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日,著名作家肖复兴新书《天坛新六十记》分享会在北京王府井书店举办。文学评论家张莉、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总编辑韩敬群与肖复兴一起畅谈了这本书背后的故事。
《天坛新六十记》是肖复兴在天坛所见所闻、所画所遇、所思所忆的拾穗小札,包括文章和肖复兴本人的绘画作品,是一本个人片段式的即兴随感。他以在天坛写生为契机,贴近公园里的普通百姓,记录下他们的人生际遇、家长里短、喜怒哀乐,构成了一幅当下的市民生活图景,蕴含着四季更替、岁月变迁中的人间烟火。肖复兴说:“在这本书中,天坛不是主角,来天坛的普通百姓才是。假如没有他们,再伟岸的天坛也只是一座空坛,只存在苍老的历史,没有新鲜的生命。”
肖复兴一生笔耕不辍,晚年依然坚持写作。张莉认为,文学史上很多作家在晚年都写出了优秀作品,“这些作家会拆掉写作当中的条条框框,写自己想写,说自己想说。写作成功的要素是自然,其自然性在于写到哪里都可以结尾,肖复兴的散文就带有这种自然感,松弛且韵味悠长,恰恰也是老北京的那种感觉。”
在北京生活了一辈子
想要留住浓烈的乡愁
“关于北京的书写,我起步很晚。”肖复兴回忆,最早是在1995年,浙江人民出版社约他写一本叫《北京人》的书。“这本书写得匆忙,有很多值得写的东西都没有写到,我一直想,有时间再重新写。只是那一年的夏天我调到中国作协,参与刚刚复刊的《小说选刊》编辑工作,时间有些紧张,其后的写作兴趣也没有完全集中在写北京,便把这个计划搁置了下来。”
一直到2003年年底,他偶然走到前门附近,这是他曾长期生活的地方,想起有十多年没回老院了,便往老院的方向走。这时他发现,街上贴满拆迁告示,很多老房子的外墙用白灰涂着大大的“拆”字,心里觉得不是滋味,“要是再晚一阵子,恐怕就看不到老街老院了。”写北京的念头又被牵扯回来,他想,得抓紧时间写了。
肖复兴生在河南信阳,不过,刚刚出了满月,母亲就抱着他来到北京,没过多久,一家人住进西打磨厂的粤东会馆,此后一直在这里生活。那是一座清代三进院落,二道门有金钱瓦骑墙的外墙,门内是影壁和高大的石碑。夏天的晚上,影壁遮住月光和灯光,孩子们把捉到的萤火虫放进小玻璃瓶,拿着瓶子,绕着影壁和石碑跑,为了看萤火虫到底有多亮。二道门前甬道旁有一口水井,那是一个挖进地下的一人多高的深坑,里面是全院自来水的水表和总阀门,上面盖着木板。孩子们玩捉迷藏,常跳下去藏起来,像电影《地道战》里的情景。
院子里有三棵老枣树。秋天枣熟了,孩子们爬上树,挥动竹竿打枣,马牙枣哗哗地落下来,砸在捡枣孩子的头上、身上。谁也不会私自把枣拿回家,而是端着洗脸盆,一盆盆地给各家送去。
院子最里面的三间东厢房,就是肖复兴的家。这里原是厨房,他家刚搬进来时,紧靠南边的灶台还在。拆除灶台时,他父亲发现里面藏有几块金晃晃的东西,以为是金条,结果懂行的人告诉他那是黄铜。屋里墙上贴着哈琼文的年画《祖国万岁》,年代感极强。肖复兴和弟弟满屋乱跑,演八路军打日本鬼子的节目。读高中时,几乎每个周末的下午,一个女同学都会来他家,和他面对面坐着,学习或聊聊天……
“除了1968年到1974年我去北大荒上山下乡的六年,其余时间我都居住在北京,应该算是一个老北京人了吧。对于北京,尤其是前门外城南地区非常熟悉,充满感情。”肖复兴说,回顾前尘往事,旧景故地,仿佛从未远去。
后来,他一次次重回老院。“只要路过前门,脚就会往东一拐,情不自禁地走进那条老街,走到老院。不少老街坊还住在那儿,见到我很高兴,纷纷走出屋,问这问那。”在他心中,老院有一种魔力,为他开启了一扇穿越记忆的大门。
肖复兴深深记得土耳其诗人纳齐姆·希克梅特的话:“人生有两件东西不会忘记,那就是母亲的面孔和城市的面孔。”每次游走在北京城南的大街小巷,他都有一种在往昔时光中穿越的感觉。有时会遇见逛胡同的年轻人,他们为老北京拍照留档,能感受到他们对老北京的热爱。肖复兴心里五味杂陈,他担心,随着这些老建筑慢慢消失,和它们连在一起的记忆也会消失。他在一篇散文中写道:“不要忘记老北京悠久的历史和文化的积淀,依据历史的罗盘,才能够找到回家的路,以及在回家路上扑面而来的浓烈的乡愁。”
