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扬的仁政理想和昂扬的大丈夫精神，是孟子区别于其他诸子最明显的特点。执着地以大丈夫精神倡行仁政理想，则是孟子一以贯之的人生轨迹。孟子自己做大丈夫，也热诚地教人做大丈夫。

　　● 不卑不亢

　　固守独立人格

　　非常之人，方能行非常之事。特别是以一介寒士，说服独霸一方、傲然人上、一贯视民众为奴仆的诸侯，施行普利民众的仁政，难度之大，可以想见，必须具有踔厉超迈之志，一往无前之慨者，方可明知其难而奋力为之。孟子能在仁政倡行史上开篇即大书一笔，全赖其令人敬佩的大丈夫精神。

　　其时，纵横家张仪、公孙衍正大行其道，常以合纵连横之术，挑起各国之间的战争，以之为自己谋取权位和富贵。一个叫景春的人，很羡慕张仪和公孙衍，在孟子面前为之标榜：“公孙衍、张仪岂不诚大丈夫哉？一怒而诸侯惧，安居而天下熄。”孟子却对之嗤之以鼻：为求一己之私利，而煽天下之杀伐，怎么能算得上“大丈夫”！“居天下之广居，立天下之正位，行天下之大道。得志，与民由之；不得志，独行其道。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此之谓大丈夫。”崇尚仁德，以之为“广居”；遵守礼仪，以之为“正位”；弘扬正义，以之为“大道”。得志的时候，和百姓一起追求仁政，不得志的时候，也要固守做人的节操。富贵不放纵，贫贱不自弃，威武吓不倒。如此，才称得上“大丈夫”。这样的大丈夫，可顶天，可立地，可排除万难，倡仁政，“济斯民”，消除战乱，促进天下统一，实现天下大同。

　　孟子用这种“大丈夫”观阅世阅人，电穿雷击，直探原形，让王侯将相身上那些威慑世俗的披挂一文不值，而将其在这些披挂里深藏的卑琐龌龊兜底揭出。

　　用大丈夫精神倡行仁政，持大丈夫观直面诸侯，是孟子独创的游说经验。孟子曰：“说大人则藐之，勿视其巍巍然。堂高数仞，榱题数尺，我得志弗为也。食前方丈，侍妾数百人，我得志弗为也。般乐饮酒，驱骋田猎，后车千乘，我得志弗为也。在彼者皆我所不为也，在我者皆古之制也，吾何畏彼哉？”游说诸侯，首先要在心理上藐视诸侯，诸侯虽位尊权大，但我看人看志，志高则为大丈夫，志卑则为贱丈夫。一个人在其自以为“得志”之时的所作所为，最能看出其志之高卑，既然在这方面我远高于诸侯，我就理所当然可以在心理上卑视诸侯，精神上以正气慑之，论辩中以正论服之，以直言揭之。

　　一次，孟子向齐宣王讲王政（即仁政），齐宣王听后赞叹：“善哉言乎！”孟子知道，这只是礼节性的应对，压根儿没有施行的意思。于是径直敦促：“王如善之，则何为不行？”逼得这位堂堂大国之君慌不择言，竟然连连拿“寡人有疾，寡人好货”“寡人有疾，寡人好色”这样的言辞来推诿搪塞，将其下流肮脏的人生追求和低贱丑陋的人格品位自曝尽净。令人读来，直呼快哉！又一次，孟子问齐宣王，假如您有个臣子要出国，行前将家事托付给友人，友人答应了却不当回事，您的臣子回来后，该怎样对待这个友人？齐宣王张口就答：与之绝交。孟子又问：您的官员管不好下属，您将怎么办？齐宣王答得更快：罢他的官！孟子紧问：国家没治好，该咋办？齐宣王不傻，该让贤啊！但这样的答卷只能深藏自己心底，岂敢公之于世？只好装疯卖傻，“顾左右而言他”。令人读来，不得不又呼快哉！

　　臣民见君王，从来都是顶礼膜拜，诚惶诚恐，低眉顺眼，媚态尽呈。连至圣孔子也如此，以至“人以为谄也”。鲁定公问孔子，君臣相互间应如何对待，孔子答：“君使臣以礼，臣事君以忠。”孟子则不。主张君臣平等相待，臣不仅可与君抗礼，还可于初见即煞其淫威，更可以牙还牙，绝不以德报怨。孟子明告齐宣王：“君之视臣如手足，则臣视君如腹心；君之视臣如犬马，则臣视君如国人；君之视臣如土芥，则臣视君如寇雠。”

