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8年盛夏，应朋友之邀赴呼和浩特参加“昭君文化论坛”，“坛主”是蒙古族美女乌日勒春香，人们称她“小昭君”。她出生在鄂尔多斯大草原，到她记事时，才知道自己是被大伯收养的；自会走路起，与她朝夕相伴的是一只温驯的奶山羊。她渴了、饿了，奶羊以特别的母性，对待这个特别的“羊羔”，不是自顾自地继续吃草，而是在草丛中躺下来，任春香抚摸那圆鼓鼓的奶头，随后由她喝足吃饱。
她太小了，吃饱喝足后，还要躺在奶羊暖融融的肚皮上睡一大觉。她长大后回忆说：在我朦朦胧胧的记忆中，奶山羊就是我的亲人，是我的母亲、我的父亲、我的姐妹……
乌日勒春香六七岁时，就独自赶着羊群在草原上放牧了，有人问她害怕吗？她说不上来，因为她根本不知道什么叫害怕。既不怕鬼，也不怕狼，甚至喜欢模仿野狼的嚎叫。
羊群里领头的公羊，不知是欺负她身材瘦小，还是妒忌奶山羊对她太好，每到天傍黑她赶着羊群回家时，公羊都不听她管束，偏要领着羊群往河边走，气得她追上去，一只手揪住公羊两条后腿间的那一嘟噜命根子，另一只手抓住公羊脖子上的长毛，拼力一提溜就把公羊丢进河里。自那以后，公羊对她服服帖帖，再不敢捣乱。
但，奶山羊却渐渐老了，已经没有可供养春香的奶水，但她也出落成一个比同龄人身量都高的姑娘，像照顾亲人一样呵护着奶羊。后来与她相依为命，日复一日、年复一年地源源不断供应她食物的变成一头黑花奶牛，她心里高兴或难受时，就对着奶牛诉说，或哼唱，或喊叫，甚至哭笑……
那时候的草场也好，许多地方草深及腰，野色开阔，她高兴的时候会用麻绳套野兔子，用猎枪打黄羊，更多的时候是在草坡上或躺或坐，望着天上的白云。天太热了，就赶着羊群躲在白云的阴影下……随着年龄的增长，她渐渐能把自己的快乐、孤寂，乃至对牛羊的感激现编现唱出来。
后来有机会上学读书了，第一个收获是知道了世界上除去牛羊的肉和奶，还有一种叫大米的食物。她在东胜中学读到高中二年级的时候，被呼和浩特市艺术学校选中，在同学中的她强势明显，有一副天然的可塑性极强的好嗓子，有一种与年龄不相符的坚韧与习惯于孤独的性格，除去练功好像就没有别的事可干，节假日一个人可以整天地练唱练舞。
但是，她被呼市艺校录取后就断了经济来源，靠年节假日参加各种庆典活动的演出，获得报酬养活自己，精打细算每个月的生活费不得超过七元。每到开饭时，她总是最后一个去餐厅，只买几块干粮，然后向卖饭的师傅讨要一大饭盒米汤或菜汤。久而久之，餐厅的一位师傅看出这个好强却不多言多语的草原姑娘的窘境，为不伤女孩子的自尊，常对她说：今天的饭菜又做多了，扔了可惜，你拿回去给同学们分着吃了吧。
同宿舍的张国花，每得到一个鸡蛋，都谎称自己不吃蛋黄，而把蛋黄塞给春香……有一次，春香得了一笔补贴，买了一件棉军大衣，送给厨房经常照顾她的那位师傅，剩下的钱买了十个鸡蛋，一次都煮了送给闺蜜国花。国花竟然极香甜地当即把十个鸡蛋连蛋清带蛋黄全吃了，可见她并非不吃蛋黄，而是心疼春香挨饿……
越是苦，乌日勒春香就越用功。幸运的垂顾或许不是抗拒命运，而是顺从命运、接纳命运，这不只是对生命的尊重，也是改变命运的最佳途径。所以，她还没有从艺校毕业，就被内蒙古自治区大型歌舞剧《塞上昭君》剧组选中，成为五个扮演王昭君的候选人之一，其余四位均为专业歌舞剧团的台柱子。
