雷海宗先生（1902—1962）是民国时期就已成名的历史学家，曾担任西南联大、清华大学两校历史系主任。先生治学中外兼通，古今一体，见解独立，自成一家，著译甚丰，享誉国内外，堪称一代大师。1952年，雷海宗先生调任南开大学，成为历史系世界史学科的奠基人。在1985年进入南开师从王敦书先生读硕士之前，我对这样一位时人仰慕的史学大师却一点也不了解，不仅未闻其声，未瞻其容，甚至也未见其文。这当然是年龄悬殊半个世纪、间隔两代之故，也是我本人上大学时根底甚浅，无缘涉猎前贤巨作之故。到南开后，我才从王先生那里获悉了雷先生的坎坷经历及其学问的博大精深。王先生是雷先生在南开招收的第一位、也是最后一位副博士研究生。承蒙他对恩师遗教的转述和遗作的整理，还有国内外雷先生学生的回忆，我对雷先生的家世、求学、治学经历才有所了解，对先生的学问精髓才有所感悟。

　　我第一次听到雷先生的大名，是在南开王先生的课堂上，那时的感觉用如雷贯耳形容一点也不为过。第一学期，王先生给我们开了一门课“西方史学名著选读”，同时听课的还有几位来自内蒙古大学、天津师范大学的研究生。当时不知是系里的上课教室不够，还是王先生既担任系副主任还给本科生开课，白天特别忙，就把这门课安排到了晚上在他家里上，一周一次，每次4个小时。王先生的授课方式是先发一篇英文原著资料让我们预习，然后我们在课上轮流翻译，相互提问，最后他再逐字逐句翻译一遍。我们的第一篇材料就是德国哲学家斯宾格勒《西方的没落》中的一篇。王先生先讲这一篇，是因为雷海宗先生原来有这一章的翻译稿，还没有出版，王先生正在整理。正是在这门课上，王先生满怀深情地回忆了雷先生辉煌而又坎坷的一生，特别介绍了他的主要研究领域、学术观点，以及他对斯宾格勒文化形态史观的接受、否定和发挥。

　　雷海宗先生出身于一个有教会背景的家庭，他中学上的就是教会学校。但是由于有良好的家学渊源，加之聪颖勤奋，他早年就打好了做中外古今大学问的基础。后来，雷先生到美国芝加哥大学留学，师从当时国际著名的中世纪史大家汤普逊教授，博士论文选题是《杜尔阁的政治思想》。学成回国后，先后在南京中央大学、金陵女子大学、武汉大学、清华大学、西南联大任教，主讲中国古代史，成名之作是《中国文化与中国的兵》。他在武汉大学等高校曾讲授世界通史课程，现在留下来的是他的课堂讲义提纲。1949年北平和平解放，雷先生坚持留下来为新中国建设服务。1952年院系调整，他到南开大学工作，主讲世界古代史，并受教育部委托，编写了《世界古代史讲义》，还发表了世界史方面的系列论文，其中在《历史教学》和《南开大学学报》上发表的两篇最为重要，影响最大。前一篇《世界史分期与上古中古史中的一些问题》，主张以生产力，尤其是生产工具划分社会分期，否定了奴隶社会的普遍性，代之以部民社会；后一篇《上古中晚期亚欧大草原的游牧化世界与土著世界（公元前1000—公元570）》，是关于欧亚大陆游牧民族与中国、希腊、罗马等农耕世界关系的文章，资料丰富，气魄宏大。上世纪80年代初，吴于廑先生也有关于二者关系的文章发表，可谓异曲同工，英雄所见略同。雷先生命运多舛，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他的关于奴隶制的观点，显然与处于主流地位的五种生产方式说相悖，因而遭到冲击。他最后勉强再上讲台，但已经不能上通史主课，只能上“外国史学名著选读”或“外国史学史”这样的所谓边缘课程。1962年，雷先生溘然长逝，享年60岁。

　　提起自己的恩师，王先生总是感慨万千。王先生在清华时与雷先生见面不多，但听过他的课程。1952年，北大和清华的文科合并，王先生转至北大。一次邂逅使二位先生确立了终生的师生情谊。据王先生说，有一次，他和雷先生正好乘同一趟从天津到北京的火车，一路上的几个小时里，雷先生给他指明了今后做学问的方向。1955年，雷先生可以在南开大学招收研究生，自然就想到了这位才华横溢的学生。结果不出所望，王先生以特优成绩考入南开大学，成了雷先生的开门弟子。但是没有想到，入学后不久，师徒二人就因特殊境遇之故被迫分开了。待到再次相见时，只能以翻译外国史学名著为机缘了。当时吴于廑先生主持教育部统编教材《外国史学名著选》的翻译工作，分配给南开历史系两篇，一篇选自李维的《罗马史》，一篇选自希罗多德的《历史》。王先生以资料员的身份翻译初稿，雷先生担任校改。据说，后来雷先生病重，只审读了一篇。然而，这并不是他们师生间合作的绝唱。1979年，雷、王二位先生都得以平反。王先生除了在自己的古希腊史研究领域开拓创新、大显身手、著书立说之外，也积极整理雷先生的遗作，先后出版了《伯伦史学集》《西洋文化史纲要》《世界上古史讲义》等雷先生的著作、讲义、论文、译文等合集。可以说，现在学界对雷先生其人其学问的了解，主要来自王先生整理出版的这些遗作，其中很多都是第一次面世，弥足珍贵。正是从这些遗作中我们对雷先生的学问有了比较深入的认识。

　　凡是王先生整理的雷先生遗作，他都赠予我。加之我的研究领域如中外古史比较、中外文化交流、丝绸之路，都与雷先生的领域比较接近，所以，对雷先生的学术研究也就多有了解。主要感受如下：

