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年是中国人民志愿军抗美援朝战争胜利70周年。1953年7月27日,朝鲜停战协定签字仪式在板门店举行。这是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第一场国际性局部战争,中国人民志愿军发扬伟大的爱国主义精神和革命英雄主义精神,以正义之师行正义之举,愈战愈勇,越打越强,历经两年零九个月艰苦卓绝的浴血奋战,终于赢得了抗美援朝战争的伟大胜利。
不久前,记者采访了天津警备区干休所系统三位亲历过抗美援朝战争的老兵──于勤恺、鹿生法、张贵臣,听他们回忆当年朝鲜战场上的生死时刻,让人仿佛身临其境,感慨万千。于勤恺的声音言犹在耳:“抗美援朝战争打出了国威,打出了军威!中国人民付出了巨大的代价,为世界和平作出了伟大的贡献!”
于勤恺 舍命救伤员
于勤恺,天津警备区南开第二干休所离休干部。1929年4月29日出生,1945年7月入伍。1949年4月在解放太原战役中火线入党。参加过抗日战争、解放战争和抗美援朝战争,被评定为二等乙级伤残军人。曾获“全国离退休干部先进个人”称号。2023年7月5日逝世。
“再不起来跑步,咱们不是
被闷死,就是被冻死啦!”
1950年10月,中国人民志愿军赴朝作战,拉开了抗美援朝战争的序幕。1951年6月24日,22岁的于勤恺作为中国人民志愿军68军203师的一员入朝作战,担任师医疗队队长,带领40名队员执行各种任务。203师正是“奇袭白虎团”的部队。
寒流来袭,大雪铺满山野,远远望去白茫茫一片。于勤恺率医疗队外出执行任务,行至中途,天黑了下来。那时朝鲜被炸得几乎看不到房子,在山沟里找到一处能避风的地方,把地上的积雪拨拉拨拉,这就是今晚的露营地。部队给每个人配发了一块两米见方的雨布,于勤恺让通信员把雨布铺在地上,棉被铺在雨布上面,两个人和衣而卧,盖另一条棉被,再用另一块雨布连头带脚蒙了起来。全体队员都用这种方法露营躺下,因为太累,很快就都进入了梦乡。
半夜里,于勤恺憋得喘不上气,瞬间清醒,踹了踹身旁的通信员。通信员睡意正浓,迷迷糊糊地问:“队长,什么事?”“怎么出气儿这么别扭呢?”于勤恺随口答声,身子顺势往上一拱,耳中传来“咔嚓”一声,他一下子明白了──雨布上面结了冰!原来半夜又下起了大雪,冰雪把他们都给埋在了下面。于勤恺赶紧叫通信员把大家都喊起来,排队跑步。此时夜空中飞舞着雪花,大伙儿不解其意,你一句我一句地问:“队长,睡得好好的,怎么跑起步来了?”于勤恺大声回答:“再不起来跑步,咱们不是被闷死,就是被冻死啦!”
时隔多年,每当回想起那一夜,于勤恺都会感到后怕:“庆幸的是及时发现了这种情况,把大家都叫醒了,否则真要‘全军覆没’了!”