很显然这只是“陪练”，对她却是难得的历练和学习的机会。她满心欢喜，毫无妒忌与患得患失之心，全身心地投入到学习和排练中。编剧、导演和其他演员都是她的老师，她甚至觉得连灯光、剧务等勤杂人员，也比自己懂得多。哪想到，经过一年多的排练和一次次预演，连乌日勒春香自己都没发觉，以她的实力成为剧中王昭君A角的可能性越来越大……
“潜规则”也随之而至。一天中午排练完毕，春香在更衣室里换衣服，一位顶头上司悄悄溜进来，扑上去把她抱住。这位领导只图年轻貌美，或许以前曾这样屡试不爽，岂料这个貌美年轻的姑娘自小在草原长大，野狼不知见过多少都不怕，还在乎色狼吗？她情急之下的爆发力相当可观，一闪一推就摆脱了上司的双臂，并顺势甩出一巴掌。六七岁时就能制服领头羊的手掌，让上司的脸立即失去了均衡，不仅没有还手机会，连还嘴都不可能了。通常形容这种人在这种时候的狼狈，只用四个字即可：“落荒而逃”。
几天后，领导脸色恢复自然，在过道上两人狭路相逢，领导恶狠狠地说：“告诉你，想跟我作对，我叫你寸步难行！”
春香对自己那一巴掌的后果，并没有想太多，心里怎么想就怎么说出来：“我只是艺校的一个学生，是不是留在你们团还不一定。即便留下，这个团里也不可能让你一手遮天。”
幸好任何一个单位都不缺领导，她上面的领导也不止一个，色狼上司的“一票否决”，一直坚持到公演临近，但春香的呼声最高，由比色狼上司更高的领导拍板，决定由乌日勒春香担任《塞上昭君》一剧的主角。由此，也把她的命运和王昭君捆绑在一起了。
此剧进京演出大获成功，得到文化部嘉奖，然后全国巡演，并多次应邀出国演出。1988年，荣获土耳其国际艺术节金奖……一剧成名，乌日勒春香进入内蒙古师范大学艺术系深造。毕业后，又考入中国音乐学院读了三年研究生，此后创办了昭君书画院，策划、编导了民族歌舞《千古王昭君》，出版了《我与昭君》及《书画集》等书籍，算是实现了“演昭君，画昭君，写昭君”的诺言，并经常举办各种跟昭君有关的文化活动……
乌日勒春香俨然成为昭君文化的一个现代符号。昔日牧羊女，仿佛就是王昭君再世。
大头三儿
东北大山里的夜晚是恐怖的，风大，动静大，飕飕飒飒，各种奇声怪音令人毛骨悚然，但山里人习以为常，倘若寂静异常，才会让人恐惧。第一代伐木工人的儿子成年后也伐树，被称为“木二代”，大头三儿就是。他专门喜欢夜间活动，这天，他一瘸一拐地来找同是“木二代”的韩六子，通知他明儿个天不亮去取炸药。
韩六子眼睛一闪：“又有人要货？”
“后掌一只七千，前掌一只八千，熊胆两万五。还是老规矩，你四、我六。”大头三儿多一个字也不说，在门口交代完拨头就走。
第二天凌晨，韩六子顶着满天星星来到大头三儿的家，他身板壮实，背上大头三儿准备好的炸药和工具，两个人转坡北上，钻进了长白山北麓的王达岭，直到天麻麻亮才摸进黑瞎子沟。当年对原始森林大砍大伐的时候，只在这儿还留下了一些零星的母树林，如今算是这一带少有的还像点模样的林子了。因此，如果运气好，也只有在这儿才有可能碰到熊。大头三儿在坡上坡下转悠了好半天，最终确定了熊的觅食路线，选了七个点，埋好炸药。随后两人登高躲到一个安全隐蔽的岩窝下，坐下来吃干粮，就等着炸药爆响，再出去割熊掌、取熊胆。
