印 象

　　他把编剧创作

　　喻为春蚕吐丝

　　王兴东生于普通工人家庭，下乡当过知青，入伍成为一名边防战士。基层生活为他积累了大量素材，在后来漫长的编剧生涯中，深入生活发现素材也成为他创作的基石。他把编剧创作比喻为春蚕吐丝：“春蚕吃桑叶吐出蚕丝，织成锦缎，经由丝绸之路传递到世界各地。编剧的创作就是从深入生活采集素材开始，一步一步发现题材，创造人物，挖掘思想，编织成精彩的故事。”

　　他以军人的作风突破障碍，攻克堡垒，大胆创新。他用电影最先揭秘了雷锋牺牲的真相；他率先将延安时期审判黄克功案写成电影《黄克功案件》，为党史和延安法治史留下浓重的一笔；他最早以电影的方式关注国旗设计者曾联松；他创作了中国奥运第一人刘长春的故事，又将中国奥运首金获得者许海峰的人生经历写成电影……他的原则是写别人所未写，创造前所未有的电影故事。

　　王兴东还曾创作《狼犬历险记》《鸽子迷的奇遇》《飞来的仙鹤》等一系列有关动物的剧本，以简单诗意的情节表达深刻的哲理，呈现乡土情怀。他曾凭借《蒋筑英》《离开雷锋的日子》两部剧本两度荣膺金鸡奖，后来又担任过金鸡奖评委。他说：“金鸡奖主要奖励艺术的创新与突破。奖杯主体都有底座，金鸡站在底座上，这个底座的意思就是生活为基，功力为础。一部获奖作品必须以深厚的生活积累和创新能力为基础的，奖杯的含金量才更高。”

　　当下很多大学开设了影视文学专业，编剧队伍成长迅速，年轻编剧挑起大梁，王兴东感到十分欣慰：“年轻编剧在很多方面都值得我们去学习。”在他看来，电影的一切从剧本开始，题材无禁区，编剧有立场，电影不是简单的商品，也不是概念化的宣传品，而是作用于人的精神产品，必须传播正确的价值观、人生观、世界观。

　　四十余年的编剧生涯，创作了三十多部电影作品，王兴东怎样从一个边防战士成长为电影编剧？他独到的创作技法是如何形成或受何人影响，其每一部影片背后有什么样的故事？编剧是写故事的人，编剧本身也是有故事的人。

　　只有贴近人民群众

　　才能激发创作冲动

　　王兴东当过知青，19岁应征入伍到吉林省延边军分区边防二团，又参加了军分区宣传队，写快板、歌词、戏剧、小京剧，在部队出了名。1975年，长春电影制片厂（以下简称长影）招人，部队推荐王兴东考入长影。本来他有机会当演员、场记甚至导演，但他却选择了当编剧。

　　长影是新中国电影的摇篮，特别重视剧本创作，编剧队伍很强，新中国第一部故事片《桥》的编剧于敏、《上甘岭》的编剧林杉、《智取华山》的编剧纪叶都出自长影，编剧在长影地位很高，影片开始字幕上第一个署名就是编剧，厂院里有一幢日式别墅“小白楼”，是专供编剧修改剧本的地方。

　　当时编剧张天民创作反映大庆石油工人“铁人”王进喜事迹的电影《创业》，请来老编剧孙谦助阵，长影领导派王兴东担任助理，协助搜集资料，也负责照顾张天民和孙谦两位同志的日常生活。在大庆油田，三个人跑遍了钻井队、采油队、炼油厂，采访了很多石油工人，那段经历让王兴东受益良多。

　　张天民告诉他：“生活的大地蕴藏着无穷无尽的能源，不下钻头是打不出油来的，打10米是水井，打1000米才能出原油！没有油，天上飞的、地上跑的都玩不转。剧本创作的道理也一样，要向生活的大地开钻，向生活要能源，向生活要能力。生活是源，人物是根，没源没根，一切发昏！”

　　这段话王兴东记了一辈子。他说：“我放弃了小说、散文的创作，一心学习编剧，把自己对生活的感悟、态度、观念，甚至我的人生宣言都写在剧本里，放大到银幕上。”他的每部剧本都会去寻找一个合适的“井位”，盯住人物，一钻到底，直到钻出“油”来，抵达这个人物的灵魂。蒋筑英、孔繁森、乔安山、牛玉儒、许海峰、刘长春、曾联松等，都是他从生活中“钻”出来的。

　　在他看来，生活就是无字的剧本。他一直奉行剧本不能用手“写”，而要用脚“写”，只有贴近人民群众，深入到火热的生活中，被生活触动，有触动才有感动，有感动才能激动，有激动才有创作冲动，才能以高于生活的标准去提炼生活，表现生活。这也是长影老编剧们教会他的写作方法，“生活是本经，一念就灵”。

