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洪和体育结缘始于少年时代。他曾在体校练过中长跑，考入北京体育学院（今北京体育大学），毕业后到天津市体育局做群众体育工作。2006年，他被国际奥委会授予“体育与社区”国际奥林匹克奖。这是天津迄今为止唯一一次获此奖项，在国内也仅有何振梁、郎平获得过国际奥林匹克奖。王洪说：“全民健身和竞技体育一样，是奥林匹克运动不可或缺的重要一翼，也是我为之奋斗的毕生事业，我希望更多的人通过健身能得到快乐和健康。”

　　练长跑考上北京体育学院

　　全心投入群众体育工作

　　我是1961年出生的，可能有些运动天赋，在河西区桃园村小学上学时开始练长跑。学校紧挨着一个公园，体育老师常带我们在那儿跑圈训练。11岁时，我获得了人生第一枚奖牌。后来又到河西区业余体校、民园体校、市田径集训队训练。那时的想法很单纯，就是想当运动员。1979年，我幸运地考入北京体育学院田径专业，经历了大学四年的学习、训练，毕业后回到天津。

　　我拿着派遣证去睦南道上的教工委报道，一周后关系转到体育局。正赶上筹办运动会赛事，领导让我到群众体育处帮忙。本以为帮忙后会把我安排到体工大队，可谁知却在这干了27年。

　　那时体育局有七八十名干部，大部分是老运动员、老教练，年轻人少，大学生更少。年轻力壮的我精力充沛，自然是主力，而且随着自己对群体工作越来越熟悉，领导更不愿意放我走。一直干到2010年，我才调到体工大队当大队长。

　　记得在上世纪90年代，体育彩票推出后不久，刚刚有了些体彩公益金。领导问我：“假如给你30万元经费，你想干什么？”那时群体处一年的经费还不到30万元，我说：“那得搞多少培训，搞多少体育活动！”领导说：“别光老调重弹，你好好琢磨琢磨，有没有新想法？”他这一提醒让我想起一件事，有一次我路过赤峰桥，桥边有一片小树林，安装了几个单杠、双杠，还有爬杆，有几十个人在那锻炼。过去一问，听说是哪个工厂淘汰的器械，被几个健身爱好者拉出来，修好后装在河边。他们天天来这活动，就像一个体育俱乐部。我对领导说：“现在大家想锻炼却没地方，能不能找几个社区，安装一批健身器材？”领导表示赞同。

　　我们报了计划，健身器材大约两万元一套，制造了十几套，安装在各个社区。我记得有一套器材安装在蓟县（今蓟州区）一个村子里，村民们敲锣打鼓地庆贺，拉着我们的手表示感谢，让我特别感动。这项工作得到国家体委的肯定，时任国家体委主任伍绍祖到天津考察，并在全国多个城市推广“天津经验”。

　　将全民健身活动

　　普及到大街小巷

　　天津是率先推行体育进社区的城市。那些年，体育公园与健身广场拔地而起，街道、小区、楼群、庭院，到处都有参加健身活动的人群。我们的目的只有一个──想方设法让更多的人动起来，将全民健身运动普及到大街小巷。

　　2006年6月，国际奥委会决定表彰在推动国际奥林匹克运动、促进世界群众体育发展中作出杰出贡献的组织和人士，授予“体育与社区”国际奥林匹克奖。之前我国的何振梁、郎平获得过“体育与建设”“体育与拼搏”奥林匹克奖。经国家体育总局和中国奥委会推荐，我荣幸地代表中国参加这次评选，并最终获得殊荣。

　　当时全国社区体育展演大会在天津召开，国家体育总局领导代表国际奥委会为我颁发了奖杯。我觉得，这是国家的荣誉、天津的荣誉，从我个人角度来说，我愿意把获奖视为鼓励与鞭策，继续投身到群众体育工作中去。

　　我在体育局工作近40年，虽做过竞赛体育、体育教育、足球等工作，但大多数时间都兼顾管理群众体育，可以讲干了大半辈子群众体育工作。退休以后时间充裕了，出于个人爱好，也因为这份体育情怀，我开始做一些体育史料的挖掘、研究和学习。一是挖掘百年奥运发展历程和天津的体育历史；二是继续丰富我的体育主题收藏。

