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视剧《繁花》开播即火，成为现象级话题。该剧由王家卫带领团队，经过多年精心筹备制作完成，生动再现了上世纪90年代上海的商场风云和人情冷暖。作为《繁花》联合导演之一，生长于上海的程亮将自己对海派文化的理解及个人记忆融入拍摄中，配合王家卫导演高度还原了一个时代的风貌。

　　在剧中，程亮还饰演了开烟纸店的景秀。黄河路上潮起潮落，只有景秀的烟纸店屹立不倒，剧中主角们都要去他的小店买烟和打听消息。景秀的经营之道十分独特，会根据关系远近收费，每个人的价钱都不一样。这个有“黄河路百晓生”之称的角色，以高深莫测、通透世故的个性引导观众品读着故事里的百转千回。

　　记者与程亮相识已有20年。那时候他刚从北京电影学院毕业不久，在徐静蕾的电影剧组做执行导演。后来他创办了都市客网站，那几乎是国内最早的社交网站之一，以上海CBD（中央商务区）的一座楼宇为一个单元，吸纳楼内白领成为注册用户，进行各种线下消费活动，这个概念在当时颇为超前。后来网站被收购，程亮重拾导筒，拍摄了多部微电影、网剧及电影。这样一个温和淡然的人，一路走来，展现出执着的韧劲，闯出了自己的一片天地。

　　海派文化比较务实

　　但缺少了狂野和生猛

　　《繁花》播出之后，程亮发现，黄河路上的苔圣园酒家出现了人山人海的打卡场面，这里正是剧中“至真园”的原型，“上海人喜欢‘轧闹忙’，用普通话讲就是‘凑热闹’的意思，因为《繁花》勾起了大家的回忆。”

　　程亮小时候在城隍庙地区住了10年。当时的城隍庙，到了元宵节就能看到兔子灯，街边小店卖的东西既简单又精致。国庆节，人民广场放烟花，男女老少都站到晒台上去看。而外滩对儿时的程亮来说是很遥远的地方，“我们一年只能去一次”。等他上了中学，再留意到外滩，发现早晨的白领们常坐55路公交车，下车后步履匆匆。

　　在程亮的记忆里，淮海路的主人是要过了思南路才开始算的，越往西走越厉害，全是大洋房，人口密度很低，真的是夏日浓荫静悄悄。到了淮海路后面，24路电车可以到的地方，是住在附近的小孩们的天下。再往那边是打浦桥，斤斤计较的市民比较多。杨浦区、虹口区的工人气质鲜明，又是不一样的街区。他总结说：“所以上海不同的地方在我脑子里是很不一样的。”

　　家附近的东台路，在程亮小时候是一个蟋蟀市场，多年后发展成花鸟和古玩市场，再后来就完全拆掉了。“那是一个非常市井的地方，经营者各有生存之道。最终被连根拔起，绝对是文化上的损失。”后来程亮成为爬行类动物和昆虫的饲养爱好者，长年饲养陆龟、蜥蜴、蟋蟀……这是他在东台路附近成长的烙印。

　　程亮上小学时，浦东还没有开发，高架桥还没建起来，他最特别的记忆是上海的工业化，因为每家每户都是工业文明的参与者，家庭成员都在棉纺机厂、轴承汽配机厂之类的工厂上班。“当年这批唱主角的人，大概三四十岁的年纪，后来也下过岗，炒过股票，出过国。拆迁过，运气好的有好几套房子，但也有人活得不如意。他们身上有两种感觉，第一，他们比我们这代人更坚韧，吃得了苦。比如我嬢嬢说，只要不得癌，什么都好，只要我不给人做阿姨，什么都好。第二，他们比较麻木，对外界的变化无动于衷。现在他们很大的一部分焦虑，是女儿长大了，不找对象。”

　　金宇澄的小说《繁花》，写的就是上世纪90年代的上海人，写他们怎么做生意，怎么下海，写男女之间那些暧昧的小事。程亮说：“上海这个地方的确有一种金宇澄老师说的不响，这种不响，就是说心里是很想的，很愿意打开的，但条件不允许，感觉酸溜溜的。海派文化有一种比较务实的东西，比较绵长，规范且自律，但始终让人觉得差了口活气。我看过王安忆写当年有些人去广东做生意，他们就更狂野，更生猛。”

　　“在我看来，上海人有一个不占优势的地方——比较爱算计。比如说年轻人谈了几年恋爱后分手了，就会有人问你，你付出什么代价啦？按照上海有些地方不成文的规矩，会索取一种经济补偿。还有，上海人几个朋友去酒吧，如果AA制的话，会算到几毛几分，而北方人不会这样。”程亮认为，这种细致可能也带来了好的一面，“就是对生活的感受，对生活的捕捉能力、体验能力都更丰富一点。”