　　同样，生活也给了他许许多多的感动。1980年，王兴东和王浙滨合作编剧电影《明天回答你》，到大连机车厂体验生活。有一天下大雨，鞋湿透了，王兴东拎着鞋、光着脚走进机械二车间。待他采访完回驻地时，车间安全员送来一双雨靴：“您得留神，厂里地上全是铁屑，别伤了脚。”几十年后回想起来，他心里仍涌动着一股暖意。

　　通过采访了解大量细节

　　人物形象更加立体鲜活

　　关于主旋律电影的创作，王兴东的经验是“脚踩两只船，手拿两把刀”。他解释说：“所谓两只船，一是生活的大船，二是市场的航船；两把刀，指的是刻画人物的雕刻刀，剖析现实的手术刀。”

　　1982年6月，长春光机所研究光学传递函数的科学家蒋筑英到成都出差，当晚开会到深夜，次日一早换乘两次公共汽车，又步行三段路程到达某工厂开展工作，后因腹痛难忍被送进医院，医生诊断他长期积劳成疾，患有多种疾病，抢救无效去世，当时年仅43岁。

　　上世纪90年代初，王兴东出任电影《蒋筑英》的编剧，他从长春到北京，再到成都，调研长达一年，采访了六十多位蒋筑英生前的亲属、老师、朋友、同事，记下几大本采访笔记。蒋筑英的同事、数学家孙国良告诉王兴东：“蒋筑英是个喜欢较真的人，平时去菜市场买菜，小贩的菜牌写了错别字，‘韭菜’写成‘九菜’，‘大葱’写成‘大冲’，他也要给人家修改过来。”很多这样的细节集中在一起，蒋筑英的形象变得立体而鲜活。

　　有一年，王兴东偶然在报纸上看到乔安山的故事：他与雷锋一起出车执行任务，倒车时意外撞倒了一根晾衣服的柞木桩子，正打在指挥倒车的雷锋的太阳穴上，雷锋受伤后被送往医院，经抢救无效去世。乔安山这个人物出现在王兴东的脑海里，他想：“身为事件旋涡中心的人物，乔安山到底是怎么面对周围的战友，怎么面对铺天盖地的学雷锋活动？这些年他在干什么，他是怎么熬过来的？”他认为这个从未被曝光过的真实题材值得深入挖掘，于是前往辽宁铁岭采访乔安山，想要创作《离开雷锋的日子》。

　　当时乔师傅56岁，下岗已经3年，家庭主要经济来源靠他和妻子在农贸市场卖茶叶、糖果。夫妻二人住在旧宿舍楼三楼的一个小单元房里，房间墙上还挂着一张他和雷锋的合影。当乔安山得知王兴东此行的目的时，表现得有些抗拒，他并不想让太多的人知道雷锋的离世与自己有关。王兴东向他承诺：“影片拍成后请您先审查，您要是不满意，就不通过，一直改到您满意为止！”

　　或许正是出于对战友的那份深深的怀念，乔安山终于打消顾虑，同意配合采访。当时手机尚未普及，创作过程中，两人需要频频联系，开始时王兴东只能给乔家楼下的小卖部打电话，小卖部的人再去喊乔安山，实在是不方便，他干脆自掏腰包给乔安山家里安装了一部电话。随后，他又奔波辗转采访到雷锋的战友庞春学、于泉洋、田生绵等人，最终顺利完成了剧本。

　　样片完成后，剧组请来乔安山，专门为他放映。乔安山看的过程中一直在流泪，看完之后，他拉着王兴东的手泣不成声：“你解开了我的心结，我对班长有了一个交代，你们让班长的精神回家了！”《离开雷锋的日子》上映后，全社会掀起了关于雷锋精神和雷锋故事的讨论，不仅票房大获成功，更产生了很大的社会效益。

　　重大革命历史题材

　　更要追求艺术品质

　　由王兴东担任编剧的《建国大业》是一部主旋律电影佳作。回想这部影片的创作始末，王兴东说：“1999年是新中国成立50周年，我写了电影《共和国之旗》，讲述了一段往事──第一届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征集新中国国旗图案，最终选定了曾联松的设计方案。后来，我又在全国政协文史和学习委员会上提出写《建国大业》，庆祝新中国成立60周年的构想，得到上级支持，开始创作剧本。”

　　参加第一届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的代表，每一位都有一段精彩的人生故事，都能写成一本书，写谁、不写谁，如何取舍，很难做出选择。王兴东与搭档陈宝光研究，最终确定用“一个篱笆三个桩，一个好汉三个帮”的结构模式，重点表现毛泽东主席与宋庆龄、李济深、张澜三位副主席肝胆相照、风雨同舟的情谊。这部影片情节紧凑，故事精彩，环环相扣，2009年上映后在观众中产生了极大影响，完美体现了重大革命历史题材应有的艺术水准。