在肖复兴看来,老城区是活着的历史,也是活着的地理,保护老城区,就是保护我们的文化传统和文化基因。他连续出版了《蓝调城南》《我们的老院》《八大胡同捌章》《咫尺天涯——最后的老北京》等关于老北京文化的书,成为研究老北京,尤其是城南文化绕不开的作品。
难忘叶圣陶为他修改作文
曾采访多位世界级运动员
肖复兴与文学结缘,开始于1963年,上初三时。他写了作文《一张画像》,参加北京市少年儿童征文比赛,叶圣陶先生亲笔为他修改了这篇作文。肖复兴回忆:“叶圣陶先生并没有教我什么写作的秘诀,但是,他亲笔帮我修改的那篇作文,至今我仍印象深刻。我从这逐字逐句的修改中学到了很多东西,如果没有这段经历,我可能不会从事文学创作。”
1968年,肖复兴去北大荒上山下乡。他怕分别时父母伤心,没让他们送,独自一人去往北京火车站。刚出家门,隔壁张大爷走过来,递给他一个蓝布包,里面包着一把黄土,嘱咐他,到了东北若水土不服,就捏点儿这土冲水喝。多年后回想起来,肖复兴有了更多的感触——难离的是故土,难舍的是老街坊。
去北大荒,肖复兴带着两个箱子,其中一箱装满了书。同学给他起了个外号叫“肖箱子”,取“潇湘子”的谐音。他遇到一个叫曹大肚子的人,在农场兽医站工作,有很多藏书。肖复兴常步行往返十几公里,去找曹大肚子借书。
1971年冬天,肖复兴写了10篇散文,寄给叶圣陶之子叶至善。像他的父亲一样,叶至善也逐字逐句地修改了每一篇散文,给肖复兴寄回来。“其中一篇修改过多,他怕我看不清,又亲笔誊写了一份。这种情意至深的帮助,实在是我的幸运。”肖复兴将其中一篇《照相》投给《北方文学》,很快发表了,这是他的处女作。
青年时代,体育是肖复兴最大的爱好。“当年跳高运动员郑凤荣、短跑健将陈家全是我的偶像;女篮我最喜欢看煤矿队的刘绍兰和四川队的李墨兰,我称之为‘女篮二兰’;杨伯镛、钱澄海、蔡集杰被我称为‘男篮三剑客’。记得苏联迪那摩篮球队来京,队里有当时世界上个子最高的选手克鲁明,虽然我只买到了最后一排的票,但仍看得兴致勃勃。”因为这个爱好,他写出了一批体育题材的报告文学和小说,包括《国际大师和他的妻子》《天下第一剑》《运动员之恋》等。谈到这类题材的作品,肖复兴说,茨威格的小说《象棋的故事》和南斯拉夫电影《杰尔菲娜站起来》对他影响很深。“体育文学所展现的天地,不应该局限于赛场上的激烈比赛,不应该仅仅表现夺冠,而更应该去探寻人的心灵世界与人性幽微的深处。”
1985年,肖复兴调到《新体育》杂志社当记者。他回忆:“我的第一次采访,是去莫斯科采访友好运动会,写的第一篇稿件是采访布勃卡。之前他在巴黎田径大赛上创造了6米的男子撑杆跳高世界纪录,这一次他以6.01米的高度打破了这个纪录。我没写他辉煌的战绩,也没写他是如何刻苦训练的,只写了跳过6.01米这一天正巧是他儿子一岁的生日,写了他的家庭,题目就叫《带给儿子的生日礼物》。我没有写‘送给’,只说‘带给’,希望更平易一些,展现体育明星生活化的一面。”后来他还采访过奥运会、亚运会和一些单项国际大赛,采访过卡尔·刘易斯、玛莲·奥蒂、瓦尔德内尔等世界级运动员,留下了许多与众不同的报道。
去天坛画钢笔画
写下遇到的那些人
肖复兴多才多艺,对古典音乐、摇滚乐、戏剧都有一定程度的研究。2007年,他自学风景画,陆续画了大量的老北京。最近几年,他常去天坛画画。“我家离天坛不远,开始是去那儿画钢笔画,想散散心,消磨时光。我画得不好,拿一本《诗刊》,因为《诗刊》页面上空白多,我在空白的地方画,画了两三年。一个朋友跟我开玩笑说,你是不是没钱,我给你买两个画本得了。于是我就开始用画本画。”
第一次在画本上画,围上来好多人看。“我脸皮薄,人家一围着我看,我就赶紧合上画本,有点儿不好意思。画了一段时间,慢慢适应了,也就让人家随便看。其实大家都很友好,谁那么不开眼,说你画得不行。一般都说画得不错,夸赞几句,我听了心里也美滋滋的。”
