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按

　　今年，是近代中国启蒙思想家、教育家、翻译家，被习近平总书记誉为“中国近代思想文化史上里程碑式的巨人”严复诞辰170周年。天津是严复的第二故乡，严复任职的北洋水师学堂旧址在河东区，为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视察天津重要讲话精神，深刻感悟先贤思想和精神力量，天津市历史学学会严复研究专业委员会在津成立。我们特邀天津市文史研究馆馆员，天津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原所长、研究员罗澍伟先生撰写文章，深入探讨严复文化和精神思想，以飨读者。

　　天津市历史学会严复研究专业委员会的成立，有着非同一般的价值和意义。严复的生命，虽然仅只短暂的67个春秋，但他一生中最有作为的黄金时代，是在天津、是在天津河东度过的。正是在这个意义上，可以说天津是严复的“第二故乡”。严复把一生中“激情燃烧的岁月”，奉献给了天津；天津，也成就了严复与时代一脉相连的光辉生命旅程。当我们回味和感叹严复与天津的不解之缘时，也会深深地体味到他那“严谨治学、首倡变革、追求真理、爱国兴邦”的崇高精神，以及为救国图存，寻求富强之路，“勤奋学习、艰苦译著、勇于进取、敢为天下先”的非凡气度和胆识。严复在津期间，以西方的先进思想和经典理论为武器，批判封建专制，宣传变法维新，提倡新学，反对旧学，成效颇大，影响至深。这一时期，实在是严复一生中最为辉煌壮丽的时期。严复也曾以此为骄傲，称自己是“卅年老天津”。

　　严复作为近代中国杰出思想家，作为站在历史潮头之上的文化巨人，虽然身处“从旧时代跨向新时代”的变局之中，却在这样一个人生的黄金时段，用自己熠熠闪光的先进思想，为中国人民照亮了一条向西方寻求真理的道路，为近代天津增添了霞光般的异彩，表现出“先进的中国人非凡的见识和勇气”。

　　一

　　严复在津生活期间，恰值民族危亡的历史关头，社会处处动荡不安，山河破碎，哀鸿遍野……是一个令人不堪回首的悲怆年代。

　　特别是中国在甲午战争中的惨败，以及《马关条约》的签订，给了爱国爱民的严复极大震动。从1895年开始，“身强、学富、识闳”的严复，连续在天津《直报》上，发表了《论世变之亟》《原强》《辟韩》和《救亡决论》等著名政治论文。他用进化论的观点，抨击中国制度的腐朽，指出当今世上要争取“自存”，必须废除八股，提倡新学，实行变法。在《辟韩》中，严复猛烈抨击封建专制、提倡君民共治，提出官员应是群众公仆的观念，指出要想使中国政治“无相欺相夺”，就要革除“害富害强”的弊政，实现“与民共治”。

　　就在这时，严复看到了英国自然哲学家赫胥黎的著作《进化论与伦理学及其他论文》，这是一部以进化论为基础阐述社会伦理的书，刚刚出版不久。严复为了从理论上支持他的维新变法主张，特意选译了书中讲演词和导论，并改名为《天演论》。

　　严复翻译的《天演论》分为上下两卷，共35篇，包括“导言”18篇、“论”17篇，分别冠以篇名。其中的28篇配有严复根据当时的时代背景阐发自己对该书理解的按语，有的按语甚至比译文还要长。严复的主要论点是：世上一切生物都是进化的，生物之所以能够进化，是由于“物竞”和“天择”。所谓“物竞”，就是生存竞争；“天择”，就是自然淘汰。植物、动物中都不乏物竞天择的例子，人类亦然。在此基础上，严复指出中国若不振作起来，竞争图强，势将亡国灭种。严复在书中也给指明了方向：“只要发愤，变法自强，中国仍旧可以得救，存亡生死，其权仍操之于我！”

　　《天演论》一经出版，就在社会上引起了巨大反响，当时正值中华民族危机之时，面对内忧外患，有识之士大力倡导变法图强，这部著作对于当时的变法运动起到了极大的启蒙作用，很快在当时的知识阶层中形成共识，大大激发起人们“救亡图存、振兴中华”的爱国潜能和时代紧迫感。

　　习近平总书记高度评价了严复的译著，说严复“不是为翻译而翻译，而是借重译著，并通过序言和大量按语，表达自己的爱国思想和爱国主张，从而希望达到救亡图存的目的”。

　　中国自鸦片战争之后，风气渐通，倡导西学之事日益增多，且以译书首当其冲。最初是以“格致”（自然科学）类居多，因为当时只知道西洋各国的船坚炮利，认为“中国文物制度，事事远出西人之上，独火器万不能及”。严复《天演论》的问世和广泛传播使人们开始认识到，西方的强大缘于他们深合于“天演”趋势，中国为求存求强，必须适境自变，从此，“物竞天择之理，厘然当于人心，而中国民气为之一变”。严复以西方的进化论为武器，对专制和顽固思想进行了尖锐的斗争，也使他成为近代中国著名的启蒙思想家。

