黑塞是20世纪最伟大的文学家之一，他的作品被翻译成40多种语言。鲜有人知的是，黑塞一生中除了创作大量小说、诗歌、散文作品以外，还留下了上万封信件。从1960年代起，这些书信由德国苏尔坎普出版社陆续出版。近日，《黑塞书信集》中文版面世，本书从黑塞长达70年的书信中挑选了有代表性的278封信件，是了解这位伟大作家生平的第一手鲜活资料。

　　与其他文体相比，书信是在特定时间发送给特定个人的信息，具有独一无二的私人性，最能展现一个人的本真。

　　这本书收录的信件始于1892年，彼时黑塞还是一个敏感偏执的少年，被送进了儿童精神疗养院，在写给父母的信中，他愤怒又无奈地要求父母把他接出疗养院，称“从我的立场出发，我要像席勒那样说：我是人，有个性有人格的人”。后来，他到书店当学徒，这份工作让他可以在业余时间里阅读美学和文学书籍，他遨游在书籍的世界中，开始尝试创作。生活虽然清贫，但年轻的黑塞已经意识到，比赚钱更加重要的是找寻自我。

　　黑塞亲历了“一战”、纳粹在德国崛起、“二战”等历史大事件，战争对黑塞整个人生影响巨大，他目睹现实世界的撕裂和毁灭，反对一切狂热和残酷的行为。“一战”结束之际，他在致儿时好友路德维希·芬克的信中说“相较于成为战胜国，战败了的德国比较诚实，比较干净”，因为他厌恶德国那种“自以为是的统治世界的精神的胜利”。反战言论为他招致了一片骂声和误解，让他内心孤独无援，深陷痛苦，也促使他从内心的自省中寻找精神出路。

　　在写给荷兰作家蔼覃的信中，黑塞说《德米安》“着重写的是人个体化的过程，人格形成的过程。没有这个过程，生命就无法提高。在这个过程中，仅仅有价值的是对自我的忠诚”。他说“悉达多与我个人在一定程度上是相同的”，都在世间寻觅信仰和灵魂的指引。他评价《玻璃球游戏》的主人公克内希特是“一个成熟的人，快活且勇敢地离开了一个对他来说不再有发展可能的世界，追随着另外一个世界的召唤”。这些阐释与小说作品互相映照，黑塞在书信中提供了理解其作品的钥匙，那就是保持心灵的完全独立性，全力以赴地“成为自己”。

　　黑塞是这样写作的，也是这样实践的。无论是写给茨威格、罗曼·罗兰、托马斯·曼等同时代大家，还是写给普通民众和读者，他都耐心地将自己的时代观察和思想理念娓娓道来。“一战”结束之际，他向战俘写下公开信，请求他们不要有愤怒和报复的心理，因为“若是有这种感情，你们将把自己连带变为战争的罪人，使得战争再次变为可能”。他不愿意参与任何机构、团体、党派，无论是托马斯·曼邀请他重回普鲁士艺术学院做院士，还是各种团体召唤他加入，他都一一婉拒。他也反对儿子为了高工资忍受不喜欢的工作，“如果你根本不能够忍受这样的企业，那么你就不应该为了每月获得比较多的工资出卖你的基本观点”。

　　这些书信见证了黑塞的精神蜕变，他如何在创作道路上不断突破自我，成为一代大师，也将黑塞放置于他所处的时代，立体呈现其与同时代人交错的精神世界。

　　黑塞与姐姐阿德勒感情甚笃，在遭遇婚姻危机、弟弟自杀、战争爆发等生命中的严重时刻，他都写信向阿德勒倾诉。黑塞晚年写给阿德勒的信尤其意蕴深厚，凝结了作家一生的情感和经验，如同酿造多年的醇酒，厚实芬芳，回味无穷。在1946年写给阿德勒的信中，他深情地回忆故乡老宅的一草一木，从纯真的童年时代中捕捉自己的精神源泉，称“一切使我们拥有美好的青春、使我们人生有成的东西，都是从那时来的，是从祖辈和父辈照射过来的光芒”。

　　对中国读者来说尤为亲切的是，在目睹两次世界大战带来的深重灾难之后，黑塞将东方文化视作人类精神困境的出路，他真诚推崇中国文化，在书信中表达了对中国文化的理解和热爱。1921年，他在致罗曼·罗兰的信中说“多少年来，老子对于我来说是最有智慧、最能给予我慰藉的人物。‘道’这个字对我意味着智慧的完美化身”。

　　值得一提的是，这本书选编者、译者之一，北京外国语大学德语系教授谢莹莹与黑塞结缘颇深。自青年时代起，谢莹莹教授就喜爱黑塞，研究黑塞。不幸的是，1990年，她身患脊髓恶性肿瘤，手术后卧病多年，但她仍凭借坚强的毅力重新投入教学和研究工作，翻译了《德米安》《盖特露德》《罗斯哈尔德》等黑塞作品。黑塞也为她带来了生命的火花，“当我困于病榻阅读他的书信时，仿佛一位老友在耳畔娓娓诉说生命的真义，为我的心灵带来无限慰藉”。从某种程度上说，译者不仅用文字，也用她的生命经验为读者重现了黑塞思想的精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