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年79岁的金彭育堪称五大道的“活字典”。他生在五大道，长在五大道，工作在五大道，几乎走进过这里的每一栋小洋楼。他拜访过200多位近代名人的亲属和后代，搜集了大量史料，将小洋楼串成了一部天津近代史。如今他仍经常骑着自行车穿行在五大道，为游客义务讲解这里的故事。他说：“我要让来到五大道的人们了解这个城市的历史，只要我走得动、讲得了，就会一直坚持下去。”

　　生在常德道金氏宅邸

　　第一份工作是修缮小洋楼

　　1945年，我出生在常德道57号金氏宅邸。这是一所由五栋楼房组成的大院，1937年建成，原房主是开办瑞兴益棉纱庄的金桂山。金桂山人称金八爷，曹禺的话剧《日出》中有一个未曾出场，却操控着金融体系的金八，有人说这个人物的原型就是金八爷，其实差别很大。金氏原系津门望族，清康熙年间自浙江绍兴迁来天津，亦儒亦商。我的十三世叔金钺是很有名的诗人、收藏家。

　　金氏宅邸临街的四栋都是三层洋楼，坐南朝北，清水墙，筒瓦顶。房屋为砖木结构，有菲律宾木地板、木楼梯、三槽窗和挂镜线，天花板为圆形灯光灰线和方框灰线。室内装修很讲究，暖气、卫生间一应俱全。1941年，金家又在后院建起一排罗马风格的条子楼。

　　住在常德道金氏宅邸的是金氏药王庙支系的四兄弟：八哥金恩荣、九弟金恩弟、十弟金恩科、十二弟金恩藻。金恩弟是我的太爷爷。我没见过他，但在我爷爷的书柜里，有他画的扇面，画名为“兰竹清趣”，上面有他的钤印，还有一枚闲章。还看到他的一册线装书《品三诗钞补》。

　　我小时候，金氏宅邸这个大院子里住着七八十口人。我和爷爷还有父母住在1号楼。在我的印象里，每间屋子里都摆着一张条案，上面放着花瓶，正中摆设一个用玻璃罩罩住的玉如意，各屋中有青色的、白色的、黄色的，特别好看。

　　长辈要求我们不能出门，只能在大院里玩。1948年，我3岁多，总爱往西楼我四伯父金克刚的住所跑。他家里总有客人，打牌、跳舞、打乒乓球，最是热闹。金家平日很低调，亲戚间往来密切，却鲜有生人来往，一下子家里多了那么多陌生人，我自然觉得稀奇。长大后我才知道，四伯父秘密加入了中国共产党，属刘仁领导的中共中央华北局城市工作部。这些客人其实是从香港、上海路过天津，暂停一时，便要转往解放区的进步人士。

　　新中国成立后，金家将房子卖给了人民政府，金氏宅邸成为公产房。我还记得交公的那天晚上，爷爷对我们说：“咱家现在没有房子了，咱们要进入社会主义。”大家还吃了顿捞面庆祝。家里很多人都参军或求学去了外地，剩下三十多口人，被政府安排在马场道安乐邨。如今金氏宅邸是天津市冶金集团的办公地点。

　　我们的新家安乐邨建于1933年，原名新武官胡同，南临马场道，北接睦南道，西通桂林路，东毗邻马场别墅。沿马场道一侧为南北向，共八个门，称为“横八所”。胡同里面的房屋都是东西向对称的连排式住宅，围成院子，栽种两排高大的槐树，春夏之际浓荫如盖，槐香四溢。

　　1962年，我没上完中专，被分到市房管局修建公司，修缮五大道的房屋。我负责检修，要对这里的小洋楼进行全方位查访，每栋房子的设计师是谁，房子采用哪些材料，谁住过，都要有所了解。

　　受家庭熏陶，我从小喜欢写诗、写文章，常给《天津日报》《天津晚报》投稿。记得在1964年，我的第一篇小说发表后，收到16块钱稿费，相当于半个月的工资，给我高兴坏了。没能上大学是我的一个遗憾，因此冬天不施工时我就继续学习，考上了新华职大，并于1966年毕业。在学习中国近代史的同时，正赶上我们修缮曹锟、徐世昌等历史名人的故居，我对小洋楼的兴趣更浓了。

