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出生在咸水沽，却未能长在咸水沽。听父辈讲，咸水沽地处旧海河大湾之东南岸，属七十二沽之列，居天津卫与大沽口之间。据说，我们周家在清代也算得上大户人家。我的爷爷周景颐是个清末秀才，生有五个儿子，我父亲周汝昌排行老末，上面有四个哥哥，周祜昌是他的四哥，也即我的四伯父，我一直称呼他为“四大爷”。

　　父亲1952年携全家赴四川大学执教时，我才是个牙牙学语的孩童，迨1954年父亲调回北京时，我已经五六岁，有较强的记忆力了。那时我们住在东四牌楼十二条以北一个小小的四合院里，三间正房，又高又大。

　　没过多久，我的几位大爷就从老家陆续前来探望父亲了。一来是他们兄弟分离多年，前来聚聚；二来也是为了逛逛北京城。这几位伯父给我印象最深的，端属四大爷。

　　前面的几位大爷性格开朗，爱说带笑，喜欢游山玩水；而四大爷却和他们迥然不同，不仅性格、情性，甚至连言谈也大大不同。他内向，为人讷讷不能巧言，不善于讲话，更谈不上“口才”。平时他总是跟随着父亲，在一起嘀嘀咕咕的，很少理睬我们。那时我们只知玩耍，对他很陌生，印象中他和父亲不太像：很短的平头，个儿头略高于父亲，且比父亲壮实些。

　　我对四大爷的印象逐渐加深，应该是上世纪60年代以后的事了。那时我们已经搬到米市大街的无量大人胡同，毗邻王府井、东安市场，离北京火车站也很近。四大爷几乎每年暑假都来，大热的天，着一绸布衫，穿一双布口鞋，握一芭蕉扇，下了火车，直奔家来。他携一小包袱，里面裹着一摞书稿，操着浓郁的津南口音，慢条斯理、细声细语的，见面不顾劳累就和父亲唠叨上了。父亲说话时他总是眼巴巴地盯着父亲，仿佛怕漏掉什么似的，特别专注。有时谈到兴奋处，他会发出嘎嘎大笑，那声音着实令我们吃惊。父亲每天午休，剩他一人时，他则伏在桌上记录着什么。四大爷在我心中就是一个慈眉慈眼的善良人。

　　后来我渐渐得知，四大爷是一名业余中学的教师，所以常利用寒暑假来北京，与父亲共同研讨《红楼梦》里的那些事。他们常常联床夜语，剪灯清话，直到深宵也不知疲倦。有时累了，他们二人就直奔附近的中国书店，边走边聊，似乎有说不完的话头。闲暇时，他们同访西山曹雪芹的足迹，同寻敦敏槐园残痕，同游西山樱桃沟，同入石虎胡同右翼宗学，同绕什刹海恭王旧府……凡与曹雪芹相关之地，都留下了他们二人的踪影。

　　父亲与四大爷相知相契，感情融洽，过于一般手足之情。1947年，父亲重新考入燕京大学后即奔赴燕园续学，而不善应世的四大爷却放弃了塘沽新港小职员的生涯，在家赋闲，二人不得不分离，这使四大爷十分地惆怅、寂寞、孤独，自此他与父亲的鱼雁往还就成了他唯一的“精神生活”。四大爷写信述说自己在家的苦闷，父亲回信则是倾思乡之情、念棠棣之切，二人常以苏轼、苏辙为喻，是因为苏子由与其兄东坡感情最笃。父亲在燕园写过一首“丁亥中秋与笃庵（周祜昌之号）”的绝句，最为得味。那燕园的美丽如画，中秋的皓月思人，弟盼兄来鸿的急切心情，一一流露。诗曰：

　　绿柳长垂掩画楼，凉宵吟澈是中秋。

　　悬知明日邮亭路，定有佳篇寄子由。

　　一日，四大爷偶然拿到一本亚东图书馆排印的《红楼梦》和《新月》月刊所载胡适先生的考证文字，看到胡适引用的都是敦城的诗词，而敦敏的《懋斋诗钞》却遍求不得，就写信给父亲，让父亲在学校查觅此书。不想父亲直入图书馆，一索而得，便写了一篇文章发表，引起胡适先生的注意。父亲也由此走上了研红之路。

　　1948年夏末，父亲向胡适先生借得珍贵的《脂砚斋重评石头记》，一见“甲戌本”父亲就惊住了，说这与流行的《程甲》《程乙》太不一样了！暑假带回家里，四大爷当机立断，用了两月时光为这个纸张黄脆的古本录出副本，他还给自己起了个“营缮郎”的别号，不想这个“营缮郎”一干可就是几十年。1953年父亲出版的《红楼梦新证》，其30万言的文稿，就是四大爷一手誊录的。那时父亲和四大爷立志要精核整订出一部接近曹雪芹原著真手笔的好版本，开始了“集本校勘”大汇校，可以说，此一愿望缠绕了四大爷的一生。

