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宋元丰五年（1082），宰相富弼退休后闲居洛阳，好友文彦博时任洛阳留守。一次，富弼向文彦博提议，由二人牵头，组织一些年龄相仿、资历相当、性情相投、口碑良好的老朋友，仿唐代白居易“香山九老会”形式，置酒相乐，定期聚餐。文彦博非常赞成富弼的提议，一拍即合。于是，他们组织当时居住于洛阳的部分已经退休或即将退休的老朋友，按年龄为序，轮流做东，谓之“洛阳耆英会”。

　　聚会确定了“老而贤者”十二人。这十二人中，官位最显为富弼和文彦博，均出任过宰相。年龄最大为富弼，七十九岁。其次是文彦博，七十七岁。时任端明殿学士兼翰林侍读学士的司马光年龄最小，“年仅”六十四岁，按要求是不能进入这支队伍的，但因他声望高、学问好、人缘不错，又正好在洛阳居住，被“强拉入伙”，成为“耆英会”中的老幺。

　　尽管只是几位老朋友的小聚，但大家毕竟都是当朝曾经叱咤风云、指点江山的人物，无规矩不成方圆，凡事不能草草。经过合议，决定由任过皇帝秘书的大笔杆子司马光执笔，撰写《洛阳耆英会序》，以纪其事。司马光又撰《会约》，给聚会定规矩、作约束。《会约》一共八条，篇幅不长，原收于《司马氏源流集略》一书，现据邓广铭先生的《宋史十讲》全文转引如下：

　　一、序齿不序官；二、为具务简素；三、朝夕食不过五味，菜果脯醢之类，共不过二十器；四、酒巡无算，深浅自斟，主人不劝，客亦不辞；五、逐巡无下酒时，作菜羹不禁；六、召客共用一简，客注可否于字下，不别作简；七、会日早赴，不待速；八、右有违约者，每事罚一巨觥。

　　《会约》逐条的大致意思是：

　　聚餐中只论年龄长幼，不论职务高低，没有官场俗套，大家都轻松；聚餐时，要求餐具简朴，不得金碗银筷讲排场；主人请客时，每顿主菜不得超过五种，或许就是早期的“四菜一汤”。至于佐酒的果脯、肉酱之类的小碟，总数不得超过二十碟，类似于今天餐桌上的冷盘，看似多，但品种极普通，非难寻珍馐，量亦很少；座次按年龄排，酒壶按顺序递，倒多倒少、饮多饮少自便，东道主不得强行劝酒，宾客也无须勉强自己，量大尽兴，量少随意；酒倘未喝完，桌上菜肴却已一扫而光，此时可补充一些菜汤；节约纸张，简化程序，轮到谁请客，东道主只用一张通知单，下列诸客的字，如文彦博只写宽夫，司马光只写君实。派人逐家传递，客人是否能出席，只需在字下签注即可；聚餐之日，客人要按时出席，不等不催；上述规定，谁若违反，如迟到、答应来而不来、主菜超过“四菜一汤”等，无论主宾，违反一条，即罚酒一大杯。

　　有了这么一则《会约》，人们在请客的过程中，均按“约”办理，减少了身不由己的铺张，杜绝了竞奢斗富的攀比，避免了不必要的浪费，主人没有压力和负担，客人也绝无轻视和鄙薄，优游自如。

　　《会约》把餐具的标准、菜肴的数量、请帖的呈送都规定得详详细细，节约到连请帖都不准多发，一次聚会一张请帖通用，可谓节俭至极。司马光做官多年，待遇丰厚，却始终恶衣菲食，“食不敢常有肉，衣不敢纯有帛”，一直保持着简朴的生活习惯。当时，他居住洛阳，正埋头创作《资治通鉴》，前后整整十四年，由于住宅低矮破败，夏天酷暑难当，只好在房子下挖一个地下室，穴居期间，寒碜而又另类，被人讥笑为“穴处者”。

　　《会约》体现了司马光的节俭美德，对“豪华相尚、俭陋相訾”的北宋官场的奢靡之风，是一种自觉抵制。同时，《会约》对今天的公款接待或私人请客，也不啻是一种很好的指导，既能体现东道主的好客之道，又不会捉襟见肘，让人打肿脸充胖子，逼得东道主寅吃卯粮，违心操办，甚至负债操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