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和齐治源先生是忘年交。齐先生是当代篆印大家，当年他居住在中山路偏北一条叫福缘里的小胡同内，长条形的院子里有一间9平方米的房屋，每次去齐先生家，几乎都见他伏在靠窗的一个小桌上刻印或设计印文。有时还见他将青田石的原石用锯子破开，打磨成方形的石片，用来刻多字印。每刻一印，他都打一印样给我。多字印较大，钤起来很困难，他就在印面上打上印泥后，再将宣纸平铺在印面上，紧紧按住，用指甲磨蹭，这样打出的印样既清晰厚重又不错位。日积月累，先生精心钤给我的印拓至少也有一百多方。

　　先生自谓，14岁即从武清丁老师学篆刻，二十余岁师王雪民先生，工秦汉，练基本功。随即又师王纶阁（襄）研究甲骨、金文之学，潜心钻研金石文字、古今小学各家著述。篆刻不拘师承而私淑近人乔大壮、钟子年、邓尔雅、寿印丐等诸家之长，以钟为主，参以己意，遂成自家风格。他的作品，无论是名章还是闲章，都溯源古玺、汉印，布局新颖，变化多样，又兼以大篆、小篆、缪篆、甲骨、隶分、楷书等多种文字入印，运刀如笔，朴茂浑厚。

　　对篆刻艺术的发展，齐先生直言不讳：“主张篆刻书法化。”他有自己独到的见解：“汉印虽属图案文字，而其风神古朴，艺术性都很高。自元吾(念于）丘衍提出宗秦汉，而元明诸家所制多重图案，花样繁多，也就是美术性较强，而艺术性较少。实宗秦汉者当以程邃始，由师秦汉而后刻出自己风格，则艺术形较高也。浙派诸家，白文宗秦汉，而朱文仍多未出明人窠臼，故渐淘汰也。自邓石如、吴让之复以小篆入印，则篆刻开始书法化矣。至赵之谦又以各种金石文字入印，朱文楷书边款，以及黄牧父之隶书印、大篆多字印，吴昌硕之隶楷印。吴刻小篆印突出粗细，甚至带笔锋。以上诸家所刻无不与其自己书法相合，是更趋于书法化，而艺术性更高矣。”

　　先生认为：“刻多字印较难，在选体、采字、排列等方面均须逐字反复推敲多次，力求配合，达到完整统一，既是篆刻，又是一幅完整的书法作品。或曰治印须似印（似古玺汉印），我曰治印是篆刻艺术的一种，宗秦汉是基本功，而治印不完全代表篆刻艺术，而治印又不只仿古印，古玺字的结构与金文表篆刻艺术，而治印又不止仿古印，古玺字的结构与金文多不相同，汉印除官私印、吉语印、肖形外，并无其代闲文，更无小篆、隶书。印章本为取信之用，发展到闲文，成语、诗词、摘句及刻各种字体，即成为艺术品，已与印章名实不符矣。”先生说：“我们不但要继承篆刻艺术，更要发展这种艺术。多字既难，就更要多刻，开前人所未做到的事业。”

　　先生自言：“嗜金石书画成魔。收藏至富，篆刻一项，即遍寻南北百余家为制名号印千余方，搜集古今印谱百余部，眼界既广，鉴别益精。”通过购买各家笔单和金石收藏，他开阔了视界，提高了艺术品位、篆刻理论素养和对艺术的见地，治印水平也上升到一个更高的层次。他对黄牧父、王福厂、韩登安等近代印家所刻多字印作了分析比较，吸取他们的精华，曾治多字印数百方，宛然一幅书法。

　　1981年，齐先生66岁，写了一首七律《六十六自寿》送给我：“六六未死肉未脱，笔墨石刀日消磨。凤毛麟角全抛却，虫臂鼠肝皆太和。不登高阁朝魁斗，敢趋地府斥阎罗。乐观孽镜怒视鬼，且过柰河访弥陀。”2016年10月，有关方面于天津市文联美术馆举办纪念齐治源先生诞辰100周年书法篆刻展，我在座谈会上发言说：“齐治源先生治印自成面目，自不待言。其书法四体皆工，尤其是他的草篆，取法乎上，渊于碑版、简牍，熔篆、隶、行、草于一炉，更从明代赵宧光书中汲取养分，不解者或许还有褒贬之词，其实这才是‘真正的创新’，真可称得上是书坛高手，至今亦无人可与比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