　　《荀子·大略》载：“孟子三见宣王不言事。门人曰：‘曷为三遇齐王而不言事？’孟子曰：‘吾先攻其邪心。’”孟子知道：“枉己者，未有能直人者也。”只有固守“大丈夫”人格，才能逼令君王稍敛骄横，对自己敬以“大丈夫”之尊。齐宣王很快就范，对孟子礼敬有加，奉为客卿，位尊禄厚，不时请教，孟子也尽心待之。但即便这样，齐王略有失礼，孟子仍立马对等回敬，不假半点情面。

　　一次，孟子正准备去朝见齐王，齐王不知，派使者来对孟子说，我本该来拜访你，但感冒了，不能见风。你若能来朝，我将带病上朝见你。孟子不高兴了，对使者说：不幸我也病了，不能到朝廷去。

　　第二天，孟子不顾学生劝阻，特意到一个大夫家去吊丧，好让齐王知道，自己好着呢，昨天说生病，不过是借口，是要和你抗礼呢！孟子出门不久，齐王派的问病使者、看病医生就来了。孟子家人一面应付使者，说孟子已往朝廷去了，一面悄悄派人去告诉孟子。

　　孟子得知后，依旧不到朝廷去，晚上干脆住到一个友人家。友人批评孟子，说君臣关系，“人之大伦也”。齐王这样尊敬你，你呢，“未见所以敬王也”。孟子反驳道：“大有为之君，必有所不召之臣。欲有谋焉，则就之。其尊德乐道不如是，不足与有为也。”齐王若想大有作为，遇事应亲自来拜访我，和我商量，而不是派人来召我去。他不这样，我也不足以和他有所作为。

　　《韩诗外传》记：孟子游说齐宣王，齐宣王“不悦”其说，孟子对淳于髡慨叹：“吞舟之鱼不居潜泽，度量之士不居污世。”你“不悦”我，理所当然，我也“不悦”你。你有你的“巍巍”高位，我有我的独立人格，于是离开了齐国。

　　● 居仁由义

　　善养浩然之气

　　孟子的学生公孙丑问孟子，在人生修为上，先生最擅长的是什么？孟子答：“我善养吾浩然之气。”这种气“至大至刚，以直养而无害，则塞于天地之间”，这种气伟大刚强，用正义培育它，一点也不伤害它，就会充满天地之间。这种气必须“配义与道”，同义和道配合，不这样就没有力量了。这种气“是集义所生者，非义袭而取之也”，是经常性的正义之举催生凝聚形成的，不是偶然的正义行为所能获得的。“行有不慊于心，则馁矣”，做一次亏心事就不行了。坚持以正义培育和发挥大勇，像曾子教导的那样，遇事反躬自问，正义若不在我，对方即便是卑贱之人，我也不恐吓他；正义确实在我，对方“虽千万人，吾往矣”。

　　这样的道理，孟子不仅常给自己的学生讲，游历诸国时，也常以之开导人、教育人，以提升各国有志之士的思想境界和人格品位。

　　齐国有个名叫垫的王子问孟子：士是干什么的？孟子答：士是追求高尚志向的。王子垫又问：怎样就是追求高尚志向了？孟子答：“仁义而已矣。杀一无罪，非仁也。非其有而取之，非义也。居恶在？仁是也。路恶在？义是也。居仁由义，大人之事备矣。”孟子强调，志向高尚之人，应当以仁为住所，拿义当道路。这样居住于仁，行走由义，一个大丈夫的人生修为便齐备了。有这样修为的人，胸中被浩然之气充实，那可就进入人生最高审美境界了。因为“充实之谓美，充实而有光辉之谓大，大而化之之谓圣，圣而不可知之之谓神”啊！

　　宋勾践想像孟子一样游说诸侯，孟子亲切地告诉他：“子好游乎？吾语子游。人知之亦嚣嚣；人不知亦嚣嚣。”你喜欢游说诸侯吗？那我就给你讲讲我游说的体会，不被理解，经常碰壁，对此要看得开，更要有自己的坚守，别人理解，当然高兴，不理解，也自得其乐。宋勾践问：这要怎样才做得到呢？孟子答，“尊德乐义”，就无往而不自得其乐了。“故士穷不失义，达不离道。穷不失义，故士得己焉；达不离道，故民不失望焉。古之人，得志，泽加于民；不得志，修身见于世。穷则独善其身，达则兼善天下。”诚能如此，岂有不乐！

