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日，黑龙江绥化学院教授艾苓的新书《我教过的苦孩子》由北京联合出版公司出版。作品以口述形式记录了56位贫困学生的人生故事，记录了他们为改变命运所做的努力。书中部分内容曾在《读库》发表，引发广泛讨论。艾苓的母亲姜淑梅被誉为“传奇奶奶”，60岁开始认字，出版了多部畅销书。艾苓曾多次陪母亲回山东老家采集故事，那时候她以为好故事都发生在母亲经历过的“乱时候”和“穷时候”。当她做了贫困学生这个选题后才明白，好故事一直有，就看你是不是愿意走进生活现场。

　　敞开心扉走向学生

　　借助文字彼此照亮

　　绥化学院位于黑龙江省绥化市北林区，外省学生主要来自中西部地区的县城和农村。我是绥化学院1987届历史系毕业生，做过中学老师、公务员、记者，凭借写作上的成绩，2005年，38岁时回到母校教写作。

　　那时候我领的是助教工资和讲师津贴，但幸福指数超级高。办公室有个同事告诉我，每次我起身去上课时，都会情不自禁地笑。在自己的母校，跟志同道合的朋友一起做喜欢的事，还有比这更幸福的职业吗？只有恶补学历跟英语较劲，或者为论文绞尽脑汁时，才稍稍拉低了我的幸福指数。

　　很多人羡慕高校老师不用坐班，还有寒暑假，其实我们只是换了工作地点。就算是法定假日，早8点我也开始工作了，读书，备课，写论文，批阅学生作品，经常加夜班。这样忙了七八年，顺利晋升副教授。我教过的学生作品见诸报刊，文盲老娘姜淑梅成了作家“传奇奶奶”，而我自己倒没什么作品。娘说：“写了那么多年，你才出版了三本书，我都撵上你了。”还说：“都说你写得好，写得好你的书咋不加印呢？”被高龄学生打脸，我哭笑不得。我必须用作品向娘证明，老师就是老师，会教更会写。

　　我发现写作课特别神奇，在我敞开心扉走向学生的时候，他们也打开心扉走向我，借助文字，我们曾经彼此照亮。我的日记里埋藏着大量写作素材，2016年我出版的《咱们学生》就是我的教学笔记。记得在成书之前，我觉得里面缺少贫困生系列，便在QQ和微博上做了贫困生微调查。收到的反馈林林总总，我发现这是一个大课题，是另外一本书。

　　在时间跨度上，我选择了2000年以后的毕业生，这个时间节点，高校毕业生包分配制度全面停止。2017年暑假，我选择了西部、中部、东部等多条黑龙江省内线路，采访了几十位当年的贫困生。黑龙江以外的毕业生采访，多是出差或者陪娘参加活动的间隙进行的。个别采访是线上完成的，接受访谈的师生超过200人。临近退休，我终于完成了这件事──追踪贫困生的成长历程，为贫困生立传。

　　如果我遇到同样的困境

　　未必能比他们做得更好

　　这十几年来，我接触的学生超过3000人，至少三分之一是贫困生。我通过社交平台发出“贫困生调查说明”，寻找毕业生，同事、朋友、学生们纷纷转发，还帮我联系到自己的学生或同学。最初我不知道该如何呈现内容，采访完第二个学生的时候就明确了，我决定由受访者自述，这样可以避免信息流失。我愿意隐身在文字背后，做那些声音的记录者、传达者。众多的声音汇集起来，才能构成寒门学子的集体发声。

　　采访时我没有录音，我想更认真地倾听，只记录一些细节和关键词。有些故事和细节我们反复沟通，几易其稿，应该说，这本书是我和受访者共同完成的作品。有些人愿意向我倾诉，但不希望出现在书里。有些故事稍显重复，整理书稿时忍痛割爱。我也经常设想：如果换了我，遇到他们的困境会怎样？答案是：我未必有他们做得好，他们教会了我很多东西。

　　有个女生特别瘦弱，身高不到1米5。毕业前夕，她用兼职收入还清助学贷款后尚有余额，拉着好友去逛街，花四五十块钱买了一双布鞋，穿上后特别满足，笑着说：“长这么大，我第一次穿这么合脚的鞋。”我采访她的那位好友，对我说起这件事，仍是泪眼婆娑：“穿别人的鞋长大，她怎么可能有合脚的鞋呢？”

　　有个班初选贫困生，班长统计完说：“现在多一个人，谁愿意主动退出？”一个男生举手，事情解决了。毕业前，同学帮辅导员整理档案，看到他的家庭登记情况，他爸爸患有精神疾病，其实他更需要助学金。

