写诗往往免不了推敲，一旦获得传神之笔，则如美目盼兮，光彩动人。推敲本就是改来改去的思虑，定稿则是苦心经营的成绩，也就很难再作改易。欣赏者之“改诗”，有时是真的棋高一着，突破原作者的局限；更多的则是用假设的字句来印证原作的杰出，改则是为了证明原作好到“不容改”的地步，并引导人们思考其原因何在，这就是改诗的读诗法。

　　很多学生都思考过老师提出的类似问题：“乱石穿空”，“穿”改为“刺”“插”“钻”等动词是否可以？这是读诗时非常普遍的改诗法，确有一定启发意义。换什么字句，能不能换且道理如何，往往也颇费一番斟酌。即便对同一个字，不同人解读起来也不见得都一样彻底。

　　例如朱光潜先生讲字声的“调质”时，为强调声音与意义的和谐，举《琵琶行》“嘈嘈切切错杂弹，大珠小珠落玉盘”为例，指出“弹”是平声韵，若换作去声的“奏”，意义虽略同，但听起来不免拗口。何以拗口，他未多加申述。其实，从声音角度，“弹”“盘”的韵具有听觉的弹性，“奏”不具备；从意义角度，“弹”的动作常倾向个体的微观，“奏”则倾向宏大的场面。二字声音的差异，也关涉意义的不同。

　　朱先生又指出“落”的入声也比“坠”“堕”的去声更短促斩截且响亮。但问题是“落”的字音虽与“坠”差异较大，但与“堕”非常接近，即便有入声和去声的不同，却因与“玉盘”二字距离紧凑，读时迅速连接，只有刻意停顿，才能察觉两字声音的差异。其实，除了入、去声的不同，还有声母的差异，更关键的，“落”字除了声音的优势，还具有动作形象上的轻盈，与珠玉质地相切合。“坠”“堕”二字力度太大，形象的联想相对粗拙，不如“落”字清脆自然。朱先生的举例非常切要，且原本探讨字音，不必延展太多。这里略加补充，只为说明改诗的读诗法在阐述过程中也可更为彻底。

　　改诗而读，虽然多见于修辞层面的论析，却不限于此，如能关涉艺术背后的情志，就更见功力。同一语境中能用到的好字句常常不多，有时甚至唯一，而差些的字句则不胜枚举，改诗而读，不是随便找来什么拙劣的字句都可作对比，而是要有助于对诗艺和诗意的深入品析。

　　高明的改法，能使原本莫可名状的感觉豁然开朗。如李煜“问君能有几多愁，恰似一江春水向东流”，这一江春水实在绝妙，但取材却极普通。越是平凡的绝妙越好像只能意会、不易解说，花费笔墨，徒见词穷。叶嘉莹先生在讲解时曾设问：改成“问君能有几多愁，恰似一方石块压心头”是否可以？这一改实在令听众从朦胧的感觉中顿悟。石头何其质实沉重，但不如春水来得缠绵、无限，在荡漾中显出愁情万转，一往无前。石压心头，切身之痛，窒息，局限，词意无升华而至死结，如吞金之尤二姐，终为小家气之格局；一江春水，虽与切身无甚关联，但将个人情怀荡开无穷，且不是秋水之冷清，则寓绝望于暖意的生命力，与世界通消息，而为士大夫之格局。

　　又如杜牧“东风不与周郎便，铜雀春深锁二乔”，许顗《彦周诗话》批其“社稷存亡，生灵涂炭都不问，只恐被捉了二乔”。这迂腐论调早经很多人予以充分反驳，指出此诗以点带面、曲为传达，总之确有兴亡之叹。王尧衢《古唐诗合解》说：“杜牧精于兵法，此诗似有不足周郎处。”着眼点较为别致。沈祖棻先生由此展开说：杜牧通晓政治军事，对中央与藩镇等的斗争有清楚的理解，曾献策于朝廷，他将周瑜的胜利归功于偶然的东风，实为表明自负知兵，借史事吐胸中不平，也暗含“时无英雄，使竖子成名”的慨叹。这就显得更加深刻，他人只看到“咏史”，沈先生则看到其中深隐的“咏怀”成分。

　　更有意味的是，沈先生说：若按许顗的意见，也可将末句改为“国破人亡在此朝”，虽平仄韵脚都对，但诗味索然。这一改句很妙，有针对性地满足了许顗诗论对社稷存亡的需要，却正反衬出他的迂腐，同时佐证了沈先生自己对该诗深刻的理解，使读者在严密的论述之余，在啼笑皆非的改句之中，获得直观的领悟，起到了化繁为简、化隐为显的作用。

　　可见，改诗的读诗法确有助于诗的品读，而那些看似粗拙却非常能说明问题的改例，也正体现了大学者举重若轻的机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