医疗队每天天不亮就要起来,为刚从战场上下来的伤员紧急救治,还要给普通伤员清洗伤口、消毒、换药、包扎,忙得顾不上吃饭。“战场上条件特别艰苦,换下来的纱布、绷带还得洗干净重复使用。队员们抬着装满纱布、绷带的大筐,到两三公里之外的汉江支流去清洗,累得腰酸背疼、气喘吁吁,但从没有人叫过一声苦。”
医疗队还要负责伤病员的伙食,每隔两三天,于勤恺就组织队员走9公里山路,到“兵站”去背粮食。“所谓兵站,其实就是找了个大山洞,四周进行伪装隐蔽,里面储存着粮食、副食和所需的生活用品。”为了不暴露目标,每次背粮食都安排在天黑以后,男队员背20公斤,女队员背10公斤。
有一天晚上,医疗队照常去背粮,归途中突然狂风大作,紧跟着下起瓢泼大雨。大家深一脚、浅一脚地往前走。于勤恺走在最前面,突然听到身后“啊”的一声,回头看,女队员“小豆子”脚下一滑,重重地摔在地上,但仍紧紧攥着粮食口袋。于勤恺赶紧过去把小豆子扶起来,发现她的左手和脸上全是血,赶忙帮她处理伤口,又接过粮食,自己背回了营地。一段时间过后,小豆子的伤好了,可是由于战地医疗条件有限,脸上留下了一道伤疤。这块伤疤也成了于勤恺内心深处一块抹不去的伤疤……
“我想用尽一切办法挽救
战友的生命,可惜无能为力。”
于勤恺和同乡王挺刚一起参军入伍,一起参加了抗日战争、解放战争,又一起加入中国人民志愿军,奔赴朝鲜战场。不幸的是,王挺刚在战斗中身负重伤,倒在于勤恺的怀抱中……
王挺刚和于勤恺同在203师,担任607团2营教导员。1953年6月,一次战斗中,王挺刚身先士卒向二青洞冲锋。敌人的子弹从他胸膛穿过,造成贯通伤,不能自主呼吸,被战友送到医疗点。于勤恺用敷料、两只小碗和绷带将王挺刚胸前背后两个弹孔堵住,但血还是一个劲儿地往外冒,根本止不住。
“王挺刚有着钢铁一般的坚定意志,身体更是强壮无比,但在那一刻,我只能眼睁睁地看着他的呼吸越来越微弱,意识越来越模糊。我把他抱在怀里,想用尽一切办法挽救他的生命,却无能为力……”无论何时回忆起来,于勤恺都难掩悲伤,内心针刺般地疼痛。
在生命的最后一刻,王挺刚颤抖的手握住了于勤恺的手,断断续续地说:“老乡……我不行了,以后……你……一个人就得干……两个人的事儿了……”他的声音越来越微弱,慢慢合上双眼,再也没有睁开。
战友的话,于勤恺铭刻在心,“这些话时刻激励着我,要用更多的精力、更高的标准、更大的成绩为人民服务,回报祖国。”走下战场的于勤恺,多年来用自己的实际行动践行着战友的嘱托,一刻也没有松懈。
板门店停战谈判谈了两年,毫无结果。1953年7月13日晚上9点,随着三颗信号弹腾空而起,志愿军打响了夏季反击战第三阶段金城战役。半个小时之内,20兵团的上千门大炮和喀秋莎火箭炮向敌军阵地发起猛烈攻击,敌军阵地瞬间成了一片火海。
那场大战深深刻在于勤恺心底:“著名的‘奇袭白虎团’战斗就是在这个时候开始的。”战斗的具体部署是──由607团侦察排副排长杨育才带领10名侦察员和两名朝鲜语翻译员,换上敌军的服装和武器,组成化装班;609团2营为穿插营,由副团长赵仁虎、营长石广志、教导员贾万春率领。当我军在攻破敌380高地后,化装班在夜色中冒着大雨沿415公路向南猛插,穿插营紧随其后。途中遇到敌军的一个车队,三辆卡车,后面跟着一辆坦克。我军当即用手榴弹和爆破筒将其击毁。化装班趁乱直奔敌首都师白虎团团部,打掉了敌军指挥机关,敌首都师全线溃败。
“我是队长,更是共产党员,
战斗不结束绝不回去!”
炮火映红了天边,于勤恺被战场的景象震撼,正在心潮澎湃之际,看到师后勤部通信员朝自己跑了过来。得知有紧急任务,他连忙跟着通信员跑到防空洞。后勤部李部长看了眼手表,下达命令:“609团穿插营进展顺利,但营卫生所在三南里被敌机炸弹击中,包括军医陈胜海在内的六名同志全部牺牲。现在是22点37分,命令你带领救护组,在明日凌晨5点以前到达二青洞至枫洞里和下枫洞里的三岔路口,开设救护站!”
