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津是运河文化与海洋文化的兼具之地，兼容并包的文化土壤孕育了丰富的民间艺术形式，出现了样貌多元的文化团体。早年，天津人习惯将从事民间艺术活动的群众组织称为“会”，一道会就是一个民间艺术团体。堤头庆云高跷老会成立于清顺治年间(公元1653年)，已有三百多年的历史。该会属于文高跷范畴，扮相身段均借鉴京剧表演模式，刻画人物细腻。“80后”孙晓超，作为堤头庆云高跷老会年轻一代的传承人，在现代文化生活的包围下，他一直在思考和实践着传统高跷老会的传承路径。
堤头庆云高跷老会
承载着对堤头村的儿时记忆
记者：作为“80后”，是怎么会对高跷表演产生兴趣的？
孙晓超：我从小是在堤头长大的，我祖辈父辈都在堤头生活。我的爷爷就踩高跷，业余时间从事堤头庆云高跷老会活动。从我记事起，就在会里玩儿，看着爷爷辈父辈的亲戚踩高跷，跟他们出会，看他们演出的。后来喜欢上高跷，可能也是源自一种亲情、一种乡情，因为从小耳濡目染，不只是对高跷有感情，还有对堤头的这种乡情也比较深。
记者：在您最早的印象当中，堤头庆云高跷老会出会是一个什么样的场景？
孙晓超：1984年，堤头庆云高跷老会正式复会，我是1985年出生，我从“怀抱”的时候妈妈就带着我去二宫，看他们出会。那阵儿业余的文体活动比较少，我爷爷家哥儿仨，他们这老哥仨那会儿都在“踩腿子”。我们那儿管玩儿高跷叫“踩腿子”。那个年代，我们那块儿还没有平房改造，每年像正月十五、十月一这种日子，村子里都会有高跷表演活动，那些锣鼓点，那些五颜六色的旗子、戏服特别吸引小孩儿。具体的内容我可能记不清了，但是那种热闹喜庆的感觉是很清晰的，堤头庆云高跷老会出全会时可达一百多人，是很盛大的场面。
记者：您小时候，堤头是什么样子的？
孙晓超：堤头现在是在河北区的西北角一带，是在北运河、子牙河的交汇处，它的东边是新开河，挨着耳闸。这么一个地理位置，导致它成为水运要地，南来北往客商的必经之地，一个驿站。原先那阵儿，我也听老人念叨过，很多去北京的人，得在堤头歇脚。它完全是受运河文化影响的地方。
但是吧，就是这么一种交通状况，我小时候却很少有外地人来村子里长期居住，上世纪90年代到2000年的时候，才有一部分外地人在我们那租房子。所以邻居都很是交情很深的亲戚和朋友，是父一辈子一辈的那种交情，用老天津的话来说是“都是老门口的”。所以说在当时，它文化的传承没有断档，比如庆云高跷，都是父亲那辈儿玩儿，孩子就跟着加入队伍当中了。
记者：还记得您最早跟着大人“出会”是什么场景吗？
孙晓超：我那时候太小了，上世纪90年代的时候，我们小孩儿一开始就打个手旗、背个样袋。样袋是类似布口袋的道具，底下会有穗子，是真丝或平绒材质的，没有太多的实用功能，上面有庆云的字样。有我们这些小孩儿参加，观众看到就会觉得我们会的人多、火爆，而且后继有人。其实，我是16岁的时候才开始正式“上腿子”练的。那个时候大伙儿都是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对传统文化还没有那么重视，也没有非遗传承的概念，我们父辈都有自己的工作，也不怎么参加相关活动了。可是爷爷那辈儿人年龄渐渐大了，家里人也不敢让他们“上腿子”了，后来我二爷他们这帮老一辈儿人就说，不行就招一帮小孩儿来学。也就是这么一个契机吧，堤头庆云高跷老会才有了我们这一批“80后”“90后”的参与者。
非遗传承之难
承载文化的土壤变了
记者：您觉得堤头庆云高跷老会的传承，当下面临的难题是什么？
孙晓超：随着2009年堤头平房改造，原来乡里乡亲的都搬离堤头了，大家住得远了，那种父一辈子一辈的文化传承就很难实现了，没有那种一起训练一起玩儿的环境了。而且，对现在的孩子来说，业余生活多丰富啊，怎么去吸引他们呢？这点是最难的。我们也想了很多办法，比如通过微信群、抖音等，去联系会员，去展示我们的庆云高跷老会，希望有更多的年轻人还能看到这项非遗。
记者：堤头庆云高跷老会被列入非遗之后，对它的传承有帮助吗？
孙晓超：我们是2008年的时候开始申报非遗的，借着这个申报非遗的契机，我跟黄勇两个人，整理了很多庆云高跷老会的历史资料，有些不清楚的地方就问老人，那个时候其实就把我们老会的来龙去脉和家底儿整理清楚了。现在很多老人都离世了，要不是因为申报非遗，很多信息就留不下来了。平房改造之后，街道给我们一间房来安置“会具”。我们从2019年开始，把所有的道具、陈设重新修缮一遍。这两年，我们本着修旧如旧的原则，尽力去复原老人们记忆中的道具，比如灯图。灯图是根据清朝后期到民国初期的造型做的，天津民间花会都跟皇会有关系，我们查了很多文字图片资料，在一幅皇会图上找到了灯图。最后参照那个样式，也根据老人的描述，一点点地把灯图研究复原出来。
在当下这个环境，很多根植于传统乡土文化的非遗项目，它的传承核心是围绕一种对乡土的情感。随着城乡发展，这样的非遗项目可能就没有了发展土壤。它本身就是个乡间田地上的文化，非给它挪到高大上的写字楼里头，它就水土不服，再怎么救他，用多少高档“化肥”，也没有用。在我们这一代人手里，只能是尽力做好自己的工作，让这样一种进入“暮年”的非遗项目再传承几年，同时把文字、影像资料整理保存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