肖复兴发现,越是萍水相逢的人,越容易说出心里话,与人交流也扩大了自己的生活半径。“原来我就是想找个地儿坐着,转一圈回家,现在呢,这些素不相识的人跟我聊了很多,让我知道了很多以前不知道的事,接触了很多不认识的人。”他开始有意识地记下聊天的内容,记录他们的故事、想法,着手写这本书。
2019年8月到2020年1月,肖复兴完成了《天坛六十记》。随后新冠疫情发生,他便一直宅在家中。等到再去天坛,已是四个月之后了。他写下此时的感受:“物是人非,心情迥异,只有天坛处变不惊,依然如故,辉煌的祈年殿巍然矗立,阅尽春秋,不动声色地看着渺小的我们。满园的二月兰正在怒放,挥洒着一地绚烂而坚强的心情。我感到震惊,忽然觉得,大自然是我们人类的导师,天坛让我们时刻记得这个世界上有值得我们警醒和参谒的高处。”
来天坛的人们,心态也在发生变化。“尤其是新冠疫情发生这几年波澜起伏的那种心态,我发现,这种生活态度代表了中国人的韧性——面对波折,没有哪个国家的人能有中国人民这么强大的韧性和耐心。”肖复兴从公园里最普通的老百姓身上发现了中国人可贵的品德,他想继续写在天坛遇到的人和事,聚沙成塔,慢慢又写出了《天坛新六十记》,配上他手绘的插图,让读者从天坛磅礴的皇家气派中感受人间烟火。
肖复兴说:“《天坛新六十记》从2020年4月写到2022年10月,我不想仅仅写天坛之景,而要写天坛里的芸芸众生,写天坛是如何从皇家的祭坛演变为人民的园林的。这其中不仅有天坛空间对于普通百姓的开放,还有人们对时间和空间的重新利用和定义。天坛只是背景,并不是主角,来天坛的这些人才是主角。天坛,只是存放这些人、这些故事、这些心绪的一方圣坛。”
肖复兴访谈
文章重点在于写实
情感融在文字之内
记者:您在天坛遇到了那么多人,写作的时候如何取舍?
肖复兴:我举一个例子,我在书中写到一位童老师,是浙江台州人,女儿大学毕业在北京安家,他也来北京安了家,照顾外孙女,是另一种意义的“北漂”。不同地域的生活习惯让他不太能完全适应北京。他说起家乡,小城里几乎所有人都认识他,走到哪儿都能碰上以前教过的学生,都有人喊他童老师。临别时,他走出了十来步,我喊了一声:童老师。他回过头愣了一下,回应了一声,也像是自言自语地重复了一遍:童老师。我觉得,这是因为他来北京的这些年,没有人喊过他童老师。我写他这个人,关键就是这一点,如果没有这一点,这篇文章可能就会很难处理。
记者:当年叶圣陶先生亲自修改您的作文,可以说改变了您的命运,现在对于想当作家的年轻人,您有什么好方法指导他们学写作?
肖复兴:写作也是有自身规律可循的。对于初学写作者,我认为可以从三个方面入手,提升自己:一是读比写重要,在读的过程中学着写,写一个题目或一件事物之前,先找到范本,照葫芦画瓢;二是说比写重要,先不要着急写,动笔之前先说一遍,说得清楚,才能写得清楚,说得生动,才能写得生动,说得不啰唆,才能写得不啰唆;三是改比写重要,最初的写作不可能一步到位,改是必需的,重复的地方需要删掉,过于简单的地方需要补一笔,不够生动的地方需要增添比喻或想象。
记者:到了您这个年龄段,对写作有没有新的感悟?
肖复兴:在写作方式上,我遵循诺奖得主、诗人布罗茨基强调的创作原则,即粘贴画和蒙太奇的原则、浓缩的原则。当下大多数人的阅读已经没有那么长久的耐心了,所以浓缩非常重要。孙犁先生写过一篇文章,题为《欧阳修的散文》,特别强调了一点——中国古代散文没有抒情,重点在于,一是写实,二是短。中国古代散文没有长篇大论,会根据人、事、情、景有感而发,但没有现代散文中大段的抒情。我认为,抒情其实是现代散文的一种弊病,没有那么多的情可以抒,一定要克制,你的情要写在文章的内在,而不是表露在文章的外在。
记者:您还会继续写下去吗?
肖复兴:我希望我还能努力。虽然老了,我自己心里也清楚,再怎么努力,进步也不会太大了,但即使进步不大,我也会继续努力。
(图片由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提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