军情如火。此处距二青洞20公里,敌军白虎团团部就在二青洞的山沟里,正是战斗最激烈的地方。于勤恺做好了牺牲生命也要完成任务的准备,把身上仅有的七块两毛钱作为特殊党费,庄严地交给党组织。他挑选了六名身体素质好、技术精的医疗队队员,简单准备了一下,背着药品和急救器材,一行人朝着正南方一片火海的战场出发。
一路上,医疗队要经过敌军多道封锁线。第一道封锁线在484高地附近,“敌军的炮弹接连不断在我们身边爆炸,我命令大家保持间隔100米的距离前进,利用炮击间隙跑步通过高地。”战场上硝烟的味道,于勤恺记忆犹新,“第二道封锁线距金城川小平原约3公里,没有任何地形可以用来掩护。我要求把间隔距离拉大到200米,之后带头跑步前进,其余队员依次冒着炮火和敌机的轰炸,顺利通过了封锁线。”
再往前走,距目标三岔路口只有5公里了。几个小时前这里还是敌我交战最激烈的战场,脚下到处都是敌军溃退时丢弃的军用物资,被击毁的汽车还冒着浓烟,空气中弥漫着刺鼻的火药味。于勤恺和队友们无暇顾及这些,一心向目的地全速前进。黎明之前,医疗队提前到达指定地点,按计划成功开设了救护站。
天刚蒙蒙亮,远处就传来阵阵轰鸣声,几十架敌军轰炸机组成编队呼啸而至。于勤恺立即指挥战友们疏散、卧倒。炸弹如雨点般掉下来,爆炸声此起彼伏,震耳欲聋,地面都为之颤动,滚滚浓烟呛得人喘不过气,热浪烤得人浑身发烫。第一波轰炸过后,山坡像被犁了一遍一样,弹坑有一人多深,翻起来的土有半米多高!
于勤恺趴在地上对照地图再一次观察地形,心想糟糕,这里正是凌晨消灭敌军白虎团团部的山沟口,敌人这波地毯式轰炸是专为报复志愿军而来的!但医疗队的战士们别无选择,只能各自选好防空地形,保护自己。紧接着,第二波机群卷土重来,投下的全是榴霰弹,炸弹在百十米的半空爆炸,弹片像撒沙子一样飞向地面,杀伤力极大。于勤恺带着战友们靠在一处五六米高的石壁下,动也不敢动。
突然,于勤恺感到膝盖被什么东西猛地撞击了一下,然后就是钻心般的剧痛。低头一看,弹片把他左腿炸开了十几厘米长的一块皮肉,露出膝盖骨,鲜血止不住地往下淌。
离他最近的一位战友急得大喊:“队长负伤了!”其他几位战友听见喊声,都要过来给队长包扎。于勤恺心里明白,此刻绝不能扎堆儿,那样容易出现群死群伤,立即制止道:“都别动!注意隐蔽!我没事!”说完忍痛取出急救包,自己把伤口紧紧绑好,继续隐蔽观察敌情。
刚过了几分钟,第三波敌军轰炸机又来了。这次投放的是燃烧弹,一瞬间,漫山遍野大火熊熊。于勤恺回忆说:“虽然我们离爆炸点比较远,但每当炸弹爆炸的时候,滚烫的气浪就会扑过来,让人有种窒息的感觉。一直等到敌机完全撤退停止轰炸,我们才稍稍松了一口气。”
轰炸停止后,战友们纷纷劝于勤恺撤到后方野战医院治伤,于勤恺态度坚决:“你们不要再说了,我是队长,更是一名共产党员,这次战斗不结束,我绝不回去!”