　　孟子讲：居仁由义，可育浩然之气，可得人生之乐，还能让人修为得如同古圣中最伟大的尧舜一般优秀。曹君的兄弟曹交听说后，不敢相信，专程跑到邹国问孟子，“人皆可以为尧、舜”，有这话吗？孟子答：“有啊。”曹交问：我听说周文王身高十尺、商汤身高九尺。我身高九尺四寸多，却只会吃饭而已，要怎样才能像古圣先贤那样优秀呢？孟子见他问得浅薄可笑，衣着举止也不合礼仪，起点很低，就诱导他从具体而微的日常小事做起。先鼓励曹交：没关系，“亦为之而已矣”，只要做，就可以。继而用最浅显的道理开导他：比如说走路，谁不会呢？但是，慢点走，等长者走在前，就叫“悌”；走得很快，抢在长者前，就不叫“悌”。所谓“尧舜之道”，不过孝悌罢了。再留心一下衣着、言谈、做事，像尧一样得体、文明、合礼，你就“是尧而已矣”。相反，倘若衣着、言谈、做事，都像桀一样恶俗、粗野、乱来，你就“是桀而已矣”。

　　孟子说：“人有恒言，皆曰‘天下国家’。天下之本在国，国之本在家，家之本在身。”孟子多么希望人皆如尧舜，毛泽东也希望“神州尽舜尧”，诚能如此，“本立而道生”，充沛的浩然之气、昂扬的大丈夫精神，必将加速我们家国复兴之梦实现的步伐。

　　● 效舜与孔

　　勇担天降大任

　　孟子“尚友”，在家乡，“友一乡之善士”；在故国邹，“友一国之善士”；周游天下，“友天下之善士”。又“友”古圣先贤，精研其著作，熟悉其为人，并进而探讨其所处时代。高瞻远瞩，纵横古今，在他敻阔深邃的视野里，唯有真正的大丈夫方能担当天下大任，而“天将降大任于是人也，必先苦其心志，劳其筋骨，饿其体肤，空乏其身，行拂乱其所为，所以动心忍性，曾益其所不能”。

　　孟子例举多位先贤的事例，论证这个观点。通观《孟子》全书，孟子最为心仪的，则莫过舜和孔子。

　　较之《论语》，《孟子》行文颇为汪洋恣肆，挥洒随意，但全书也不过35300多字，却用了不少篇幅和文字写舜和孔子。古今人物，舜的名字出现最多：20多章，99次。孔子出现87次，居第二。《孟子》全书共七篇，第五篇《万章》集中讲著名历史人物，而以舜和孔子所占篇幅最大，章节最多。在其他六篇中，也常常或专章讲述、或倾情颂扬舜和孔子。孟子对尧也很崇拜，常常将尧与舜并提，“言必称尧舜”，游说诸侯，自谓“非尧舜之道，不敢以陈于王前”，《孟子》里，尧出现60次，居第三。其他古圣先贤名字出现的次数和被敬重的程度，更不能与舜和孔子攀比了。

　　舜本为东夷贫民，出生即遭不幸，父母偏执阴毒，小弟凶顽疯狂，三人联手多次谋害舜，必欲杀之而后快。舜却既孝且悌，“鸡鸣而起，孳孳为善”，感而化之，处理好了家庭关系。又善与人同，常常舍己从人，乐于学人之善以为己善。“自耕稼、陶、渔以至为帝，无非取于人者”。这时候，全国正遭特大水灾，洪水横流，泛滥于天下。五谷不登，凶兽逼人。主政的圣君帝尧，“举舜而敷治焉”，肆虐多年的滔天洪灾终得平息。舜又“流共工于幽州，放驩兜于崇山，杀三苗于三危，殛鲧于羽山，四罪而天下咸服”，表现出强大的施政能力。舜相尧二十八年，深得国人爱戴。尧崩，三年之丧毕，舜按惯例“避尧之子于南河之南。天下诸侯朝觐者，不之尧之子而之舜；讼狱者，不之尧之子而之舜；讴歌者，不讴歌尧之子而讴歌舜”，舜乃秉承尧的叮嘱，而践天子之位。

　　孔子也是从最基层干起，扎扎实实，尽职尽责。“尝为委吏矣，曰：会计当而已矣。尝为乘田矣，曰：牛羊茁壮长而已矣。”登东山而小鲁，登泰山而小天下，终生为仁守道，“可以仕则仕，可以止则止，可以久则久，可以速则速”，一皆以“道之行乎”为准。天赋圣智，如子贡和有若所赞：“见其礼而知其政，闻其乐而知其德。”所行之道，“由百世之后，等百世之王，莫之能违也”。在圣人之中，也是“出于其类，拔乎其萃，自生民以来，未有盛于孔子也”。

