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雍先生退休后出了三本书。具体地说，经一段时间酝酿之后，七年间三项成果：《考古杂俎》（2016，列入“天津市人民政府参事著述系列”）、《说说考古》（2017），最近一本《考古何为》，则是“天津市文史研究馆馆员著述系列”的新书目。

　　再而至于三，合计一百几十万字，均围绕“考古”给书冠名。三本书铺展一位考古学家的历程：头一本，几十年专业论文的汇总；其后，面向大众作科普，报纸副刊《案边脞语》百篇随笔的结集；新近出版的这一本，深耕理论探讨与方法研究，是在提高的基础上，探索普及的考古读物，兼记从业亲历，又含回忆过往的意味。书名“何为”──设问自答：考古学是什么？中国特色考古学是什么？

　　以多年研读与实践的积累来定义考古学，《考古何为》开篇即直面异说并存，做选择题：其一，考古学不是国学。为何不是？“国学”的说法，是相对于近代“西学”传入而提出的。其二，考古学不是金石学发展来的。其三，考古学是一门新学科，尽管中国宋代就已出现“考古”一词。19世纪末至20世纪初，一些出国留学生把“考古学”和“史前史”译介给国内学术界，梁启超将其引入中国古代史研究。发轫时期的中国考古，书中列举：1921年，河南渑池仰韶村；1923年，甘肃洮河流域；1926年，山西夏县西阴村；1927年，北京房山周口店；1928年，河南安阳小屯村……即便对于不曾从事考古的普通读者，这也是一些极具画面感的地名，比如将时光拉近六七十万年的北京猿人遗址，比如安阳殷墟刻着卜辞的甲骨。

　　致敬中国考古，与这番亮眼描述一同开启读者的阅读体验，还有书前扉页那行大字：献给中国考古学诞生100周年。

　　作者写道，古代遗址是田野考古的主要对象，遗迹、遗物包含在遗址之中。古代遗址是一定人群遗留下来的，具有时间、空间、功能、文化、社会等属性的特征。田野考古是考古者依据其知识储备、学术旨趣和研究取向，依靠技术手段与思维工具，揭露、认识、解释古代遗址的学术活动。

　　“古代遗存的年代是考古学研究的首要问题”。书中介绍，放射性碳素测年确定绝对年代，遗址、遗物比对推断相对年代。前者以科学技术方法测年。综合运用这一技术取得的数据，夏鼐《碳—14测定年代和中国史前考古学》做了一项里程碑意义的工作，排列出各地区新石器文化顺序及其绝对年代，建立起中国新石器文化绝对年代的时空框架，从而极大地促进了中国考古学的发展。然而，这一技术手段也有乏力的时候，比如应用于“夏商周断代工程”时的表现。碳—14测年技术尚处在精准度不断提高的过程中。接下来，书中讨论相对年代。这种断代法现仍在用，将来也还会使用，因为不是所有的考古遗迹都能得到含有碳—14的检测标本。相对年代是在遗址或遗物相互比较的基础上推断出来的，方法的缜密至关重要。来看如下举例：罐A与罐B是同时使用的器物，在F1里，罐A与钵1共存；在F2里，罐B与钵2共存，据此推断钵1与钵2是同时的。作者写道，“这样推导出的结果往往被认为是可信的，其实这个方法也应该检讨”。由此引出，在一个遗迹单位里，器物之间关系的三种情况，即组合、共存、伴生，以及这三种情况对于相对年代推断的意义。

　　较真求真，一就是一、二就是二，有时还不免追问为什么是一、是二。这样的治学精神，融合前人探索，《考古何为》抽丝剥茧般的讲述，便打开属于考古学的那一片深邃。搞考古的读者漫步其间，或少不了会心的、称许的眼睛一亮；而对考古学怀有好奇心的一般读者，迈过那道稍显挡脚的门槛，便会得到景随步移、梯次渐进的引导──“考古理论为：方法论、哲学；方法论为：考古年代学、地层断代法和考古层位学、类型断代法和考古类型学、考古阐释学；考古阐释学为：研究取向和研究模式”。流连其中，问津访求，正可了解几代人探索考古学及其理论、方法和技术本土化的不懈努力，一览考古学的中国历程、中国追求、中国特色。