雪消冻化，阳光已经有了热乎气，山里活了，连地上的花花草草都开始冒尖、出叶。大头三儿很有信心，经过冬眠的熊，急需寻找食物填饱干瘪的大肚腩，这黑瞎子沟只要还有一头熊，就该是他碗里的菜。他们嘴里嚼着干粮，心里想着炸到熊以后的美事……
今天他们的运气确实不错，带了三天的干粮，还没到晌午，“轰隆”一声炸药就响了，连岩窝子都被震得一哆嗦。他俩嗖地站起来，大头三儿却一把拉住了想要往外跑的韩六子：“声音不对，这不是炸到熊的声音！”
韩六子说：“我也觉着头皮发炸，炸到熊的声音发闷。”
这时，听到一个男人大呼小叫地往山下跑去：“炸死人了……”
坏事了！两个人都有点傻眼，大头三儿腿脚不利索，想叫韩六子出去看看，随即又拦住了，他怕韩六子不机灵，何况他已经慌了神。大头三儿定住魂想了想：刚才那个人出沟，一是去叫人，二是报警，一会儿警察就得上来，一搜山就会发现他们……他决定先往安全的地方躲起来。
韩六子说：“不如趁着警察还没来，咱把那六处炸药起出来。”
“你怎么知道被炸死的人旁边没有人守着？即便没人守着，起炸药是容易的事吗？不等我们起完炸药就被人抓住了。”大头三儿收拾好干粮袋子，把岩窝子的痕迹收拾干净，让韩六子背起工具兜，向黑瞎子沟外更高更险的方向窜去。最终，他们抓着从石头缝钻出的一棵矮树枝条，爬上一块巨石，在断崖下的浅洞里安顿下来，洞口有灌木藤蔓遮挡，真是绝佳的藏身之处。在这里居高临下，扒开洞口的藤蔓还能看到从山下进入黑瞎子沟的路口。但恐惧比现实的危险更可怕，如越收越紧的网一般将他俩罩住，两个人都在暗自盘算，谁都不想说话，恐惧让他们想得很多……
觉得过了很长时间，天都快黑了，山林开始骚动，才有十几个人来到了黑瞎子沟，其中有几个警察，想必是来排雷的，或者是抓人的……大头三儿两眼发直，看着断崖下一声不吭。韩六子吓得在洞口转磨磨，可怎么转也转不出能活命的主意，还得央求大头三儿：“三哥，你倒是说话呀，咱怎么逃活命？”
大头三儿蔫蔫地说：“炸熊就犯法，再加上一条人命，想活命难了……”
韩六子后悔了，家有老婆孩子，为了这两三万块钱把命搭上，真是不值得，可现在后悔还管个屁用！这些年他跟着大头三儿没少捞外快，管区的森林砍没了，林场好几年发不出工资，多亏大头三儿有能耐，跟着他才没挨饿。后来能办提前退休，大头三儿真正成了他的老大。
大头三儿本名杨路，排行老三，从小脑袋大，又忒聪明，一提大头三儿，整个白沙河一带没有不知道的。倒腾人参、贩卖皮货、抓鹰卖鹰……没有他不干的。他的口头语是：木头被咱砍光了，东北还有其他宝贝，怎么也够咱这一辈儿吃的。别的不说，单说白沙河周围有多少动物，他心里一清二楚，就说个头比较大的灰斑鸠，原来有四十多只，老猎人发现一年比一年少，是被大头三儿给吃了。每当斑鸠下蛋孵出小斑鸠，他就找到斑鸠窝，给小斑鸠身上涂一层豆油，小斑鸠从此不长毛。大斑鸠还会天天喂食，最后长成一个肉蛋，他上树掏下来，或油炸，或清炖，或爆炒，其香无比。
斑鸠也是国家保护动物，有人劝过他，有本事是好事，还要有理智，别犯法。他大脑袋一晃，社会不理智，命运不理智，要有一点理智，能把那无边无沿的老林子砍光吗？咱们这里就不是现在这个样，我还能出来炸熊吗？混到这个地步让我理智，你不如干脆说让我理智地去死吧！
