蔡元培：七辞北京大学校长

　　从1916年到1927年10年间，北洋政府总统换了多次，临时代行总统职权的也有3人，内阁总理更是换了20多人，而蔡元培却一直是北大校长。10年间，蔡元培七辞校长都没辞成。第一次辞职是1917年7月，因为张勋复辟的缘故；第二次是1918年5月，因为北大学生反对《中日共同防敌军事协定》到北洋政府请愿，蔡元培劝说不成；第三次是1919年5月，因为五四运动中北洋政府逮捕北大学生；第四次是1919年12月，因为北大教员不信任教育部，全部停止工作；第五次是1922年10月，北大学生因为讲义收费而闹事，蔡元培愤而辞职；第六次是1923年1月，曾在北大任教的教育总长罗文干含冤被捕，蔡元培为抗议而辞职，并出走欧洲，由蒋梦麟代理职务；第七次是1926年6月，蔡元培从欧洲回国后，再次提出辞职，仍没被批准。直到1927年张作霖改北大为京师大学校，蔡元培名义上的校长职务才被取消。

　　陶行知：开辟“第二课堂”

　　1939年7月，陶行知在重庆创办了育才学校，专门培养有特殊才能的儿童。由于学校刚建成时间不长，教室里还缺少大量的板凳，陶行知便请来一个木匠给学生们打凳子。他对木匠说：“我请你来学校，不光是做凳子，还希望你能教会这里的学生做凳子。当然，我会单独再付工钱给你。”

　　木匠听后有些为难地表示，他从来没有教过这么小的学生，担心自己教不好。陶行知安慰他道：“你先把我教会，等我学会后，我们俩人一起教学生做凳子。”之后的一个星期，陶行知除了给学生上课之外，将所有的课余时间都用在学习做凳子上。由于虚心好学，他很快就能熟练地做出一把款式不错的凳子。接下来几天，陶行知将全校的学生召集到操场上，教他们学习做凳子。

　　时间不长，学校里的许多学生都坐在了自己做的凳子上。除了做凳子外，学生们还做了一些木头玩具和简单的劳动工具。学生们出色的表现让家长们非常高兴，他们对陶行知的“第二课堂”非常赞赏。

　　华罗庚：培养人才甘为人梯

　　1949年，华罗庚辞去美国伊利诺依大学的教授职位后回到北京，开始担任清华大学数学系主任。当时，一位名叫陆启铿的年轻人刚从中山大学数学系毕业，华罗庚无意中从他的毕业论文中发现这个年轻人有数学天赋，便将其调到中国科学院数学研究所筹备处，担任实习研究员，并收对方为自己的关门弟子。

　　在教授陆启铿的过程中，华罗庚不但将自己的全部所学毫无保留地传授给了对方，甚至有一次，他还将自己苦心研究出来的数学成果全盘说给自己的学生听，这在当时是需要很大勇气才能做到的事情，然而，华罗庚对此却显得毫不在意。

　　一位朋友私底下劝华罗庚不要将自己的成果全部与对方分享，华罗庚坦然地说：“如果想要成为一名优秀的教师，除了将自己全部所学毫无保留地教授给学生外，更重要的是，你要学会培养超越自己的人，不怕对方超越自己。只有做到这一点，才能算得上是一名合格的教师。”

　　最终，在华罗庚的精心栽培下，陆启铿不仅成为国际一流数学家，还在多复变和数学物理领域做出了大量奠基性和开创性的工作，取得了国际瞩目的成就，而其中一些大的成就，甚至超过了他的老师华罗庚。

　　钱钟书：鼓励学生看电影

　　1938年，钱钟书来到西南联大担任外文系教授。当时，他给学生开设了三门课程：大一英文、文艺复兴时期的文学以及现代小说。在日常的教学中，钱钟书发现如果用中英文两种语言交叉为学生上课，大家的学习成绩并不理想。为了提高学生们的英语听力，钱钟书上课时便只说英文不说中文，而且要求大家也不要讲中文。除此之外，钱钟书还想到了另外一个提高大家英语水平的办法。

　　当时，昆明建成了好几家影剧院，常常播放欧美流行的原版片，看电影成为一项时髦的娱乐活动。一天，钱钟书忽然微笑着向大家提议：“以后大家在经济条件允许的情况下，可以多去影院看一些外国电影。”看到大家疑惑的眼神，钱钟书解释道：“看外国原版电影，也是提高英文水平的一种方式。不过，这可能要花掉大家一部分生活费。如果手头困难，尽可以来我这里借钱。”由于当时的电影票非常便宜，同学们大都能看得起，所以也没有人向钱钟书借过钱。

　　钱钟书还曾自掏腰包，请全班同学看过两场电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