　　学科的体系性思考，加上宽的眼界，丰富的个案研究，作者调侃这本书“是个大拼盘”。“大拼盘”使深度的学术探讨，有了话题充盈的厚度呈现。

　　受中国古迹遗址保护协会委托的一些考察，书中有所反映。广州“南越国遗迹”由官署遗址、南越王墓和木构水闸遗址组成，是在城市现代化建设中陆续发现的。作者考察的感想，当城市建设与遗产保护发生矛盾的时候，折中主义办法最容易被各方接受，而“南越国遗迹”所经历的保护，就是折中主义做法的结果。对贵州申遗项目“遵义海龙屯”现场考察，作者建议尽快通过考古工作获得对遗产区完整性的认知，并批评项目名称欠妥。《明史》《大清一统志》等文献均作“海龙囤”，当地规划部门公布地名作“海龙囤”。地名也是遗产，改“囤”为“屯”，损害了遗产的真实性。多篇得于古迹遗址考察的文字，为考古学与文化遗产保护这一时代课题，提供了生动的材料。

　　关于天津历史文化名城保护，作者从事考古发掘、文博文保及担任文史馆领导工作，亲身参与，一些有价值的见解、主张和材料可在书中读到。

　　历史文化溯源的成果，1998年举办“天津寻根”考古特展，撰写展览大纲，同年发表《天津人文的由来》。这以后，根据考古发现和研究，对天津历史作了“万千百”的概括，即10万年以来先民适应环境的人文历史，千年以来城市的形成发展历史，百年以来城市近代化和人民斗争的历史。书中言及双核城市与大沽历史文化街区保护。古代城市寺庙分为官方和民间两大系统，城隍庙、文庙、天妃（天后）宫属于官方系统，通常一座城市建一座。元代大直沽、小直沽分别建天妃宫，表明三岔口以下河东岸、西岸两个政治文化中心。明朝在天津卫城建城隍庙，清雍正时改为天津府城隍庙，并在大沽镇建城隍庙，表明天津在清前期已具双核城市的雏形，即以中心城市为主核、滨海城市为次核，“一条扁担挑两头”的城镇体系结构。因此，大沽历史城镇地区应适时纳入历史文化街区保护。

　　说到了马家店遗址，笔墨详尽。马家店位于天津红桥区故物场大街北端，作者称其是“甲骨文发现历史上的唯一坐标点”。光绪二十四年（1898），潍县古董商范寿轩来津贩物，在学者王襄家谈起河南出土有字骨版，在座书法家孟广慧认为是古代简策，催促其收购。转年即1899年，范寿轩如约再来，住宿马家店。王襄、孟广慧等人前去，鉴定骨版分为龟甲、兽骨，字出刀刻，并买下一些。发生在马家店的中国文化史上的大发现，多少年来却被1931年《华北日报》一篇短文信笔戏说的烟雾所遮掩。清除遮掩的同时，马家店遗址的寻找与保护也是历程艰辛。种种努力，当年的文字图像资料，收录书中。

　　《考古何为》编排，采用微信语句，是作者的巧妙创意。作者说，喜欢微信朋友圈讨论的氛围，仿佛找到在学校那种感觉。微信朋友圈话语，以楷体醒目格式排版，穿插全书章节间，如同纪录片里的现实桥段，增加了代入感和可读性，并对大段文字施以分隔，适应当下碎片化阅读。这些微信，同行间的来言去语，切磋琢磨，浸透着敬业与严谨，帮助读者了解成书过程，也勾勒出风采群体。微信一部分内容是大学同窗忆往，授课、实习，感念师恩，这又使读者感受考古人的情怀与文字间的温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