随着我志愿军向敌军纵深方向追击,战斗愈发激烈,伤员越来越多。整整三天三夜,不断有伤员被送到救护站,医疗队投入到紧张的抢救工作中。于勤恺回忆:“救治伤员的过程中要对伤员分类,对重伤的伤员采取紧急治疗,然后搭乘送弹药空返回程的汽车,送到后方野战医院。志愿军轻伤不下火线,受轻伤的战士包扎后重返战场。救护站的战友们困了迷糊半小时,饿了吃口干粮,一刻不停地进行抢救和转运。第四天,炮声渐弱,战斗终于停了下来。”
于勤恺伤口发炎溃烂,整条腿肿得厉害,他把长裤剪成短裤,坚持留在救护站进行指挥和抢救伤员。直到半个月后,7月27日停战,于勤恺才被战友抬下战场,送到后方野战医院。战后他荣立三等功,被定为二等乙级伤残。
“作为老战士,只要上级批准和需要,
我随时能去讲党课、作报告”
至1955年3月30日完成任务回国,于勤恺在朝鲜三年零九个月,经受了血与火的考验。离休后,他以弘扬爱国主义精神为己任,坚持给大中小学生作报告,开展国防教育。仅2021年,他受邀到各单位讲授主题党课就多达30余场。“作为一名老战士,只要上级批准和需要,我随时能去讲党课、作报告!”这是于勤恺的心声。他亲历的战争故事很多,记忆力也好,思维严谨,表达清晰,从没有任何含糊不清的地方,哪怕是微小的细节,也不会出现疏漏。
问起这位曾亲历过抗日战争、解放战争和抗美援朝战争的老兵,“很多人通过电影、电视剧看到战争的残酷,您看到的影视剧中那些战争场面,跟您实际经历的战场是否一致?”于勤恺摇摇头,神情变得特别凝重,沉默了好一阵儿,才深深地叹了一口气:“真正的战场远比影视作品中表现出来的更残酷,没有亲身上过战场的人,永远想象不出战场的样子,永远体会不到战场的真实感受。‘感同身受’这个词语,在这里是根本不可能的。”
2022年6月24日,于勤恺把自己珍藏了70年的抗美援朝纪念品──白手帕和银筷子捐献给国家。那一天,他还讲了一场特殊的主题党课,让大家铭记保家卫国的抗美援朝战争,珍惜来之不易的和平,激励年轻人薪火相传、奋发图强。
后记
7月5日,一个令人不愿相信的消息传来:于勤恺同志永远离开了我们。自2018年起,记者多次采访于老,得到了无数次心灵的洗礼。记得今年6月中旬的那次采访,于老坐在病床上说:“我虚岁都95啦,从抗美援朝战场上回来的老战友现在不多啦!”同时举起手腕上埋着输液针管、贴着医用胶布的右手,用手指分别比画出“九”和“五”,动作依然铿锵有力。这个画面定格在记者的脑海中。于老幽默风趣的话语犹在耳边,他高尚的品格和顽强的革命精神如同灯塔,将继续照亮我们未来的路。
鹿生法 英雄通信兵
鹿生法,天津警备区河东第四干休所离休干部。1932年11月5日出生,1948年12月入伍,1953年7月在朝鲜战场火线入党,参加过解放战争、抗美援朝战争。
“沿着战友伤亡的水域往前走,
机敏穿越炮火封锁区”
鹿生法12岁时便开始挣钱贴补家用,卖鱼卖虾卖螃蟹,每天3点起来,赶在5点以前跑到15公里以外的海边进海货,再背到集市上售卖。解放战争时他参军入伍,在渡江战役中一只鞋掉进水里,一路赤着脚打到上海吴淞口。那时他跑得比谁都快,还抓了三个俘虏。
1952年8月,不满20岁的鹿生法和战友们一起从福建登上闷罐车,日夜兼程,跨过鸭绿江,到达朝鲜战场。他所在的部队是24军74师222团通信连,年轻的他担任徒步通信班班长。