　　有个女生看起来特别阳光，大学毕业四年后，她有个心结还未打开：小学五年级某次课间，老师跟大家解释，她这次考试没考好，因为她爸爸去世了。喧闹的教室突然安静下来，谁都不说话。她问我：“他们为什么这样对我？”我问：“你希望大家怎么做？”她说：“我希望他们该怎么玩还怎么玩，就像什么事都没发生一样。”我说：“一年级的孩子或许会那样，五年级的孩子大致明白死亡是怎么回事，他们在用静默表达自己的同情和无措。”听完我的回答，她终于释然。

　　贫困生群体的大学生活不乏温馨，也不乏精彩，很多人兼职尝试经济独立。有个女生告诉我，2017年她一学期的生活费不到1000元，其中伙食费600多元。面向贫困生的档口菜很便宜，土豆丝、大头菜、豆腐可以换着买。毕业前，她用饭卡里攒下的助学金偿还了部分助学贷款。让她感到疼痛的不是贫困，而是学业上的差距，有些同学的专业课作品，她怎么努力也做不出来。

　　他们当中没有“成功人士”

　　但每个人都很了不起

　　梳理贫困生采访札记，我也看到了这二十几年间社会、学校对待贫困生的变化、进步。有位班长告诉我，当年班级评选贫困生，有个女生低着头走到前面，大概一分钟，什么话都没说，然后哇的一声哭了。同学投票，她的票数最多。当众诉苦互相比困，在2016年被教育部叫停。此后的贫困生评定开始尊重个体感受，公示内容不得涉及个人及家庭隐私。

　　以往信息闭塞，勤工俭学方式单一，想做家教得举着牌子到大街上推销自己。网络普及后，校内兼职QQ群、微信群的信息很多，贫困生更愿意选择与自己所学专业相关的兼职，为日后求职积攒履历。以往去大城市找工作的前期费用让很多人止步，老家附近的稳定工作是贫困生的首选，进入全媒体时代，贫困生的视野和格局正在逐渐打开，他们中的很多人愿意自主创业，选择自由职业。

　　贫困生这个群体毕业后过得怎么样？这是我最想知道的。他们求职顺利吗？工作怎么样？日子过得好不好？总体来说，他们背负着全家人的希望，背负着改变贫穷的义务和宿命。大学毕业并没有让他们鲤跃龙门，快速完成阶层跃迁，他们依然受制于贫困。没有人脉资源，没有名校光环，银行卡里余额不多，经常被当成三本院校毕业生，他们只能在一路泥泞中摸爬滚打，一点一滴地积累、攀爬，没有奇迹。

　　我把这群人的努力称之为“摸爬式努力”。有人卖过服装，在服装店门口大声吆喝；有人卖过保险，一个月没签一份保单；有人想考公务员、事业单位或者在编老师，屡战屡败，屡败屡战；有人在年会上准备抽奖，被同事叫停，因为她是临时工，抽奖没她的份。他们哭过，怨愤过，但没有退路，只能在泥泞中继续摸爬。几年或十几年后，他们终于带着一身泥浆爬出来，过上有别于父辈的更高质量的生活。

　　一对出身贫寒的情侣，大学毕业两年后贷款在农场买了房子，虽然只有60平方米，在顶楼七楼，但装修完的那天，女孩高兴得一塌糊涂，她告诉我：“我俩去新家，把屋里擦干净。他出去买东西，我在地板上打滚，阳光照在地板上，好像跟着我一起打滚，那感觉太幸福了。”

　　尽管生活还是很艰难，但很多贫困生毕业后便开始反哺家庭，甚至反哺社会。他们当中没有“成功人士”，但每个人都很了不起。教育能否改变命运？绥化学院的寒门学子给出回应：教育一直是改变个人命运、家庭命运甚至民族命运的最好投资！

　　写这本书，我还想试着为这个群体勾画一幅群像。他们来自欠发达地区的中小城市、农村、林场、农场，家里多子女、单亲或者有病人，部分人遭遇过校园欺凌，来绥化学院上大学，是很多人第一次坐火车，第一次出远门。他们自卑，敏感，朋友不多，坐在教室角落，很少主动跟老师互动，内心时常纠结。让他们纠结的可能是囊中羞涩，可能是自己的方言，可能是别人的某句话，可能是自己无法克服的紧张情绪。我还想告诉读者，他们的大学生活有哪些收获，毕业后过得怎么样，高等教育到底在多大程度上改变了他们的命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