。2018年，为寻找北宋蔡襄的南屏山题名，奚珣强多次上山，在章太炎墓后方的榛莽深处，发现阮元所题“荔峰”石刻。不经意间，被历史遗忘的荔枝峰重返人们的视野。

　　靠自创识字独门秘籍

　　去更正对历史的误解

　　每一次发现都是惊喜，甚至在这喜悦之外，还能更正一段对历史的误解。

　　西湖北山的黄龙洞景区，乾隆皇帝六下杭州，五度到访无门洞，乾隆和当今人士都认为，今日景区内的无门洞就是黄龙洞。但奚珣强在景区的围墙外发现了明洪武十年（1377年）的“灵济侯黄龙王”题记，附近还有南宋淳祐十二年（1252年）吴璞、吴琳的纪游题记，综合文献考察，他认为，该洞为南宋宰相郑清之祈雨成功的龙洞，朝廷在洞前建起护国龙祠，封龙王为“灵济侯”——这才是真正的黄龙洞。而清代黄龙洞景区误认无门洞为黄龙洞，并将宋元时期真正的黄龙洞割弃于景区的围墙以外。

　　历史的沧海桑田，让昔日的繁盛之处沦为偏僻所在。奚珣强不辞辛劳，走进人迹罕至的野山，时有新的发现。

　　环湖诸山，多有异名，例如秦望山，一说在凤凰山南，一说在月轮山南，西湖边有三座莲花峰，叫棋盘山的至少有两座。清代金石学家对摩崖题刻的记载，或说在大麦岭，或说在凤凰山，莫衷一是，甚至张冠李戴，把将台山下的南观音洞题记搬到灵隐寺前的飞来峰。奚珣强拿着清代金石书，踏遍青山，核实地名沿革，查找石刻的确切位置。如果缺乏实地踏访的功夫，真会被古人带入云雾乱峰之中。

　　西湖摩崖多数镌刻于石灰岩上，因为风化和雨水侵蚀而字迹漫漶，许多题刻几乎无法识读。奚珣强摸索出一套行之有效的方法。

　　烟霞洞造像开凿于天然溶洞内，罗汉造像多有功德主的题记，但字迹漫漶，又因为洞内光线昏暗，阮元的《两浙金石志》只著录了洞口的“吴越吴延爽造石罗汉记”，位于洞口的题记需要借助烛光才能辨认，至于洞内题记，其发现和释读之难，可想而知。其实，在强光手电筒补侧光的条件下，辅助以捶拓等手段，多数题记仍可辨认。这种利用手电筒补光的读碑法，正是奚珣强摸索出来的方法。

　　访石者奚珣强在不知不觉间拓展了金石学的方法和议题的边界，启发了人们看西湖山水的新方式，在他的示范下，那些“碎片化”的石刻有望成为一种具有内在逻辑的整体性史料。

　　奚珣强访谈

　　汇集摩崖石刻大数据

　　“全石文”诉说历史

　　王小柔：苏轼曾在杭州为官，西湖南屏山没有发现他的摩崖石刻吗？

　　奚珣强：南屏山北宋题刻主要集中在康定元年（1040年）到苏堤修筑的元祐五年（1090年）之间的50年间。这背后藏着的是杭州最初“西进”的一段历史。虽然在此区域没能找到苏轼的题刻，但他却留下了诗句。吴越国的西进，繁荣了西湖南部的山水与人文，但往来西湖南北仍不够便利。站在南屏山上的苏轼，或许也正因为这一点，从1090年4月开始，正式组织开挖淤泥修建苏堤，耗时三月有余，不仅疏浚淤泥，湖中造景，同时也搭建了一条沟通南北的“大动脉”。筑堤完成后，苏轼留下了“六桥横绝天汉上，北山始与南屏通”之句。

　　王小柔：为了研究摩崖石刻，您大致阅读了多少书籍，哪些书对您的影响最大？

　　奚珣强：我大致阅读过百来本各种金石类图书。家里现在大约有三百来本藏书。更多的是电子类书籍，只要是关于金石类的古籍，我大部分都搜集，总数据量有好几个TB。《咸淳临安志》《西湖游览志》《武林坊巷志》《两浙金石志》《武林访碑录》对我的影响最大。前三本是了解杭州古代文化及城市山水空间格局的最佳文献；后两本是当代寻找浙江地区，特别是杭州地区的各类古代碑刻及摩崖的最佳“路书”。

　　王小柔：在寻访摩崖石刻的过程中，遇到过什么困难吗？

　　奚珣强：最大的困难就是时间成本，新发现一处摩崖，总要有数次甚至数十次的寻访。还有就是很多摩崖石刻所处的环境非常不“友好”，往往隐藏在密林深处，需要披荆斩棘。杭州的天气也是一个挑战，冬天湿冷，夏天闷热，适合爬山访碑的季节很短。西湖群山中，野猪比较多，基本每个野山头都有，访碑时，如果独自一人，经常会遇见。有一次我跟野猪距离只有两三米，所幸那野猪太过专心，我是面对野猪的尾巴，彼此没打照面，至今想起，都会后怕。

　　王小柔：所有您发现的石刻中，艺术价值和历史价值在您心里最重的分别是哪些？

　　奚珣强：2023年，我们在湖州安吉仙人洞调查时，团队中的马鹰先生，发现仅容一人通过的坍塌山洞，我与陈洁在其中辨认出南朝元嘉年间的摩崖题名。这个题名的书体，显得非常古朴而又不失生动，是浙江地区难得一见的南朝早期民间书写样式。虽然题名的人叫陈元会，史料无考，但恰恰是民间书写者留存至今的、最具艺术价值的样本之一。谈及历史价值，2015年新发现，2022年最终考证的杭州西湖南屏山上“司马光父子题名”，我认为历史价值最高。传统史料中多有记载，北宋康定年间，司马光年轻时，曾陪侍在杭州当知州的父亲司马池，但缺少实物的直接证据。本人发现并考证的“司马光侍父题名”可以为此提供原始依据，并能部分解决司马光母亲卒年的学术纷争。

　　王小柔：您目前主要在做什么工作？

　　奚珣强：目前主要工作是在文保机构的支持下，调查全杭州地区的摩崖及碑刻，并备档汇集。我个人在录“全石文”的西湖篇，未来一年将此数据化。我希望能见到全国所有碑刻及摩崖等石质文物的释文，汇集成一个大的数据库。我自作主张，称它是“全石文”。石质文物，在一定程度上，至少在史料的真实性上，比纸质文物更重要。

　　（图片由受访者提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