天气转凉,鹿生法所在的部队接防上甘岭阵地。“那时我志愿军已在上甘岭战役中取得了关键性胜利,彻底击退敌军进攻。守护战友们用鲜血和生命换来的胜利,是我们神圣的职责和使命。”鹿生法说。后来,他又跟着部队辗转到中线作战,与敌军对峙。从三八线往两边看,我军驻守的这一侧光秃秃一片,几乎看不到绿树青草,这是敌军飞机、大炮一次次狂轰滥炸的结果;而敌军那边的阵地则是绿树葱葱。鹿生法回忆:“当时我方空军力量薄弱,武器装备也处于劣势,我军就采取坑道战,白天在坑道里躲避敌军的轰炸,晚上出来行动。”
1953年7月13日,金城战役打响了。这是抗美援朝战争中最后一次比较大规模的战斗,主要任务是争取有利地形消灭敌军,迫使敌军签订停战协议。敌军的飞机、大炮、坦克占据优势,我军的有线和无线通信设备大多数被炸毁。团指挥所只剩一部15瓦的无线电台与上级师里保持联络,对下级的通信全部中断,向团前方指挥所下达的所有命令,只能靠徒步通信班跑步传送。
需要传递的命令大多是上级写好的书信,也有个别情况是口头命令。从团指挥所到团前方指挥所,大概有5公里路程,说起来不算远,却要经历千难万险。传达命令的第一个昼夜,我方就有三人牺牲、四人重伤、三人轻伤,担任通信任务的只剩下五六个人了。
鹿生法回忆:“途中最危险的是要过一条河,河水倒是不深,桥早就被炸烂了,只能蹚水过去。关键在于,敌军在河两岸布置了铁丝网,河道里还布有水雷!不少战友不幸踩上水雷,鲜血染红了河水。我甚至来不及悲痛,哪里的河水是红色的就从哪里走,因为那里的水雷已经炸掉了,相对要安全些。”
过河之后,还要穿越一道敌军的炮火封锁区。“大概有七八百米的距离,定时会发射炮弹轰炸。”鹿生法细心观察,发现敌军的炮弹并不会一直打,也有停歇的时候,于是他就利用这个间隙快速往前跑,要是炮弹突然来了,便跳进弹坑里隐蔽。“我身体素质好,跑得快,虽然腿上、身上和后背都被铁丝网刮破了,但都是轻伤。一次之后,我对这条路的地形非常熟悉了,5公里的路程,快的时候半个小时就能跑到。”
“一定要活着,只有
活着才能完成任务!”
在战斗的关键时刻,7月14日、15日、16日三天,鹿生法连续七次从团指挥所到团前方指挥所传达命令。最后一次送达命令后,赶上敌机对团前指狂轰滥炸,并扔下无数的汽油弹。鹿生法双腿被严重烧伤,他抓了几把泥水糊在腿上,忍着剧痛继续战斗。这时又下起大雨,交通壕里的泥水和受伤、牺牲的战友们的血水混在一起,疆场上一片血色。
团前方指挥所伤亡很大,此时要向3营传达命令,通信兵牺牲了,只能派仅剩的一名参谋前往。鹿生法知道参谋对团前指至关重要,于是主动请缨:“这里只有一名参谋了,绝不能再出意外!”虽然团前方指挥所距3营阵地只有两三公里,但路程艰险,鹿生法冒着炮火,忍着伤痛,沿交通壕踩着泥水,连走、带滚、带爬,终于完成了任务。返回途中,他晕倒在交通壕里,怎么回去的自己都不知道。
“在战场上,敌我双方为便于行动和隐蔽,都会各自挖交通壕。交通壕的深度在1.5米左右,那时正值雨季,交通壕里都是泥水。我的身高是1.69米,猫着腰跑起来隐蔽性很强,高个子就要吃亏啦,容易暴露目标,引来敌人的枪炮。”如今回忆起来,鹿生法的语气中仍带着几分乐观与自信。当问到面对敌军轰炸,在交通壕里奔跑害不害怕时,他摆了下手:“不存在害怕!心里想的就是完成任务,所以一定要活着,只有活着才能成任务!”