有一次，他正在树上掏已经长成肉蛋的斑鸠，偏巧大斑鸠回窝，拼命抓他的脸，用尖嘴鹐他的眼睛，他趁机想把大斑鸠也抓住，却失手从树上掉下来，摔断了一条腿。没钱去城里大医院，请附近屯子里的土大夫给接骨，加上他也没有好好养着，骨头没长好落下残疾……像这样有脑子有办法的人，也一定有主意能逃生，说不定他在炸熊前就想好了退路。
韩六子近乎哀求了：“三哥，我不想死呀，你是咱们这一片最有办法的大能人，一定得想办法救救咱俩！”
大头三儿扬起脸盯着他，那眼光让韩六子后脊梁冒冷气，沉了一会儿才出声：“瞧你那个㞞样！有人买，咱们才炸熊，我保你死不了，等天黑了再告诉你怎么办。”
韩六子心里没底：“咋还等到天黑呀？”
“现在出去就得死！”大头三儿说完就不再搭理韩六子了，也不看他。
韩六子心慌麻乱，站不住、坐不下，起来倒下地折腾，他盼着大头三儿跟他说说话，对方却闭着眼一动不动，不知在想什么，还是真睡着了？韩六子心里有点怕他，他狠得下心、下得了手，真逼急了没准先把他韩六子杀了当垫背的……好不容易熬到天黑，黑瞎子沟里排雷的、搜山的都撤走了，韩六子催促大头三儿快说出救命的好主意。
大头三儿睁开眼，起身提着工具兜子下了岩洞，才对着韩六子开口：“你现在下山去派出所自首，千万别回家，你家里肯定有警察在等着抓你，被警察抓着就不算自首了。到派出所实话实说，你是我雇的，帮我这个瘸子拿东西。买卖是我接的，主意是我出的，炸药是我的，也是我埋的，你就是给我打工的，敢不听我的吗？记住，一问三不知，一推六二五，如果被炸的人没死，你被警察骂一顿就没事了。即使那个人被炸死了，也不是你的责任，顶多关你十天半个月的。”
“你呢，三哥？要不咱俩一块去自首吧？”
“我不能冒险，如果那个倒霉蛋真被炸死了，我自首不自首都得死，还是先到老鹰岭躲几天再说。”大头三儿说完，扭头就往黑洞洞的后坡走了。韩六子还站着发愣，大头三儿走了几步又转回身：“六子，把你的干粮给我。”
韩六子把手中的干粮袋递给大头三儿，突然嗓子眼发咸，带着哭音说：“三哥，咱一块去自首吧！”
大头三儿没搭腔，连头也没回。
韩六子哭喊着：“三哥，明儿个白天，警察会把北半个长白山翻个遍，你没处躲呀……”
黑夜吞没了他的声音，也吞没了大头三儿的声息和行踪。大山里的黑夜极其凶险，韩六子惊恐四顾，蓦地全身汗毛倒竖，慌乱地向山下疾跑……
自此，无论是警察搜山，还是公安局发布通缉令，大头三儿杨路活不见人，死不见尸。后来，那一带的地下熊掌生意反而更火爆了，如果到与俄罗斯交接的城市饭馆用餐，只要有点门路，都能吃到大盘的红烧或清炖熊掌，都是从俄罗斯进来的。俄罗斯的老林子多，熊也多，够炸一阵子或打一阵子的。据传，在俄罗斯把熊掌卖到中国的，还是个东北人，一个神通广大的瘸子……
晦气是什么“气”
1987年春，我同史铁生、张炯、刘心武等三十多位作家在五台山出了车祸，当时有昏死过去的，有头破血流的，我皮毛未伤。全体被拉到大同人民医院检查，我竟然是“第九根肋条轻微骨折”。主办方当即把史铁生、郑义和我送上回北京的火车，只有两张软卧铺位，郑义有义，就睡在史铁生的铺下面。