　　二

　　严复在维新运动中的又一贡献是创办了《国闻报》，这是近代天津第一份由中国人自办的报纸。

　　严复的政治论文在《直报》刊出后，反响极大，这使严复认识到自办报刊的必要。1896年，维新运动领袖梁启超在上海创办《时务报》，严复曾助款百元。此后，经过一段时间的筹备，严复联合了志同道合的挚友，于1897年10月26日创办了易为社会各阶层所接受的《国闻报》。不久，严复又创办了专为士大夫和知识分子阅读的旬刊《国闻汇编》，严复翻译的《天演论悬疏》和介绍斯宾塞《社会学研究》的文章《斯宾塞尔〈劝学篇〉》，就是在《国闻汇编》上最先刊出的。

　　关于《国闻报》的办报宗旨，严复等人在该报的发行“缘起”中说得十分明白：“阅兹报者，观于一国之事，则足以通上下之情；观于各国之事，则足以通中外之情。”这样一份以“求通”为目的、以“自强”相号召的报纸，适应了当时举国上下要求维新变法的新形势，不仅是“华人独立新闻事业之初祖”，还使天津成为宣传维新变法的强大舆论阵地。

　　严复利用《国闻报》这份报纸，揭露帝国主义的侵略和清王朝的腐败，对科举制度和八股文章大张挞伐，热情歌颂在地方上推行维新变法的官吏，对朝廷的种种新政举措进行大量报道，如议开制度局，筹办京师大学堂，奖励工艺制造，设立农工商总局，拟开懋勤殿以议新政……以及日本首相伊藤博文访华和他与朝廷要员的问答，等等。后来有人评论说：“《国闻》者，侯官严几道先生复纠合海内闳达，建设于天津者也。当戊戌年间，两人评骘中国报界，以之为第一。”

　　1898年1月27日至2月4日，《国闻报》分9次刊登了严复写的《拟上皇帝书》。新政期间，经吏部举荐，光绪皇帝于1898年9月在乾清宫召见了严复，垂询经过，俱载于《国闻报》。

　　在这段时间里，严复以极大的政治热情，协助直隶总督王文韶办新式学堂“俄文馆”，培养俄文翻译人才，严复兼任总办，负责俄文馆课程的设置、教师的聘请以及馆内其他工作。严复还协助维新派人氏、总理各国事务衙门章京张元济在北京创办通艺学堂，他两次到学堂为学生“考订功课，讲明学术”，讲学内容为“西学源流旨趣”和“中西政教之大原”。百日维新期间，京师大学堂成立，不少人主张以严复为总教习。此事虽因守旧派的反对而未能实现，但也可从中看出，这一时期严复及西学在人们心目中的地位。

　　三

　　除了《天演论》，严复在天津期间和离津之后，还翻译了多种西方社会科学名著，包括：亚当·斯密的《原富》，约翰·穆勒的《群己权界论》（《论自由》），《穆勒名学》（《逻辑体系》），斯宾塞的《群学肄言》（《社会学研究》），甄克斯的《社会通诠》（《政治史》），孟德斯鸠的《法意》（《论法的精神》），耶方斯的《名学浅说》等。这些译作对中国近代社会、思想、学术影响至钜，因而被尊为“严译八经”。1931年，商务印书馆把这些译作，辑印为《严译名著丛刊》，并收入《万有文库》。1981年，商务印书馆又出版了该“丛刊”的新版本。

　　长期从事翻译工作的严复，率先在中国译坛上提出信、达、雅的原则。他在《天演论》的“译例言”中说：“译事三难：信、达、雅。”“信”是忠实原著，使读者感到可信；“达”是译文通达顺畅，准确表达原著者的思想或情感；“雅”是要使译作有文采，有文学价值。近代著名古文学家吴汝纶高度评价了严复的翻译水平：“吾国之译西书，未有能及严子者。”“文如几道，可与言译书矣。”

　　严复是中国第一个将西方社会科学学说作为一套完整的理论，介绍给国人的。自从有了严复，西方哲学、社会科学才像潮水般涌入中国，这意味着西学东渐的主体内容已越过应用科学、自然科学阶段，进入哲学、社会科学阶段。严复对近代中国的文学、历史学、哲学、经济学、政治学、社会学、法学、教育学、翻译学等诸多领域，都作出了开创性的贡献，中国的社会科学能够发展到今天，严复的“启蒙”和“奠基”功劳，是不可湮没的。

　　习近平总书记曾经全面总结和评价了严复，他说：“严复的一生，首先是爱国者的一生，他的一切寻求、一切进取、一切成功都是与其爱国之心、报国之志分不开的。”“严复是中国近代史上向西方寻找救国真理的第一代知识分子的代表，他爱国主义和追求真理的思想，他严谨的治学精神，他对教育的重视和对教学的严肃态度，代表了千千万万中国知识分子在旧民主主义革命时期所走过的道路。”“严复的这些译著和评论，在当时因循守旧、故步自封的清王朝统治下的旧中国思想界，宛如巨石投入深潭死水，产生了极为深刻的影响。时至今日，严复的科学与爱国思想仍不过时。”

　　百余年前，对于中西文明如何在同一地球共存，国民还处于迷茫、困惑的阶段。作为时代先行者的严复，以开放包容精神首倡变革，成为中国与世界沟通、理解的桥梁。不忘历史才能开辟未来，善于继承才能善于创新。严复的每一次尝试，都让我们距日后的成功，更近了一步。这也正是直到今天，我们仍然要纪念严复、不能忘记严复的原因所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