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于每一个稍知近现代史事的人来说，梁启超都是一个耳熟能详的名字。这位曾活跃于中国政坛、学界30余年的风云人物，与近代中国的历史进程息息相关，“开中国风气之先，文化革新，论功不在孙黄后”。他晚年摒弃政务，专心向学，著作等身，建树甚丰，被称为“新思想界之陈涉”。他的论著以千万字计，1932年编成的《饮冰室合集》就有近千万字。这些论著涉及史学、文学、经济学、社会学、文化学、哲学、佛学、法学、新闻学、教育学等诸多领域，且都有相当的学术水准和创新意义。

　　作为政治家和著名学者，书法对于梁启超来说，虽说为其风云活动外的“余事”，但他的书法成就依然是可圈可点，其书法应属于具有浓厚书卷气的“学者之书”。他早年研习馆阁体，所以欧体楷书基本功深厚。他问学于康有为门下后，其书法也开始“变法”，转而精研北碑与汉隶。其楷书也逐渐脱离了馆阁体的藩篱，而多以魏碑中的扁、方为基调。在梁启超后期的书法中，用笔以碑书笔法为主，又兼有欧书的笔意。

　　梁启超对书法有他自己的见解和深入的领悟。1926年，他应邀为清华学校教职员书法研究会作了一次演讲，这是他一生中唯一一次以书法为题目的演讲，回到天津饮冰室，他将自己的演讲作了整理，题为《书法指导》。他说自己“对于书法，很有趣味，多少年来，每天不断，多少总要写的，尤其是病后医生教我不要用心，所以写字的时候，比以前格外多”。说他每天总要写字，不是装点门面；他笔耕著述那么勤勉，何曾搁置过毛笔，但不一定是天天做临池的日课。梁启超视写字为一项很有趣味的活动，好处之一是“可以独乐”，他说：“依我看，写字虽不是第一项的娱乐，然不失为第一等的娱乐。”“凡有高尚人格的人，大半都喜欢写字，如像曾文正、李文忠，差不多每天都写，虽当均属旁骛，亦不间断。”他还说：“模仿何事物，初入手时，最要谨慎，起初把路子走错了，以后很难挽救。”他认为，模仿是必要的，由模仿可以到创造，无论单学一家，或多学几家都可以，但是最初的时候，不要走错了路。赵（赵子昂）、董（董其昌）、柳（柳公权）、苏（苏东坡）、李（李北海）几家，最不可学，用为几十种模范中的一种，尚可以。起初从他们入手，以后校正困难，顶好是把他们放在一边不学才对。他认为学六朝的碑好处是“迹真字好”“物美价廉”。

　　梁启超喜爱并研究碑帖拓片，并大都作了题跋，从这些题跋中也能看出他的书法观念。题跋约有八类：叙碑的出土、发现的原委、藏所及去向；记拓本的递藏情况；校记；考释碑刻文字；题署碑刻名称、年代；订误、存疑；记事叙见闻；品评书法，包括书写形态、艺术趣味等。1995年3月，荣宝斋出版社出版的《梁启超题跋墨迹书法集》（冀亚平、贾双喜等编），共收入梁启超题跋碑刻、墓志、造像等拓本共124篇，其所题跋均为手迹，全面展示了梁氏的拓本收藏、个人见解及书法成就。

　　梁启超常将宋词的句子集成对联，且多用魏书写就。如“独自莫凭栏故国山围青玉案”，集自李煜《浪淘沙》和方岳《满江红》；“更那堪酒醒丽谯吹罢小单于”，集自刘过《醉太平》、秦观《阮郎归》。又如“一饷凝思帘外晓莺残月”，集自张先《卜算子慢》和温庭筠《更漏子》；“无限佳丽雨余芳草斜阳”，集自周邦彦《花犯》和秦观《画堂春》。所书魏书集句联，起笔斩斫分明，清劲遒美，结字趋扁，一些笔画富有隶意而具古趣，雄强之中寓秀逸美感。加上落款书写随意，更富于变化。有人评价其说：“宗北碑，雄强茂密，得力于《张黑女碑》等。”也有人评价其作“具有坚凝、生辣的线条，内含深厚的骨力和功力”。梁氏自己则说：北碑为方笔之祖，南帖为圆笔之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