成都作家何大草开创了有别于“武侠小说”的“武小说”，不讲盖世神功，然而却有“武”的内核。他于近期出版的长篇小说《隐武者》对这一概念做出了更深入的诠释。读者不难看出，这部小说中有浓郁的中国古典小说气质，行文质朴，精简克制，错落的短句举重若轻，又不乏情趣、机锋。何大草也表示，虽然他已是60岁的年纪，但内心仍有新鲜的创造力，更想通过“武小说”向《水浒传》致敬。

　　受《水浒传》影响写“武小说”

　　认为“武”的最高境界是“文”

　　我生在上世纪60年代，是地道的成都人──在这里出生、长大，求学、工作，一直没离开过。小时候我喜欢读历史，家里有一套范文澜先生主编的《中国通史简编》，里面有很多细节，像小说一样好读。我母亲单位书架上有一套《史记》，我也借来读，虽然不太懂，但加深了我对历史的兴趣。后来我考入四川大学历史系，但并不太喜欢当时学到的研究方法，所以毕业后没有从事历史研究，而是去报社当了记者，又做了副刊编辑。

　　不过，我对历史一直怀有浓厚的兴趣。那时我负责“话成都”“街名考”两个栏目，我就到处去找老先生们聊天，邀他们写稿。带着笔墨去省医院，请艾芜先生题写“老成都”三个字当刊头。我自己也写，还阅读了很多与老成都相关的历史书籍。这段经历，让我与成都的历史保持了密切的关系。

　　在我39岁那年，决定要写一部关于青春的小说，因为那些人都活在我的身体中，活了好多年，他们在长大，在说话，在催促我讲故事。我写成了《刀子和刀子》，书出版后，吕乐导演把它改编成电影《十三棵泡桐》，入围第19届东京国际电影节主竞赛单元，获得了评委会特别奖。我想这样评价这部作品：如果把它读作成长故事，它就是一部青春的挽歌；如果把它看成丛林法则，它就是关于生存的寓言。

　　我从小喜欢《水浒传》，看了小说不过瘾又看连环画，痴迷到一个人走路时，脑子里经常想到施耐庵笔下的人，武松、林冲好像进入了现实当中，成为我生活中的伙伴。长大后我多次重读，还是觉得好，认为它与《红楼梦》构成了“一文一武”两座不可缺少的中国古典小说高峰。久而久之，《水浒传》渗透到我的一言一行当中，被身边的朋友发现了，跟我建议：“你可以写写武侠小说。”

　　2021年，我出版了小说《拳》，里面有“武”的因素，我特意起了一个新称谓──“武小说”。不是为了标新立异，而确实是因为它跟常见的武侠小说不一样。虽然写“武”，但文中基本不出现大侠、武林、江湖这样的字眼，书中角色也不会一飞冲天的盖世神功。然而我觉得，它却有“武”的筋骨和内核。

　　我理解的“武”是一种力量，尤其是对自我的掌控力。“武”是一种身心关系，到了最高境界其实是哲学，是“文”。比如李小龙的影响很大，不光因为他的武术，更因为他是一个有哲学头脑的人。他的师父叶问也不是一介武夫，而更像是一个书生。

　　我对武侠小说并没有偏见，也很喜欢看武侠小说，上大学的时候就读金庸，并且认为金庸是永恒的。不过随着时间的推移，自己年龄的增长，逐渐意识到，再优秀的武侠小说也有不足之处。最常见的问题是写得太满了，缝隙留得不够，让人回味的东西不够。当然这是有原因的，很多武侠小说一开始是在有发行量诉求的报纸上连载，要在短时间内完成，而且大众读者对故事、节奏有一定的要求。很庆幸自己写“武小说”的情况完全不一样，写得非常从容，不着急发表、出版，写好了又改，在这个过程中，又有新的东西生长出来。

　　希望我的小说生气勃勃

　　能陪伴读者更长的时间

　　《隐武者》是我的又一部“武小说”。我用几个月时间写了开头的3万字，主角是暮年的锅盔匠何小一，他遇到一个孩子并带在身边抚养，既教他打锅盔，也教他练武艺。但思来想去之后，我放弃了这3万字，“暮年小一”变为“少年小一”。故事发生在晚清时期，主场景是成都边上的刘安镇。镇上首富刘府的少爷刘元雨，因天生文弱，为练武功遍访高手。刘府仇家张山绑架了刘元雨，刘府重金悬赏，各路高手云集刘安镇，但谁都不是张山的对手。最终何小一为救好友刘元雨奔赴小青山，与张山决战断金亭。