　　影视创作要保持钝感

　　呈现浓郁的上海味道

　　1998年高中毕业后，程亮考入北京电影学院导演系。四年学业有成，毕业短片《霞飞路》引起电影界关注，他被徐静蕾选中担任其导演处女作《我和爸爸》的执行导演。剧组里的几个年轻人住在徐静蕾的某处房子里，程亮通过宽带上网，远程遥控在美国的设计师，做了一个名为“都市客”网站。“我当时有点自傲，有点小得意，觉得自己的创意能够点燃一个新的东西。”后来程亮回到上海，继续做都市客网站，以清新的界面吸引了许多上海白领。

　　出于热爱，程亮一直没有放弃电影，经常连续两三个月内，每天晚上拍摄到很晚，体力透支；而互联网行业需要不断地迭代，产品要往前走，要做大量的事务性工作，无边无际。导演和网络公司CEO两种职业交互撕扯，让程亮有些应接不暇。到了2011年，他对自己的身份认同产生了疑问：“上海是一块商业的土壤，一切的东西都在于客户，在于甲方和乙方，在这种挤压之下，文化感就有些缺失。另外我觉得，自己并不是一个特别讲究时尚的人，穿着也很随意，随便买两个鲜肉月饼也蛮开心的。我问自己，我非要做这样一个时尚网站吗？我的人生要变成这个样子吗？我要跟说话都不在一个频道上的群体打一辈子交道吗？”

　　他最终还是选择了电影，自己花几万块钱去拍《宅男电台》。“那是一部微电影，时长三十几分钟。当时一家视频网站办了一个映像节，搞得跟音乐节很像，我去参加，现场还有烤全羊什么的，三五成群的年轻人在草地上漫步，晚上睡在帐篷里。”那次映像节推出一批“网生派”导演，而程亮称自己是“学院派转网生派”——明明有人出钱让他拍片子，但是他不拍，非要自己筹钱，拍完之后在网上发表。“我是自己把自己变成了野路子。”

　　那时微博上有一个热门话题“最美上海Lady”，程亮看到一张黑白照片，是1923年出生在徐家汇的徐谟佳女士年轻时的留影。他由此展开想象，如果今天有一个外国年轻人看到这张照片，会想到什么？于是有了《新房客》这部短片。电影讲述了发生在上海老城区的故事，但拍摄时，程亮会回避那些地标，而更看重时代感和市井味道，他解释说：“香港有那么多建筑，可是最好的那些香港电影，故事永远发生在重庆大厦，发生在密密麻麻的民居里，这才会更贴近生活，引起更多的共鸣。”

　　那几年，程亮拍摄了《寂寞芳心》《奇妙世纪》等新媒体短片和网络剧集，在商业广告创作中也延续了质感细腻的影像风格。他执导过由刘慈欣监制的科幻题材广告片《星际礼物》，以温馨和爱为主题，讲述了一个简短的科幻故事；还先后为多个时尚品牌创作广告短片《模特》《女伶》，尽显对于多元化视听艺术的驾驭能力。2021年，王家卫担任总导演拍摄新春系列广告短片《心之所向》，程亮执导了其中的“归途”一段，在爱的归家路上展示团圆美好，温暖了许多观众。

　　2018年，程亮执导20集网剧《上海女子图鉴》，讲述小镇姑娘罗海燕大学毕业后一路打拼的励志故事。这部剧以现实主义创作为根基，结合细腻的语言风格，描绘都市生活与情感，上线后引起观众热议。程亮特意在剧本中加入了“头顶有梧桐的地方，才叫上海”这样具有城市特色的台词，生活气息扑面而来。程亮说：“我喜欢的日本导演，如小津安二郎、是枝裕和，风格都是偏生活流，作品常以洗菜做饭开头。我觉得影视创作不能耍小聪明，甚至希望演员有一种钝感，不要表现得机灵聪明。我想在这个基础上呈现出浓郁的上海味道。”

　　程亮筹备多年的悬疑电影《天才游戏》改编自他的短篇小说《天才刘全龙》，讲述了身份迥异的天才少年刘全龙与富家少年陈伦的一段冒险之旅。这部电影也将择期上映。

　　“老克勒”渐行渐远

　　新上海更加多元

　　影视剧能够反映一座城市的文化积淀，是对市民生活的一种现实关照，也会带动更多的人热爱一座城市的文化。拍摄期间，车墩影视基地的体量并不能完全满足《繁花》的拍摄需求，上影集团本着打造海派精品的初心与长远考虑，以50年建筑标准、1∶1全方位还原了上世纪90年代的黄河路、进贤路两条马路。另外，上影集团投资5亿元收购昊浦影视基地，剧中的夜东京、菱红的精品店、至真园顶楼包间等场景都是在这个基地的摄影棚内搭的景。