　　组织全市换房大会

　　当上了小洋楼义务讲解员

　　上世纪50年代，全国开始推行换房活动，交换房屋使用权。那时大多为公产房，换房主要是为了解决人们上班路途远、居住不便等问题。上世纪80年代，天津掀起“换房热”，成立了换房总站。领导知道我爱写文章，对天津各区房子也比较熟悉，派我编辑《天津换房报》，让老百姓通过这份报纸获取换房信息。为了增加可读性，我把自己了解到的五大道老房子的逸闻趣事写出来，发在报纸上。这份报纸前后持续了10年。

　　那时每年从3月到11月，各种类型的换房活动持续不断，其中人气最旺的，是每年春天在郑州道犹太教堂附近举办的天津市春季换房大会。大会为期一周，备有5万多条换房信息。之前我们没日没夜地制作展板，我每天都不回家，就睡在换房指挥部。大会开幕后，郑州道每天都挤满了人，板子上贴的、墙上挂的、地上摆的都是房屋信息。市民们挑选好心仪的房子，然后去找工作人员登记。多数是两角互换，也就是一家换一家，有时是多角互换，换房户彼此之间都觉得没问题了，就可以办手续等着搬家。换房工作记录了时代风貌，在商品房尚未出现的年代，为许许多多老百姓解决了住房问题。

　　1988年5月，全国换房工作会议在和平宾馆召开，二十多个省市的相关领导前来参会。那几天总在下雨，不方便外出，会议主办方安排我给来宾们讲讲和平宾馆的故事。我带着大家参观了宾馆里当年毛主席住过的房间，陈设还维持着原貌，只是多了一个空调。来宾们得知我就出生在附近，对这一带的历史很熟悉，便让我领他们在附近参观参观。从大理道到睦南道，再到重庆道，每一处建筑我都仔仔细细地讲解。他们说：“这片区域的故事太丰富了！”这件事给了我很大的启发和鼓励，我继续挖掘老房子的历史，也开始成为小洋楼的义务讲解员。

　　帮寻访者走进旧居

　　为小洋楼找到对应建筑师

　　所谓五大道，实际是横贯东西的六条马路——马场道、睦南道、大理道、常德道、重庆道和成都道，因常德道较短，便省略了。走进五大道，好像漫步于历史长廊中，哥特式、巴洛克式、罗曼式、英格兰田园式、西班牙式、意大利式、中西合璧式……各种造型的小洋楼多达千余栋，令人目不暇接，因此被誉为“万国建筑博览会”，并且此处居住过许多近代名人，发生过许多精彩的故事。

　　五大道上的小洋楼，我几乎每栋都进去过。今马场道2号的洋楼，原主人是曾任北洋政府总理的潘复。上世纪90年代，潘复之子潘耀星偕夫人从北京来天津探访父亲旧居。当时我在保护风貌建筑办公室工作，有机会与潘耀星接触，他告诉我一个细节——当年康有为曾到潘公馆做客，吃了淮扬菜和西餐，赞不绝口，手书对联赠潘复：“海纳黄河浊，天包大地圆。”

　　我平均每年接待150多个团队，其中有一些是外国人，想要我帮他们找到当年亲人在天津住过的旧居或旧居遗址。国际主义战士理查德·傅莱之子小傅莱，曾委托文史专家张绍祖和我帮他寻找父亲当年在天津的家。我们以一张老照片中的门牌号为线索，几经周折，在云南路48号找到了那栋房子，并正式挂牌。住在一楼的老太太跟我说，她的公公是傅莱的家庭厨师，傅莱住在三楼，个头儿很高。

　　我为百余栋小洋楼找到了当年的建筑师。罗尔夫·盖苓是奥地利人，他设计了民园大楼、香港大楼、剑桥大楼，以及昆明路上的吴颂平旧宅、睦南道上的李勉之旧宅等洋房。意大利人保罗·鲍乃弟也设计了不少洋楼，包括疙瘩楼和我小时候住过的安乐邨。睦南道上的许氏旧宅、河北路上的周明泰旧宅和民园西里则出自中国建筑师沈理源之手。

　　我把我的研究、发现整理成文章，出版了《天津名人故居》《五大道故事》《天津五大道名人轶事》《马场道与赛马场》等书。我和儿子金朝一起寻访，共同完成了文化专著《五大道》，希望可以为五大道的开发和保护发现更多的线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