　　《邓小平小道》也是王兴东呕心沥血创作的一部精品。当时，在读过《邓小平的南昌岁月》之后，他本能地意识到，这是一个特别适合用电影来表现的故事。2004年，纪念邓小平同志诞辰100周年之际，王兴东和团队在原江西省委书记万绍芬同志的帮助下，深入到邓小平同志下放的新建县（今新建区）拖拉机修配厂，采访了很多当年的见证人。

　　王兴东了解到，尽管拖拉机修配厂的工作条件很艰苦，但邓小平同志仍保持着积极乐观的心态，忍辱负重，不屈不挠，体现出政治家的高风亮节。他曾累得低血糖晕倒在地，工人程红杏用一碗红糖水救醒了他。而专门为他修筑往返于车间和住所的乡间小道，更体现出工人们对邓小平同志的尊敬和爱护。王兴东创作了《父亲邓小平》的剧本，但暂时没能投拍，于是他又改编成了广播剧《深情》。

　　历经15年，王兴东终于完成了《邓小平小道》的剧本，并成为建党百年重点剧目。他亲自出马担任艺术总监，请来老搭档雷献禾做导演，特型演员卢奇出演邓小平，在江西实景拍摄。王兴东说：“这样的电影不是过眼云烟，而是一块基石，在历史画卷中添上了浓厚的一笔。”

　　王兴东自述

　　再现许海峰“零的突破” 

　　凝聚中国人的精神力量

　　中国人在奥运会历史上“零的突破”，是由无数中国人百折不挠、前赴后继创造出来的极为可贵的精神能源。我有幸创作了《一个人的奥林匹克》和《许海峰的枪》两部电影，在银幕上再现了中华民族的奥运梦想。

　　有“中国奥运第一人”之称的刘长春，是第五届全国政协委员，他在《政协文史资料选辑》第70期发表了《我国首次正式参加奥运会始末》，记录了自己1932年只身前往洛杉矶参加奥运会的往事。他曾是大连玻璃厂的工人，由于跑得快被东北大学破格录取，百米成绩为10秒8，是当时的全国冠军。他决心赴美参加洛杉矶奥运会，张学良为他饯行，资助他8000块银元。尽管在100米和200米预赛中就被淘汰，但他不畏强手的勇气让人感动。在民族危亡的时刻，为了民族的尊严敢于挺身而出，一路冲刺，单刀赴会的英雄气概，像暗夜里的火炬照亮了中华民族的奥运征程，这种精神激励着后人为实现民族伟大复兴的梦想而永远奔跑。

　　为迎接2008年北京奥运会，我经过一年多的采访和调查，创作了《一个人的奥林匹克》这段中国人悲壮的参赛故事，得到国际奥委会主席罗格的支持，他为影片题写了英文片名。影片拍摄制作完成后，我随北京市广电局到美国洛杉矶做宣传，许海峰也受邀来到洛杉矶。当年刘长春来这个城市参赛没有取得成绩，而在1984年，许海峰在这里实现了中国人夺得奥运会金牌的“零的突破”！把许海峰的传奇故事拍成电影，成为我的另一个梦想。

　　电影是以人为本的艺术，许海峰是写入中国改革开放历史的杰出代表人物，做这样的电影是有着现实与历史价值的。由于许海峰当时名不见经传，没有留下完整的影像资料，这也为电影创作留出了空间。在许海峰的信任和授权之下，我带着年轻人王放放深入采访了许海峰，见到了所有能见到的涉及许海峰人生道路成长的人物。

　　我问许海峰夺得第一枚金牌时的脑子里在想什么？他说：“当时并没想太多，就是想做好每一个动作，最后一发子弹打出去，得了冠军时，我才意识到这枚金牌不仅是我个人的第一枚，更是中国人的第一枚，还是萨马兰奇当选奥委会主席颁发的第一枚，是第23届洛杉矶奥运会的第一枚。”

　　许海峰回忆，那天萨马兰奇到场颁奖，突然宣布推迟30分钟，因为王义夫赢得第三名，必须同时升起两面中国国旗，而组委会只准备了一面，只好等待工作人员回驻地再取回一面五星红旗。这个等待国旗的情节，也成了电影剧本的亮点。当第二面五星红旗运达会场时，气氛达到了高潮。

　　中国人一次次零的突破，铸造了中华民族的精神脊梁。作为文艺创作者，我们有责任为英雄讴歌，为勇士立传，让零的突破的精神激励后来人，成为中华民族不断创新的精神基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