　　这些年我搜集了很多体育历史资料。天津在中国近代体育发展中占有重要地位，滑冰、篮球、棒球、网球、游泳等项目都是较早从国外传到天津，后普及到全国的。“奥运三问”发自天津，是中国奥林匹克运动的起点。天津大学的前身北洋学堂、南开学校等在体育方面有许多创举：首创体育课、首次举办校际运动会等。南开学校在校长张伯苓的带动下，成为华北乃至全国的体育重镇，“南开五虎”影响至今。中国近代体育先驱张伯苓、中国第一位国际奥委会委员王正延、“中国篮球之父”董守义、奥运冠军李爱锐等都与天津密不可分。海河健儿在国内外赛场和奥运赛场上摘金夺银，天津体育熠熠生辉。近年来形成的天津女排精神，更成为天津人民勇于拼搏、不畏艰难的精神动力。

　　我最喜欢逛收藏品市场，搜集与体育有关的徽章、奖牌、纪念币、书刊等旧物。现在网购发达，很多同道中人在网上交流信息，收藏变得更方便了。赏物鉴史，百年体坛往事历历在目。

　　收藏徽章、书刊

　　铭记体坛往事

　　我收藏有第一届奥运会运动员参赛纪念奖章。正面图案是胜利女神手持桂冠和权杖，翱翔在雅典奥林匹克运动场上空，象征奥林匹克的复兴，下方刻有“奥林匹克·公元前776—1896”；背面是希腊文“1896雅典奥林匹克运动会”。1896年4月6日，第一届现代奥林匹克运动会在雅典举行。1896年奥运会举办前，“奥林匹克之父”顾拜旦和刚刚上任的国际奥委会主席维凯拉斯联名向清政府发出派员参加奥运会的邀请。朝廷却因不知奥运会为何物，加之内忧外患、国力衰退而未能答复，中国与第一届奥运会擦肩而过。

　　1924年，第八届奥运会在法国巴黎举行。三名中国网球选手自行前往巴黎，参加了奥运会表演项目网球表演比赛。生于天津的苏格兰侨民李爱锐1924年在爱丁堡大学读书时，代表英国参加了巴黎奥运会，在400米比赛中以47秒6的成绩打破奥运会和世界纪录，获得冠军。毕业后他回到天津，在新学书院（后天津十七中）任化学教师。我收藏了这届奥运会的运动员纪念奖章──正面是胜利女神图像，背面上方为巴黎风貌，下方刻有“1924巴黎第八届奥林匹克运动会”的字样。

　　1925年的《中华体育协进会会刊》创刊号是我珍藏的书刊之一，是一本重要的历史文献。1922年4月，中华业余运动联合会在北京成立，张伯苓任会长。当年该会被国际奥委会承认为“中国奥林匹克委员会”。1924年8月，“业联”与中华体育协会筹备处联合成立中华全国体育协进会，王正廷为名誉会长，张伯苓为董事长。体育协进会积极倡导和推广国民体育运动，举办体育赛事，组队参加奥运会和远东运动会，为推动中国体育运动发展，促进与国际奥委会合作发挥了作用。我的另一本体育藏书，1933年由中华体育协进会编印的《参加第十届世界运动会报告书》，以图文形式描述了1932年7月东北大学学生、短跑运动员刘长春孤身一人代表中国参加洛杉矶第十届奥运会的前因后果，是一本颇为翔实的奥运史料。

　　我搜集了百余枚与体育运动有关的徽章，其中有一枚，真实记录了新中国体育事业的光辉一幕。这枚徽章为红色珐琅敷面，鎏金图文，工艺精湛，徽章上刻有“中华全国体育总会”的字样。1952年6月20日，中华全国体育总会成立大会在北京召开，147名委员和代表胸前佩戴着这枚徽章，庄严地完成了大会各项议程，宣告新中国第一个全国性社会体育组织──中华全国体育总会正式成立。这枚小小的徽章见证了这段历史。

　　体育总会成立一个月后，组成了新中国第一个奥运代表团，赴芬兰赫尔辛基参加第十五届奥运会，首次将五星红旗在奥林匹克会场上升起。我收藏有赫尔辛基奥运会的纪念徽章和运动员参与奖章，也是非常珍贵的体育纪念品。1954年5月，国际奥委会雅典第46次会议作出决议，承认中华全国体育总会为“中国奥林匹克委员会”。

　　儿时对体育的爱好成就了我的事业。我偶尔也会想，本来自己想做运动员参赛夺冠，退役后当教练员培养冠军，最终却干了半辈子群众体育工作，从群众中来，又回到群众中去。别小看这一来一回，它是一代又一代体育人基因的传承和体育精神的赓续。体育生涯50载，我亲历了半个世纪的体坛风云，见证了体育强国的发展历程。能参与其中，为这项事业作出力所能及的贡献，是我此生最大的幸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