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7年4月，一篇题为《我是范雨素》的文章在社交网络走红，来自湖北农村的范雨素，住在北京皮村的出租屋里，靠做家政工养活自己和两个女儿，闲暇时间看书写作，这种状态引起很多人的共鸣和讨论。转眼六年过去，范雨素的生活一如当初，她的小说《久别重逢》几经辗转，由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出版，或许她的命运也会因此有所改变。

　　不能忍受乡下的枯燥

　　12岁时赤脚走天涯

　　1973年，我出生在湖北省襄阳市打伙村。我的母亲叫张先芝，生于1936年，14岁时，因能说会道，擅长帮人解决矛盾，被选举为妇女主任。外祖父把她许配给邻居家的儿子，就是我的父亲。父亲身体不好，干不了体力活，家里五个娃子，全靠母亲一人支撑，穷得叮当响。

　　我在六七岁时学会了自己看小说，一年后看懂了一本竖版繁体字的《西游记》。没有人发现过，也没有人表扬过我。我上小学的年代，文学刊物刊登最多的是知青文学，里面写了很多逃火车票、偷地里的青菜、摘老乡家的果子、打老乡家的看门狗和炖狗肉吃的伎俩。除了这些知青文学，我还看过《鲁滨孙漂流记》《神秘岛》《孤星血泪》《雾都孤儿》《在人间》《欧阳海之歌》《金光大道》。通过看小说，我对中国地理、世界地理，中国历史、世界历史了如指掌。只要报一个地名出来，我就知道在世界上的哪个大洲；说一条河流出来，我能知道它流向地球上的哪一个大洋。

　　我12岁时，在屋里所有空白的纸上，都写上了“赤脚走天涯”五个字。那年暑假，我不辞而别，按照知青文学教我的七十二道伎俩，逃票去了海南岛。那里鲜花盛开，马路上有很多木瓜树、椰子树，躺在树下就可以吃木瓜、喝椰汁。我吃水果吃腻了，就去扒垃圾桶找吃的。小说里的主人公都是这样生活的。头发很短、脏兮兮没洗脸的我，看着就像一个没人理睬的流浪男孩。

　　可这种日子会过腻的。没有学校读书，没有小说看，也没有母亲的爱护。我在海南岛上浪荡了三个月，决定打道回府。一路逃票，回到家乡。全家人只有母亲还用慈祥的眼神看着我，父亲和大哥哥对我恨之入骨，说我丢了他们的人。村里年长的族兄也找到母亲，说我丢了范家的脸面，让母亲把我打一顿，赶出去。这时候我才清醒过来，在我们襄阳农村，一个女孩离家出走，就相当于古典小说里的私奔，罪不可赦。我们村从来没有女孩这么做过。母亲没有抛弃我。她让我小哥哥找人帮忙，为我谋了一份民办教师的工作，在一个偏远的小学教书。如果我不离开老家，一直做下去，会转成正式教师。但我不能忍受在乡下坐井观天的枯燥日子，想看看大世界，20岁时来到了北京。

　　每天看书可能记不住什么

　　但在潜意识里会明白对错

　　我懒散、笨拙，别人半个小时干完的活，我三四个小时也干不完。去饭馆当服务员，我端着盘子上菜，愣是会摔一跤，把盘子打碎，菜洒了一地。我在北京蹉跎了两年，和一个东北人结婚，生了两个女儿。孩子的父亲经常酗酒、打人。我实在受不了，带着孩子回襄阳求助。那个男人没有找我们，后来听说他从满洲里去了俄罗斯。我告诉母亲，以后我要独自带着两个女儿生活了。母亲沉着地说，不怕。

　　那时候我们农村穷苦人家糊口尚属不易，我也渐渐明白，我是生我养我的村庄的过客，我的两个孩子更是无根的水中浮萍。我带着两个孩子回到北京，做了育儿嫂，看护别人的孩子，每星期休一天。大女儿在出租屋里照看小妹妹。

　　我租的房子位于东五环外的皮村，那是一个很有趣味的村子。2014年秋天，文学博士张慧瑜来到皮村，每周在“工友之家”文学小组开课，讲文学理论。一群看似毫不相干的人聚在一起，寻找精神的共鸣。我去听了好多次，获益很多。