《人民文学》杂志的老友周明，人脉极广，能力高强，居然搞了两辆轿车直接开到北京站的站台上，让我们享受西哈努克的规格，一下火车就上轿车，一辆送史铁生、郑义回家，一辆直接送我回天津。送我的司机年轻精干，车开得很稳，我闭着眼睛一路听着他车内播放的评书。不知是他喜欢开着车听评书，还是为了转移我对肋条受伤的感觉？
其实我的肋条骨折得有点奇怪，之前毫无感觉，只是到大同医院做了X光检查，医生说我骨折后才隐隐有些作痛。车已经到了天津郊区，在天穆村附近，他的车不知怎么就与在里边行驶的一辆轿车碰上了。司机显得很紧张，顾不得先处理事故，连声跟我说对不起，站在道边又拦了一辆车送我回家。
我对他说，这一点都不怪你，相反是我该向你道歉，是我身上还带着五台山车祸的晦气，牵累了你。我写下自己的电话交给他，这里是天津地面，事故处理过程中有什么需要帮忙的，可以给我打电话。我心里是感激他的，他这一撞，把我身上的晦气给撞没了。
以后的事实证明了我的感觉。五台山车祸加上专车送回，天津作协的同事以为多么严重了，我一到家，放下包就被拉去骨科医院，检查后的结论却是“未见骨折”。我给医生看大同医院的片子，天津的医生说：“看大同的片子确实骨折了，但我们的片子上骨头没事。”
这就有意思了，于是我被拉着又去了四家正规医院的骨科，加上大同的人民医院，共是六家医院，诊断结果是三家说骨折，三家说没有骨折。既然“现代医学”让我无所适从，只有请教一位高人，他在电话中说：“你没有骨折，不要说肋条，任何部位骨折都是很疼的，你放下电话后围着楼跑三圈，看看疼不疼。”
我照他的话做了，肋条部位无任何感觉。从此，我的身上再无五台山车祸的阴影。
“晦气”到底是一种什么气？我说不清楚，但我确信有这种东西存在。倒退九年，1978年夏，唐山大地震后，《唐山文学》杂志连续去世三任主编，他们都是正当壮年，健康而精力充沛，当时令文坛色变。几十年过去，谁都绝口不提此事。我写此文，就是为纪念这三位悲壮的主编。
第一位，胡天启。不知为什么大地震后《唐山文学》更名为《灾变文化》，而且要到东陵去开“改刊发行会”。我揣测，或许因为唐山已经没有完整的房子可以开会，或许出于一种悲愤，或许是为了悼念在大地震中死去的几十万人，就是要到坟地里去开这个会……唐山的遵化东陵，是清代的一片大坟，里面埋着五个皇帝、十五个皇后、一百多个妃嫔。会后胡天启修改第一期的最后一篇稿子，写完“恩断义绝”四个字，画好句号，便气绝而亡。
金占亭接任后几个月，编完稿子后感觉有点累，喝了两口酒，正是盛年的他，竟无疾而终。第三任郗辉亭，接到任命书后，悲痛难耐，回家关上门自己大哭了一场。哭前任，也哭自己。这个任命平时可以拒绝，现在不能躲避，这就叫“前赴后继”。所有人都是延期的苟活者，哲学古老的命题就是向死而生，学会死亡。
祸传染祸，所以自古来就有“祸不单行”一说。但再一再二不过三，现在轮上他该为文学而死了，《唐山文学》的祸也该到他为止了。唐山的文学应该跟唐山同步，唐山死了那么多人，《唐山文学》连死三任主编，无愧于英雄的唐山，无愧于文学。果然，郗辉亭去世后，《灾变文化》改回《唐山文学》，主编和编辑们自此安稳下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