　　自从抄录了“甲戌本”副本，使用起来可就大为方便了。二人把个副本几乎翻烂，对款式、脂批、跋语有了很多新认识。四大爷写完《序》又写了一篇《红夏抄书记》，还分别赋诗留念。1948年10月中旬，四大爷给父亲的信中有一条附语，说他发现《东方杂志》“中国美术号”上王维朴的《东武王氏商盉堂金石丛话》里提到刘铨福……父亲马上回信说：“刘子重一名之发现，甚可贵，望再详录原文之来源……且将以举示胡适之先生……”父亲把这个小线索写信告诉胡适先生，说：“刘铨福这个人很重要……在《红楼梦》版本史上他是不朽的人物。由他的跋语看来，此人情致不俗，眼光正确，我很想找出他的事迹来。”不久父亲写出了《刘铨福考》，结尾处父亲写道：“《甲戌本》后面的濮氏兄弟的跋，则写明是在半亩园所记……我疑心并假设：《甲戌本》很可能是崇氏的东西，后来归入刘铨福手的。”

　　这个濮氏兄弟就是《甲戌本》后第一条写跋语者，其跋语是这样写的：“红楼梦虽小说，然曲而达，微而显，颇得史家法。余向读世所刊本，辄逆以己意，恨不得起作者一谭。睹此册，私幸予言之不谬也。子重其宝之。青士、椿馀同观于半亩园并识，乙丑孟秋。”至10月底，父亲又写出了《青士椿馀考》，结论是：青士、椿馀和大兴刘子重，都是当时半亩园中“不俗之客”。他们同赏脂本，一定也曾大谈《红楼梦》，令人遥想其风趣。父亲半开玩笑地说：因为他们一时好事，留下几个字，却也成了我们今日考证的对象。他们当时万想不到，既留题记，又嘱“子重其宝之”，足见谆谆珍重之意。现在度君（即四伯父）和我也是兄弟同赏此书，蒙适之先生允抄副本，谆谆之意，又十倍过之，前后相映，也大似一段“佳话”，且待他年别人再考证我们二人吧！

　　1965年寒假，四大爷又来了，仍旧是携一包袱，而里面的书稿已经变成了一大摞。他从事的校勘汇为稿本已将近六十回，离八十回不远了，他和父亲满怀欣喜，心中充满着无限的期待与喜悦。待四大爷走后，父亲顿如离群之雁，踽踽凉凉，倍感寂寞，总要赋诗寄给他，满纸的怀念之音。四大爷也三五日必有信来，从无间断。一次，四大爷于信中提到，近患重感冒咳嗽甚剧，父亲遥念不释，即作诗相慰：

　　每读东坡诗，情与子由重。恻然知其故，使我肺肝动。

　　悠悠潞河水，书鱼溯时纵。只身念老兄，寒嗽畏风冻。

　　室家未解谅，孥幼岂为痛。雪钞并百勤，大业异闲弄。

　　念此感激深，而我何所贡？梅枝胎暗馨，春阳已骖鞚。

　　不知旬月遥，守岁复能共？绛腊照京宵，红灯献芹奉。

　　持此愧空函，清词或引梦。

　　四大爷读后深为感动，回信说：“余阅之，老泪纵横矣！”二十年后，四大爷尚能默记如流，云：花笺腴墨，爱之不忍释手，不啻手足深情之一小结也。

　　不想，这种“冷淡生涯”的日子很快被打破。四大爷遭遇了人生最大灾难──他的“大汇校”工作被当做一件特大政治案件，几个部门联合行动，三抄其家，所有书籍手稿、巨册零笺，片纸无遗，最后“扫地出门”……这个打击是太大了。父亲和四大爷二人都曾被关进“牛棚”，形势异常严峻。

　　“几番浩劫邪欺正，百世沉冤绿转黄。”当形势好转，四大爷在抄家书物始终未能落实政策的困难条件下，重拾旧业，一切从头再来，誓为真红楼而奋斗下去。上世纪80年代中期，四大爷成为津南区咸水沽政协委员，这是他一生中最幸福、最愉悦，也最奋力的一段美好时光。

　　我最后一次见到四大爷，还是在1992年的秋天。我陪父亲赴津参加“南开人书画展”开幕式，刚一结束即奔赴咸水沽，看望生病的四大爷。那时他一切尚好，只是行动不甚灵便。突然的会面，令他十分激动，扶着墙角，面带微笑，然而话语无多。临分别我嘱咐他老人家多保重，书稿的事放心由我来试试看。他拉着我的手说：“我要是身边有你这么一个闺女该多好啊！”我深知他的苦楚、他的无奈和对书稿的挂牵。不想来年的二月，四大爷便撒手人寰，永远地离开了亲人，离开了他心心挂念的“石头记大汇校”。父亲得知消息，悲痛万分，彻夜未眠。四大爷的后半生，可说就是为了《石头记会真》一书而奋斗到底的。这一部工程之浩大，之艰辛，实难表述。仅他一手抄写的文字已逾千万，这是—个常人万难荷担的沉重担子，而他竟以那八旬之弱躯，一力完成了这项巨业！

　　还记得1991年的夏天，四大爷来北京与父亲最后一次通力协作《石头记会真》至27回，当时他们已至古稀之年，只能用“读听”方式合作定稿。两位老人在酷暑里奋力拼搏，那情景至今令我难忘，令人落泪！四大爷去世后，最后的工作只好由父亲携我黾为艰辛地完成。2004年，《石头记会真》这一大工程终于完成，遗憾的是四大爷没能在生前见到他一生付出心血的结晶，而我也因此与四大爷结下了一段文字因缘。