　　我的大女儿跟着电视里的字幕学认字，会看报看小说了。我陆陆续续去潘家园和各个旧货市场、废品收购站，给她，也给我自己买了一千多斤书。有两个原因，一是论斤买太便宜，二是这些进过废品收购站的书太新了，很多都没有拆下塑封。一本书从来没有人看过，跟一个人从没有好好活过一样，让人心疼。

　　我喜欢的文学作品，大都有悲剧之美。记得大约在2012年，我在《人民文学》上看到一篇叫《浅生活》的小说，看完后我泪流满面。文学是水中月、镜中花，是张继的夜半钟声，是刘长卿的杳杳钟声，是寺庙里的阵阵木鱼声。一本书读完可能很快就忘干净了，好比竹篮打水一场空，但是竹篮经过一次次水的洗礼，会一次比一次干净。一个人每天看书，可能记不住什么，但是在潜意识里会明白，什么是对，什么是错。

　　打工生活很难，生存压力也大。我发现自己不能相信别人了，和谁都是点头之交，有时甚至害怕和人打招呼。我对照心理学书籍给自己治病，得的是“社交恐惧症”，也叫“文明恐惧症”。只有爱心才能治疗，于是我有了一个念头──碰到每一个和我一样的弱者，都向他们传递爱和尊严。

　　《我是范雨素》让我出了名

　　懂文学不一定能将日子过好

　　2017年，我写了《我是范雨素》，发在新媒体“正午故事”上，火得一塌糊涂。很快就有出版机构的编辑联系我，想给我出书。我签了一份合约，把自己关在屋子里继续写，一字一句地写，写我认识的人的前世今生。

　　半年后，我交出了长篇小说《久别重逢》。但显而易见的是，这部与《我是范雨素》迥然相异的作品突破了出版机构的想象，也无法满足本可预估的市场期待。编辑希望我舍掉那些天马行空的部分，把作品修改成非虚构，可我个人感觉，我的文笔不好，如果没有玄幻、奇幻、科幻的话，这本书可能都不及格，所以我不愿意改。出版未能如期完成，而网络时代来得快去得也快，人们很快就不记得范雨素这个名字了。

　　皮村文学小组的志愿者帮我把稿子用电脑整理出来，只有6.5万字，但我觉得自己建构了百万字的世界，收获了百万字的满足。张慧瑜老师把书稿陆续发给一些他熟悉的文学编辑。兜兜转转，直到2021年5月，才有出版方联系他。又过了一年多，《久别重逢》正式出版。

　　《久别重逢》落笔的第一个片段，是写我童年记忆里的“大桑树爷爷”。我家门口有一口井，边上是一棵大桑树，我天天在大桑树旁转来转去，在树下捡桑葚子。到我长大以后，怎么去找，都找不到那样甜的果子了。有一段时间，我一想起大桑树就难受，我尝试着把它写出来，好像给自己治病似的。写作就是疗愈，写完以后，心灵的创伤也疗愈了一些，好像贴创可贴，包扎完就不难受了。

　　我还写了记忆里的一棵枣树，那棵枣树每年要结很多枣子。长大后我们离开村子，枣树就不结枣了，慢慢枯死。我就觉得，枣树的生命是不是和故乡每个孩子息息相关？孩子们都走了，枣树也就枯萎了。生命与生命是紧密相连的。

　　艺术源于生活，这部小说中的每一个人物都有原型。根据自身的经历，我塑造了女主角范菊人，其实这也是母亲给我起的名字，后来我自己改成了范雨素。书中的范菊人幼时受到楚地鬼神文化的深刻影响，踏上了一生的寻根寻魂之旅。项羽虞姬的身影与乡村农民的身影叠加，浪漫的楚地传说与北京皮村的红尘烟火交错，这正是我想表达的故事。

　　《久别重逢》或许是我能写出来的唯一一本书。我对自己的文字不够自信，直到拿到成书，抚摸着书本，我才发现，印出来这么看，我写得还挺好的。我得到了一笔版税，手头宽裕一些了，但生活还是老样子，干小时工，做保洁，偶尔也去做长期的育儿嫂。只要在劳动，就不会饿着。

　　我只是想写作，人活一世，总得做点儿什么。话说回来，懂文学不一定能让人将日子过得好。我也不在意自己算不算是一个作家，只希望自己的文字能耐得住时间的腐蚀，永远保存在一个高维的虚拟世界里，希望人们不会忘记它。我还希望我的女儿们独立、坚韧，能养活自己，也要培养自己的兴趣，生命里面有了兴趣，才叫生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