因为在关键战斗中冒着炮火传达了七次命令,第八次又带着重伤主动请缨,鹿生法火线入党,并荣立二等功。1954年8月,他回国进入军校深造。他的腿鉴定为三度烧伤,因为没能及时治疗,伤疤跟了他一辈子,那是英雄的印记。
张贵臣 写血书参战
张贵臣,天津警备区河东第二干休所离休干部。1930年3月1日出生,1946年10月入伍,参加过解放战争和抗美援朝战争。
抗美援朝战争爆发后,张贵臣的心也随着中国人民志愿军飞到了朝鲜战场。他每天都在关心着志愿军的消息,一次次向上级组织递交志愿书、决心书,但迟迟没得到批复。心急如焚的他为了表决心,刺破手指,用鲜血写成血书,再次请战。“我没想过活着回来,所以写了血书表达自己的决心。”那一行行鲜红的文字,代表着中国军人的热血与品格。1951年4月,上级组织派张贵臣带领120人的医务队跨过鸭绿江,奔赴朝鲜战场。他终于如愿以偿,成为中国人民志愿军总后勤部的一名战士。
入朝之路险象环生。敌机在半空中一次次呼啸而过,炮弹像雨点一般倾泻而下。白天,为了隐藏行迹、躲开轰炸,战士们反穿棉袄,趴在雪地中隐蔽,一趴就是几个小时,即使手脚冻麻了,也必须保持静止,更不可能生火煮饭暴露行踪,只能就着雪块吃炒面。山路崎岖,路况恶劣,夜间行军困难重重,大家踉踉跄跄,随时可能跌倒,摔破脸、磕破腿是家常便饭,但没有一个人叫苦叫累叫难。
行军途中也有战士牺牲在敌军的炮火下。张贵臣在一名牺牲战士随身的小本子上看到,他参加过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已经复员回家,但为了抗美援朝又重新参军入伍,本子上“要将革命进行到底”八个大字,让张贵臣铭记一生。经过十几天的夜行军,躲过敌军的围追堵截,队伍终于到达马息岭前线。
张贵臣印象最深的,是和运输队的战友们一起往马息岭前线阵地上运输弹药、补给。首先要走一段公路,敌军掌握制空权,重点打击目标就是志愿军的后勤补给线。一路上不仅会遭到轰炸机的轰炸,还会遭受高空飞机指引的定点炮火打击,志愿军只能趁着敌军的打击间隙进行运输,大多是在深夜。张贵臣回忆:“我们在夜里设置监察哨指引汽车行驶,发现敌机靠近,就通知运输车赶紧关掉车灯,做好隐蔽,以减少损失。但最艰难的时候,我们一天就损失了一百多辆汽车……”
马息岭的平均海拔有800多米,受地形限制,汽车无法把弹药和补给运送到前线。汽车开到无路可走的地方时,便只能依靠小车推、人力扛来继续运输。张贵臣和战友们将生死置之度外,冒着炮火爬雪山、钻坑道、扛弹药。阵地上坑道里的条件太艰苦了,因为空气稀薄,灯都点不亮。有一位副营长被炮弹炸伤,鲜血浸透棉衣,但他仍扛着弹药继续前进,坚决不下火线。
张贵臣于1957年完成任务回到祖国,每当回忆起朝鲜战场的往事,他总会由衷地感慨:“那时我们所有人都怀着共同的信念,那就是把弹药、补给安全运送到前线。前面的战友牺牲了,后面的战友搬起物资继续向前冲。可以这样说,这条用生命和鲜血铸就的钢铁一般的运输线,为抗美援朝战争的胜利作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