　　《繁花》带着观众穿越时空，完成了一次与老上海的对话。这也恰恰是程亮最想做的事，他喜欢讲述上海故事，想表达那个时代上海人的文化观念以及痛苦、矜持。“时代变迁，‘老克勒’渐行渐远，我父母那一代人都搬到了郊区，守着个大超市过日子，而以往的上海市中心，留给了更多各种各样的新上海人，环境变得更加多元。虽然有些感慨，但我认为，我们应该拥抱这种变化。《繁花》播出时，家里的小孩都跟着电视剧学说上海话，作为从小在上海长大的我们，这一刻觉得特别温馨。”

　　小说家金宇澄为王家卫导演提供了改编的基础，这也是可遇不可求的事，程亮说：“当年余华、莫言、王朔、刘恒等作家的小说都可以改编成很好看的电影，而现在我们的严肃文学很难找到故事精彩的小说了。网络文学体量很大，里面肯定有写得好的，不过我也不太熟悉。”谈到自己未来的创作，他说：“其实我的想法很简单，我没那么文艺，可能还有点俗，我的观念也有点俗，所以我拍的东西并不像我的学院派前辈们拍得那么高级。不过，我也有我的追求，比如我天天晚上都看美剧，觉得美剧越拍越好，越拍越短，我也会给自己定一个标准，下半辈子的梦想就是拍一两部可以立得住的好作品。”

　　程亮谈《繁花》

　　镜头里的华丽与璀璨

　　给人强烈的心理冲击

　　记者：很多观众提出疑问，剧中的黄河路是否过于璀璨了？那个年代上海就是这样吗？

　　程亮：如果大家到拍摄地去看，会发现“至真园”并没有过度繁华，质感与现在黄河路上的苔圣园酒家也比较接近。之所以会让人觉得灯火璀璨，一方面是王家卫导演所说的，他想还原那一代人内心的震撼，另一方面在于《繁花》是以电影的态度和方法来拍摄的。通过电影级别的镜头呈现，很多现实中普通的东西看上去就变得更为华丽，会给人一种强烈的心理冲击，一切都会被放大。这种璀璨其实更接近于创作者内心的想法。

　　记者：作为联合导演之一，《繁花》中哪些情节给您的印象比较深？

　　程亮：我很喜欢爷叔和金花之间的情感。游本昌老师的沪语台词很有腔调，带一点宁波口音，我好像听到自己的爷爷在说话。吴越老师演出了以前高级知识分子的感觉，身形挺拔，气质淡雅。

　　记者：这部电视剧勾起了很多上海人的回忆，您作为土生土长的上海人，剧中有没有特别触动您的地方？

　　程亮：《繁花》的特点之一，就是把当年上海发生的很多重大事件都描绘得很细腻，比如甲肝大流行，那时候上海有几十万人被感染，剧中再现了这段已被淡忘的记忆。《繁花》中也有很多那个时代上海的市井烟火气，比如有这样一个生活细节，拍得特别好看——在公交车上，售票员用指甲去刮车票，把几分几毛的票子捋得非常整齐。我小的时候特别爱看她们刮票子。拍摄时，我感觉就像穿越到自己的小时候，心里特别温暖。

　　加盟《繁花》剧组，让我有了一个重新审视上海这座城的机会。上世纪90年代，我在淮海路附近的向明中学读书，剧中有关上海生活的部分，和我成长过程中看到的还是蛮吻合的。无论是弄堂里的烟火气，还是黄河路美食街的热闹劲，都是那个时代的一部分，可以说弥漫着精致唯美的海派韵味。

　　记者：拍摄时有没有难忘的故事？

　　程亮：我们拍了很多场夜戏，常常是从下午拍到第二天凌晨四五点才收工。我记得在2023年的春节，车墩影视基地的“黄河路”灯火通明，我们拍大年初五放炮仗和开业的戏。片场整夜都在放鞭炮，那种感觉就像是过了很多次年一样。

　　记者：王家卫导演对您有哪些影响？

　　程亮：王家卫导演以“慢工出细活”著称，往往一个镜头要拍几十条，一部戏要拍好几年。当下影视剧拍摄常会用上三机、四机，而《繁花》几乎所有的镜头都是单机拍摄，这样做的主要目的是为了让用光更考究，把演员拍得更无瑕、更漂亮，角度更好，当然也会花掉更多时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