　　其一，雷先生是真正学贯中西古今的学者。他的研究领域从大的方面可以分为历史、哲学，历史又可分为中国史和世界史，这二者之中也有古代、现代之分（世界史的文章已由王先生汇编为《历史·时势·人心》《雷海宗世界史文集》出版）。哲学虽然没有专门的著作，但他的历史著述中无不贯穿着他的哲学思想。他曾说，做历史学问，科学、哲学、艺术三者缺一不可。科学是考证，哲学是概括、灵魂，艺术则是文采。他身体力行，所以他的著述常常给人既纵横驰骋又探幽发微之感。据说，他之所以回国后转向中国古代史，就是因为当时国内学界的主流是中国史，只有教授中国史，才能在学界有一席之地。另外，或许是当时的国家内忧外患，促使他转入中国史，以从中寻找救国救民的文化基因。我们从他对斯宾格勒文化形态史观的态度变化可以看出其学以致用、以史救国的思想。他对斯宾格勒的“文化形态史观”无疑是接受的，即任何一个文化都有一个共同的大致发展周期，就像自然界的春夏秋冬、万物的生生灭灭一样，都有一个周期。人类历史上共出现过八个文化生命体，其中七个都已经灭亡，只有一个西方文化还在，但也进入“饱满的初冬”，最后的没落也为时不远。这似乎与他写作时正值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德国战败，欧洲大地弥漫着悲观气氛有关。这七个已经死去的文明中就有中国。斯宾格勒认为，中国文化的创造力在汉代以后就消失了，成了一个静止、孤寂的存在。但雷先生在接受这种史观的同时，振聋发聩地指出，中国的文化是个例外。它在秦汉之后进入了第二周期，以淝水之战作为转折点。中国的文化还要进入第三个周期，抗日战争就是其转折点，并为自己生逢这一历史时刻而庆幸。西南联大颠沛流离的艰难经历反而激起了他走出书斋，用自己的如椽大笔投入抗日救国的洪流之中。

　　雷先生的奴隶社会不具有普遍性、希腊罗马是特例的观点，现在是学术界可以自由讨论的话题。但在苏联“五种生产方式说”成为主流意识形态之时，否定奴隶社会的普遍性无疑就是“大逆不道”。因此，他在当时“格格不入”。但后来的历史研究还是证明了雷先生观点的认可度，至少是一家之言，证明他保持了一个学者的清醒认识，勇于坚持真理。这种精神是非常难能可贵的。

　　他对一些悬而未决的历史问题也敢于提出自己的看法。比如说，一般生活在温带的人25年为一世，他以此为依据，推算出武王伐纣之年应在公元前1027年，“即有讹误，前后误差也必无十年之久”。这种推演法当然有失严谨，但结果却与后来夏商周断代工程确定的年代（公元前1046年）相差不远，也可算是在当时研究条件下的一种权宜之策吧。

　　雷先生在武汉大学授课时的讲义，虽然只是提纲，但有两点给人印象深刻。一是提纲非常详细，甚至达到七级标题；二是每章之后都有详细的参考书目。有的虽然今日也难以考证，但他能列出如此详细的参考书目，确实令人震惊。或许他从国外带回来大量的外文书籍，或许武汉大学有如此丰富的世界史藏书，或者是他博闻强记，信手拈来。

　　这些年，南开大学历史学院先后召开了两次纪念雷海宗先生的大会，在世的雷先生执教西南联大时的学生，如著名学者何炳棣、齐世荣、何兆武等都在不同的场合发言或撰文表达了对先生的敬仰和怀念。南开大学上世纪50年代的受业学生也都深情回忆了与雷先生的师生缘。2015年，南开大学历史学院迁入津南新校区，历史系校友众筹给雷先生树立了一尊雕像，与另一位南开史学泰斗郑天挺先生雕像一起，敬奉于学院大厅，供后学瞻仰。我常常伫立像前，思绪万千，扪心自问：我们有幸忝列雷先生的第三代传人，我们应该怎样才能更好地继承先生的遗教，为中国的史学研究作更多的贡献？

　　雷先生这一代学者无疑都是时代的产物，他们的所言所行都有时代的印记。我们不能苛求前贤，但我们可以有选择地接受。就是他们的学术观点，也并非不可商，但他们以学术救国救民的精神值得后人发扬。他们充分利用当时的资料，在非常艰难的条件下，还能静下心著书立说，这种以学术为生命的追求和献身精神是我们应该认真学习的。他们在逆境中仍能提出并坚持自己的学术观点，这种学术至上，吾爱吾师但吾更爱真理的精神更是需要我们大力弘扬的。

　　斯人已去，精神永存。后学唯有奋进，才能不辱先贤教诲。谨以此文献给一代大师雷海宗先生以及我的恩师、雷先生的传人王敦书先生。

　　（作者系南开大学历史学院教授）

　　学人

　　小传

　　雷海宗（1902—1962），字伯伦，河北永清县人，1922年从清华学堂毕业后公费留美，1927年获美国芝加哥大学博士学位。归国后历聘任教于南京中央大学、金陵女子大学、武汉大学。1932年后任清华大学和西南联大教授，曾任历史系主任和文学院代理院长。1952年调至南开大学历史系任教，任世界史教研室主任。我国世界史学科的主要奠基人，与梁启超、蒋廷黻、郑天挺并称“南开史学四大家”。学术研究自成体系，博大精深，有《殷周年代考》《历史的形态与例证》《古今华北的气候与农事》等重要论文，代表性著作为《中国文化与中国的兵》，身后有《西洋文化史纲要》《伯伦史学集》等著作出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