　　《孟子》对舜和孔子圣迹圣德的详尽记述、崇高评价，对后世影响巨大而深远。司马迁著《史记》，几乎全部采之。《史记·五帝本纪》乃上古五位圣王的合纪，写舜的篇幅，竟是写黄帝等四帝篇幅的近两倍，占整个《五帝本纪》的近三分之二。而且，于黄帝等古帝，行文多用概述，于舜则详叙铺叙，并特别点明：“天下明德皆自虞帝始。”显然，在太史公司马迁笔下，所谓《五帝本纪》，重点乃在舜本纪，华夏文明虽开端于黄帝，而规模备具，则自舜的“明德”始。《史记》立《世家》，本来专为记载诸侯历代世袭之事，“言其下及子孙常有国”。孔子并无诸侯之位，《史记》也像诸侯一样为之立《孔子世家》，因其乃至圣，“为教化之主，又代有贤哲”，学术世有传人，后嗣代有贤哲。为此，《史记》又在专为“叙列人臣事迹，令可传于后世”的《列传》一体中，特立《仲尼弟子列传》。

　　孟子不仅倾情颂舜颂孔，更虔诚学舜学孔。

　　孟子说：君子所忧者，“舜，人也，我，亦人也。舜为法于天下，可传于后世，我由未免为乡人也，是则可忧也”。舜是人，我也是人。舜能做天下楷模，长久影响后人。我却这样普通平常，不能大有作为，真叫人发愁啊！“忧之如何？如舜而已矣”，像舜一样，“非仁无为也，非礼无行也”。人生修为到这地步，即便因此而遭横祸，“君子不患矣”，也会泰然对之，没啥苦恼的。孟子说：孔子是“圣之时者也”“集大成者也”“金声而玉振之也”。他明确表示，对古代的圣人都很仰慕，“乃所愿，则学孔子也”。对自己因生之也晚，“未得为孔子徒也，予私淑诸人也”，颇感遗憾。

　　孟子考察上古以来历史演进轨迹，发现一个规律：“五百年必有王者兴”；一个现象：王者兴起之时，“其间必有名世者”，圣王兴起安天下，必有圣贤之士辅佐之。安天下，圣王与圣贤之士，缺一不可。他说：尧舜治世，禹和皋陶佐之。五百余年后，汤起兴商，伊尹、莱朱佐之。再经五百余年，文王奋起兴周，太公望、散宜生佐之。文王之后五百余年，到孔子之时，有旷古未见之圣贤，却无尧、舜和商汤、文王那样的圣君，所以天下大乱，不得平息。孟子不禁感慨万千：“由孔子而来至于今，百有余岁，去圣人之世，若此其未远也；近圣人之居，若此其甚也，然而无有乎尔，则亦无有乎耳！”孔子奔波终生，谋安天下，不遇而逝。我离孔圣去世才一百多年，离孔圣的家乡又这样近，我难道就不能继承孔圣的遗志，实现孔圣的理想吗？

　　通读《孟子》，不难发现：孟子本是以当代孔子自居的，自负有孔子之志、孔子之识。他以大丈夫气吞万里之慨，像孔子一样，周游列国，幻想得遇舜一样的圣君，佐其行仁政，倡王道，安天下。但一路游去，竟一无所遇。好不容易一度得到齐宣王礼遇，任之以卿相，谋之以国政，但也不过借之妆点一下场面而已，实则一无所行。孟子迫不得已，效孔子当年辞官以警悟鲁君的做法，辞去卿相之职，离开齐国都城，住到昼县，试图以此警悟齐宣王重视并采纳他的政见。孟子在昼县连住三夜，一直盼着齐宣王改变态度，挽留他，重用他，“王如用予，则岂徒齐民安，天下之民举安。王庶几改之”。但连等三宿，王廷竟音讯全无，孟子只好失望地离开齐国。路上，弟子充虞问他：先生是不高兴吗？孟子感慨道：“五百年必有王者兴，其间必有名世者。由周而来，七百有余岁矣。以其数则过矣，以其时考之则可矣。夫天未欲平治天下也；如欲平治天下，当今之世，舍我其谁也？吾何为不豫哉！”

　　离齐之时，孟子年事已高，但壮志犹在，周游列国既然难遇，他就回到家乡，“退而与万章之徒序《诗》《书》，述仲尼之意，作《孟子》七篇”，将他的仁政理想、王道设计、浩然之气、大丈夫精神和学孔心得，著之简册，昭之后世，以呼唤和激励千秋万代的志士仁人，为家国祥和、天下安定而接力奋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