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1年，《人民文学》第10期上刊发了一篇散文《挥手之间》，描写的是1945年抗日战争胜利后，为争取民主和平，毛泽东赴重庆谈判前在机场与延安军民挥手告别的场景。作者方纪敏锐地捕捉到这一历史时刻的重要性，层层铺垫渲染，将人民对党的热烈拥戴之情、领袖为国家民族命运而甘冒风险的大无畏精神都定格在了挥手的那一瞬间。文章发表后迅速引发读者的共鸣，20世纪80年代又入选中学课本，成为一代代人无法忘怀的红色文学经典。

　　方纪（1919—1998），原名冯文杰，曾用名冯骥。1934年,方纪在《益世报》上发表了一篇反映徒工苦难生活的文章，标志着其文学创作生涯的开端。此后方纪走上了革命道路，一面服从组织安排参加革命宣传工作，一面发表了大量的文学作品。新中国成立后，方纪曾历任天津日报文艺副刊负责人、市文化局局长、市文联党组书记、市委宣传部副部长、作协天津分会主席等职。

　　作为一个久经革命风雨的进步青年、一个在解放区成长起来的作家，方纪的文字饱含着强烈的时代感。一方面，他常常是以笔为匕首以笔为喉舌，与各式各样的反动势力进行斗争，真诚热情地讴歌红色政权的建立；另一方面，他又是一个情感充沛、才华横溢的歌者，创作姿态大胆而真诚，其作品常常冲破窠臼，迸发出绚烂的艺术花朵。时代变迁，沧海桑田，当历史的车轮滚滚向前之时，方纪的作品仍然熠熠生辉，令人难忘。

　　新中国成立后的最初十年，是方纪文学创作的高峰期。他的灵感不拘一格，在小说、散文等领域都取得了不俗的成就。方纪的小说具有鲜明的艺术探索意识。他的好友、著名作家孙犁曾说过：“他的胆量很大，别人不敢说的，他有时冲口而出；别人不敢表现的，他有时抢先写成作品。”方纪的小说主人公各式各样，有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有工商业者，即使是表现农民，也能不落俗套。小说《不连续的故事》以五个独立而有关联的小故事贯穿，主人公都是农民，他们有的老实巴交，没有丝毫反抗意识，如《一个人怎样会变得聪明起来》中的郭东城；有的懦弱无识只知窝里斗，如《仇恨和解了》中的赵青臣和何双印；有的好吃懒做游手好闲，如《懒人不是生就的》中的陈二庄；有的则是自私自利，如《人心是块坏肉吗》中的赵明云……整体来看，方纪小说描写的大都是生活中平凡的小人物，他们因袭着从旧社会而来的千丝万缕的封建意识，在翻天覆地的时代变化中经历着艰难的蜕变。方纪偏爱他们，根据地长期的革命实践与生活经历使他了解这些形形色色小人物的所思所想。他用细腻的笔触描摹他们的心灵世界，展示中国共产党红色政权的建立带给这些小人物从物质生活到精神面貌上的巨大变化。也许这些人物形象性格上缺乏那个时代特有的崇高的力之美，其行动缺乏你死我活式的激烈冲突，但他们却真切实在地存在于中国大地的各个角落，好像江河中的一滴水，虽不能像惊涛骇浪般震慑人心，却同样折射出时代的光辉。艺术表现手法上，方纪的每篇小说往往因材而异、各有不同：《园中》宛如一首优美的古典抒情诗，暖意融融的回忆基调贯穿始终；《副排长谢永清》像一幕精练俏皮的话剧，几个简洁的对话场景就将一个英勇善战又刁钻调皮的小战士的内在美烘托得淋漓尽致；《老桑树底下的故事》更像是一部波澜壮阔的史诗，围绕赵大山和周小霞的爱情故事，塑造了一系列血肉丰满的人物形象，且以老桑树下村庄的历史变迁暗示出中国革命历程的曲折性与复杂性。

　　方纪的散文，大多是游记形式。作为一名文化官员，方纪经常有机会涉外进行文化交流，也常走访祖国各地，这极大地激发了他文学创作的灵感。他的散文主题特色鲜明，是那个时代特有的文化产物。有的记录了赴朝鲜慰问中国人民志愿军时的所见所闻、所思所感，如《志愿军和祖国》《志愿军和毛主席》《志愿军和朝鲜人民》；有的记录了访问苏联著名作家故居过程中心灵受到的触动和领悟，如《记普希金城》《访问亚斯那亚·波良那》《在马雅可夫斯基博物馆里看到的和想到的》。1956年，方纪以人民日报社特约记者的身份旅行祖国大西南后留下了一些文字，包括《长江行》《歌声和笛音》《欢乐的“火把节”》《到金沙江去》《三峡之秋》等，这些散文基调清新明朗，情感积极向上，通过对特定人物的或渲染或勾勒，如《三峡之秋》中胆大敏捷的姑娘吴雅灵、《歌声和笛音》中的支部书记李志刚等，反映出上世纪五六十年代人们特有的精神风貌：他们不但美丽善良、勤劳勇敢，而且有一颗火热的心，积极热情地投身于祖国的现代化建设。方纪的这些游记文字之所以动人，源于他对祖国壮丽山河的热爱，对生活在这一片土地之上人民的真挚赞颂。

　　方纪的文学创作波澜起伏，有才气，有个性。他是一个真诚的时代歌者，又是一个痴迷而勇敢的文学领域的探索者。他以出色的才智，为那一时代绘出了最美的图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