　　小说中的武者，就是在小镇上生活的普通劳动者。他们各有各的艰难，但依然展现出人性的诸多可贵之处。他们从事着平凡的职业，过着恬淡、闲适的生活，有高于常人的志趣，而无斤斤计较的现实庸俗。笼罩这部小说的是日常饭菜味、茉莉花茶香，功夫是常人的功夫，只不过被发挥到了极致，跟金庸的武侠世界有很大不同。

　　《水浒传》和《红楼梦》对我的影响特别大。可能是我读《红楼梦》时觉得里面那些小姐、丫鬟特别有魅力，在写《隐武者》的时候，就设置了一个大小姐，命运是被动的，但她对自己的人生是可以主动把握的。就像探春认为，如果她是一个男儿，能走出去的话，可能有另外一个世界。我也想通过这部“武小说”向《水浒传》致敬，因为我几十年沉浸于对它的阅读中。此外，我也极其欣赏《儒林外史》，从中领会到，白描、克制、有韵味是高级的小说语言。

　　《隐武者》用了传统小说的写法，对于这一类小说，市场和读者已经有了评判──作为小说，它可能是畅销的；作为影视作品，它可能是商业和艺术的双重成功。我希望我的小说吸引人、好玩、好看，有生气勃勃的人物，同时能够有让人说不尽的地方，最好某个人物会待在读者的脑子里，陪伴他们更长的时间。

　　包括《隐武者》这个书名，有点儿像一个谜语，希望读者能读出那种不确定、无法挣脱的感受。有些小说答案太清晰，理念太强大，比如侦探小说，作者必须揭示最后的那个答案，人物有最后的定性。这类小说我读起来就觉得很生硬，我觉得更好的小说应该是植物，是水果，是刚从土里拔出来的，带着泥巴、水分的萝卜青菜。其实在《水浒传》里就是没有答案的，我也是这样的态度。

　　年老后创造力依然会提升

　　依然可以有青春的面貌

　　小说深不深刻，我认为在于作家本人深不深刻。如果一个深刻的作家，比如卡夫卡随便写个笑话，那笑话里一定有卡夫卡的基因，有荒诞哲学的成分。一个不深刻的作家，可能讲了一个好看的故事，仅仅是好看而已。它可能是一份快餐，读者吃得很快乐，忘得也很快。深刻在于作家有没有自己的价值追求，在这个前提下，我并不知道自己的修为到了哪一步，我只是努力把小说写好看。

　　现在再看那些深刻而又枯燥的艺术电影，我会打瞌睡、睡觉。我越来越喜欢看商业电影，《肖申克的救赎》《阿甘正传》《不可饶恕》，我都特别喜欢。只有对《水浒传》的喜欢始终没变，我会不断去想书里的那些人物，为什么会做那样的事情？在我心里，这个世界上最会讲故事的有两种人：一个是中国古代小说家，另一个是好莱坞的导演、编剧。

　　以前我写小说主要是为自己写，为少数人写，可读性没那么高。50岁之后，我开始自觉地、有意识地从中国古典小说中汲取美学养分，更倾向于借鉴中国古典小说的技法：语言简洁清晰，写景多用白描，讲故事很精彩。我把这种小说风格的改变称为“衰年变法”，这种转变是从齐白石那里得到的启发。

　　我很喜欢齐白石的画，也认真读过他的自传。我认为他画得好的，基本都是他70岁之后的作品。他的画风从早年的冷逸转向晚年的温暖、活泼、清新。翻译家傅雷对绘画特别有眼光，他说齐白石衰年变法后的作品有一种青春之美。我觉得概括得特别好，有特别迷人的色彩、气韵。这给了我很大的安慰：一个创作者，在晚年依然有可能提升创作力，依然可以有青春的面貌。

　　我认为，如果在这个年龄迎来了一个生机，一定得抓住它，因为它更丰富、更复杂，那种突然的绽放，就是少年气。看起来衰朽的树木在寒冬绽放，比如腊梅，那就是少年气，又浓又纯又香又迷人，极具生命力。梁启超写《少年中国》，是少年气的中国，他希望通过变法抵挡衰落。而我理解的衰年变化应该是这样：在人生的某一个看似好像衰落的时段、收敛的时段，小说家内心的那种创造力、原创力还能是旺盛的，能够去描述有力量的、新鲜的、有希望的生命。作为一个作家，我希望自己的创造力一直生长，不是指向熟悉的，而是指向陌生的。我是服老的，我今年60岁，不太在乎外貌是否苍老，白发也不染，但，我还是想变一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