习近平总书记在党的二十大报告中指出，实现全体人民共同富裕是中国式现代化的本质要求。深入贯彻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在扎实推进共同富裕过程中，完善收入分配制度、优化收入分配格局，是实现共同富裕目标的重要路径。第三次分配通过道德力量的推动，鼓励更多的高收入人群和企业更多回报社会，以实现社会财富由高向低流动的动态平衡。随着我国经济发展和社会文明程度提高，公众的慈善意识越来越强，款物捐赠的数额也屡创新高。目前我国通过第三次分配“温柔之手”助推共同富裕的空间还很大。事实上，第三次分配是国家鼓励社会主体自主自愿参与的财富流动，并通过税收优惠等给予捐赠者一定的政策激励。在通往中国式现代化共同富裕的道路上，如何提高多种社会主体参与第三次分配的积极性，让“温柔之手”充满正能量？可以从三个维度加以正确理解。
道德之维：倡树第三次分配健康发展的道德风尚
第三次分配是在精神文化引导和道德信念驱动下的分配。在全社会倡树互帮互助的道德风尚，营造公益慈善的人文关怀氛围，不仅是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题中应有之义，更有利于加快推进第三次分配。从国际经验看，第三次分配的资源贡献者并不只局限于社会财富金字塔顶端的少数人，慈善捐赠和公益活动的参与主体亦呈现“中产化”趋势。在中国，慈善文化源远流长，以仁爱、兼爱、恒爱为核心的中华慈善文化，在中国共产党百年奋斗征程中彰显出巨大能量。党的十八大以来，中国共产党大力支持慈善事业发展。近年来，随着中国社会财富规模和整体物质水平不断提升，不仅是头部企业和高收入群体，普通民众参与捐赠、参与公益志愿活动的热情也在不断提升，且规模越来越大，公益慈善事业重心逐渐下沉。加快推进第三次分配，不仅要在全社会挖掘和弘扬慈善文化，同时也要大力倡树公益慈善新风尚，既宣传作出较大贡献的慈善家，也让公益慈善的雨露浸润每个人的心田，打造新时代社会道德新风尚。
制度之维：完善第三次分配的相关法律制度
健全的法律制度和政策体系是激发第三次分配发展潜力，扩大第三次分配参与范围的重要保障。当前，我国第三次分配发展相对滞后，社会捐赠规模有限，一个重要原因在于，作为第三次分配主要载体的慈善事业还处于初级阶段，发展仍然存在诸多短板。比如，公益慈善组织运行机制有待优化、公信力有待提升；政府对于公益慈善捐赠的奖励表彰机制有待完善等。为了充分激发蕴藏在社会诸多方面的第三次分配潜能，需要尽快补齐短板，自上而下完善相关法律制度。具体而言，其一，完善政策法规，建立配套指导。要适应慈善事业发展新态势，出台更加全面系统的监督管理条例，实现《慈善法》具体执行层面问题全覆盖，推动慈善组织健康有序发展。其二，建立健全对网络捐赠和非货币捐赠等创新性捐赠形式的监督评估机制。对于网络捐赠行为，以及股权、不动产、实物等非货币捐赠行为，要明确法律边界和责任，完善管理规范和流程，以做大第三次分配资金池。其三，完善慈善捐赠税收优惠政策。在提高企业公益性捐赠支出税前扣除比例的同时，为鼓励个人捐赠，加大个人所得税中对捐赠的扣除额度，并适当延长可转结扣除的年限，简化慈善捐赠的免税流程。其四，健全慈善表彰制度，加大精神褒奖力度。对于积极参与公益慈善事业的企业家或个人，给予价值肯定、荣誉奖励和社会优待等精神激励，包括设立由政府授予的不同层级的荣誉称号，设立记录个人义行善举的公益慈善账户等。既使大额捐赠的慈善家受到社会崇尚，也使小额捐赠的普通群众获得荣誉感，以制度保障促进形成全社会崇德向善、奉献助人的浓厚氛围。
组织之维：构建多层次的第三次分配组织体系
党的二十大报告对共同富裕政策进行了细化和延伸，首次提出了“规范财富积累机制”的新要求，在财富分配问题上作出了制度性要求。要实现党的二十大报告提出的规范收入分配秩序，规范财富积累机制的目标，就要从组织体系建构上形成合力，充分释放第三次分配的潜力能量，提高第三次分配的社会成效。首先，从中央层面，必须从顶层设计上科学构建初次分配、再分配和第三次分配协调配套的制度机制，对收入进行综合有效的调节。其次，在地方层面，切实落实中央关于第三次分配的决策部署，并根据各地实际情况，加快专业组织建设和专业人才培养，同时加强地方党组织对慈善机构的监督管理。最后，将第三次分配重心下沉，应充分认识到基层、社区在第三次分配中的巨大能量。构建第三次分配的基层组织网络，使基层社区力量得以凝聚。创新第三次分配资源同社区工作、社区志愿服务的联动机制，探索“社区基金会”等邻里互助的公益慈善新模式。
第三次分配作为实现共同富裕的重要补充形式和重要路径，是建立在自主自愿基础上的社会共济。自上而下科学规划第三次分配措施，健全完善第三次分配机制体制，营造第三次分配健康发展的社会氛围。惟其如此，才能不断提高多种社会主体参与第三次分配的积极性，让“温柔之手”在助推共同富裕中充满力量。
（作者为天津财经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讲师，天津市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研究中心特约研究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